美洲西班牙语诗歌

美洲西班牙语诗歌源于西班牙和意大利文艺复兴古典传统。最早的美洲西班牙语诗歌是西班牙作者为西班牙读者而写的。这些西班牙诗人不过是采用美洲异国风光作为背景，以吸引欧洲读者而已。后来，一些侨居美洲的西班牙士兵诗人，在他们最初的作品中，表露了他们对新大陆的热爱与忠诚之情。后来，他们又进一步创作描述征服美洲的史诗。他们的史诗作品所体现的已不再完全是欧洲人的社会意识，而是一种在征服美洲战争经历中所产生的人文主义社会意识。这些士兵诗人自然不可能完全遵循意大利诗歌的模式去创作其史诗作品。写实是这类诗作的一个共同特征。诗人本人就是现实战争的参加者与见证人。他们曾与印第安人作战，也曾与他们自己的盟友作战，因此，他们无须去虚构故事。他们的诗歌，有些是为了赢得皇家赞誉，有些是为了有助于某位善良的上司的事业，有些则是为了攻击个人的仇敌。他们所写的人物都是十分真实的。他们的诗作中很少出现女主人公，也很少有男女恋爱的浪漫情节;偶尔出现，也是为了减除长篇叙说的单调乏味。这类诗歌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诗人深受印第安人自我牺牲精神的感动，同时也因他们自身遭受殖民统治阶级的剥削，所以在其诗作中赞美了他们与之作战的印第安人。他们把印第安人描绘成为被具有罪恶野心的西方文明迫至绝路的一批思想纯洁、道德高尚的人，从而把他们的这种美好的形象呈现给16世纪和17世纪的欧洲读者。他们对美洲印第安人的描写，为18世纪法国哲学家对原始人类理想化的阐述提供了基础。这些士兵诗人中最杰出的代表是阿隆索·德·埃尔西亚(1533—1594)。

16世纪和17世纪的美洲西班牙史诗，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史诗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同。埃尔西亚的史诗就很有独创性。他的史诗没有个人的英雄;他歌颂的是一个新的民族的诞生。他赞美人民——包括西班牙人民和美洲的人民。他花费了大量的篇幅叙述自己的冒险经历。他创作的旨趣并非在于纯艺术，而着重于政治性和社会性。但从纯文学观点看，埃尔西亚的史诗综合了原始史诗的直接写实主义与意大利传奇诗的艺术特征。埃尔西亚的杰作《阿劳科人》分为三部，分别出版于1569、1578和1589三年。他有一批追随者，模仿他的风格创作。其中有一位著名诗人佩德罗·奥尼亚(1570—1643)，至今仍受到文学批评界的重视。奥尼亚是智利人，他的诗作《阿劳科驯马人》出版于1596年。他的另一部作品《马绍罗》更富于抒情色彩，至今深受读者喜爱。

在西班牙人征服美洲的斗争中，还有另外一类“士兵”——传教士。他们像身着盔甲、手持刀剑的士兵一样英勇无畏。在西方文明同化美洲印第安人的过程中，十字架和刀剑同样发挥了作用。但是，教士诗人不直接参加战争，所以他们所写的宗教诗歌皆采用选自中世纪与古代文化的主题。这类宗教诗歌中最著名的史诗作品，是弗拉伊·迪埃戈·德·奥赫达(约1570—1615)的《基督徒》以及贝尔纳尔多·德·巴尔布韦纳(1561—1627)的《贝尔纳尔多或隆塞斯瓦列斯的胜利》(1624)。奥赫达是西班牙安达卢西亚人，后迁居秘鲁的利马并卒于利马，巴尔布韦纳则侨居墨西哥。由于埃尔西亚的诗作盛行于美洲西班牙殖民地，这些宗教史诗备受冷落，鲜为人知。教士诗人们退居寺院之中，研究古典文化，琢磨修辞文采，终于导致了美洲西班牙语巴罗克诗歌的产生。他们师法西班牙夸饰主义大师贡戈拉的华丽文风，大量采用拉丁、希腊句式来表现深邃的思想，并相互竞赛。反映这类竞赛的作品有卡尔洛斯·德·西希奎恩萨·伊·贡戈拉(1645—1700)的《纯真的胜利》。秘鲁作家胡安·德·埃斯皮诺萨·梅德拉诺(1632—1688)的《为路易斯·德·贡戈拉辩护》一文表明了这位伟大的西班牙“夸饰主义”大师在美洲西班牙语巴罗克派诗人中的主导影响。这一时期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就是美洲西班牙语巴罗克派诗人的诗作，都带有贡戈拉的风格色彩。这些诗人认识到贡戈拉的修辞文采扑朔迷离，旨在创造一种独特的诗歌语言，并借此创造一个有别于古典写实主义原则的、更有魅力的奇幻意境。贡戈拉实为今日抽象派的先师。然而，他的美洲西班牙语巴罗克派追随者，一般都未能得其真谛。惟一的例外是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卢斯(1648—1695)。这位墨西哥修女曾使用各种体裁进行文学创作，但她无论选择哪种类型，都能出类拔萃。她写过喜剧、宗教剧等各类剧本。她的自传体作品《答菲洛特娅·德·拉·克卢斯修女》(1691)富于独立思考与精辟辩论，至今仍被视为一篇西班牙语范文。她也写作民歌色彩的诗歌。她的民谣体作品属于西班牙语文学史上最优美动人的抒情诗之列。她的《初梦》堪与西班牙伟大的优雅派诗人贡戈拉和卡尔德隆的佳作媲美。她的这篇名作还阐释了人的潜意识世界;其中所运用的意象与迷人的诗歌结构与今日超现实主义的精美诗作相比，也毫不逊色。

她的爱情诗充满了对人类这种美妙感情的深刻理解与珍视，以致令许多批评家怀疑，像她这样一位感情丰富而深刻的女性，怎么会看破红尘而选择了与世隔绝的修女生涯。从她的下述这首十四行诗中，读者便可领略其爱情诗作的精美，也可理解诗歌批评家为什么将她的诗作与洛佩·德·维加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相提并论：

爱情开始是那般的令人激动，

热烈、焦虑，熬过多少不眠的钟头;

接着便险象横生，令人恐惧，

无奈暗自哭泣，惟作苦苦哀求。



时时面对冷漠无情，

爱情却仍在不忠的冰层下切切求生，

直至嫉妒或伤害发生，

爱之火终归浸灭于泪之津。



这就是爱情的开始、历程与终结：

阿尔西诺，为什么爱情竟如此苦涩，

曾爱过你的塞莉亚竟离你而去?



难道因此你感到悲伤与悔恨?

不，我的阿尔西诺，爱情并没有欺骗你，

这只是爱情的寻常经历。

美洲西班牙语巴罗克诗歌犹如温室中的花朵，在人为的条件下生长，也在人为的条件下凋零。但在寺院和学府的围墙之外有着更为广阔的天地，逐渐出现了一类新的诗歌——粗犷的山地之歌、草原之歌、河上之歌与海上之歌。这类新的诗歌是西班牙民谣在美洲大地上的衍生之作。西班牙征服者把古老的西班牙民谣带到美洲，当做格言，口头流传，用以述说他们在新大陆的经历。据历史记载，埃尔南·科尔特斯就是这样一位善于引用西班牙民谣解说事理的名家。经过长期的口头流传，这些古老的西班牙民谣在新大陆便发生了各色各样的改变，终于成为表现美洲西班牙人精神的作品。美洲西班牙人从丰富的古西班牙民谣中选取了适合于他们意趣的作品，并对之加以修改，增添了他们丰富的想象色彩。他们多次修改了夏尔马涅、熙德、拉拉之子、孔德·阿拉尔科斯和胡安·德·奥斯特里亚等传说，讲述了绿林好汉的故事，又新编了许多勇敢的强盗反抗西班牙领主和豪富欺压的传奇。由此而诞生了所谓的“高乔诗歌”。高乔诗歌始于15世纪西班牙征服者到达美洲之时，历经殖民时代，一直到19世纪后半叶发展到巅峰。

19世纪初期，在法国百科全书派的自由主义哲学深刻影响下，美洲西班牙诗人创作了许多歌颂美国独立战争的诗歌。他们的诗表现了崇高的思想，然而艺术性不高。其中最著名者有阿根廷的比森特·洛佩斯(1815—1903)、智利的卡米洛·恩里克斯(1769—约1824)以及墨西哥的安德雷斯·金塔纳·卢(1787—1851)与阿纳斯塔西奥·德·奥乔亚(1783—1833)。

有机会在法国、西班牙和英国学习的美洲西班牙富家子弟，吸收了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政治思想与文学思潮。一批在巴黎与伦敦策划推翻西班牙统治的政治流亡者，也与这些学生聚合在一起。拿破仑人侵西班牙最终导致了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的政治独立。随着这些殖民地建立了各个新的共和国，这些侨居欧洲的政治流亡者和学生均纷纷返回美洲。在美洲西班牙语区，浪漫主义未经任何运动便生根开花了。诗人们所写的诗作自然而然属于浪漫主义风格。古巴诗人何塞·马里亚·埃雷迪亚(1803—1839)所受的教育是新古典主义优秀传统。然而，正是他创作了西班牙语诗歌史上的第一首浪漫主义诗歌——《在乔卢拉的神坛》(1820)，比在西班牙本土浪漫主义的兴起足足早了十年。他的诗作主题涉及对墨西哥风光的赞美和人类的堕落、死亡等。诗人致力于表现理想的美。然而他的诗作却略输文采，充斥了忧郁失望的情绪和神秘莫测的气氛。他的另一首作品《尼亚加拉瀑布颂歌》，是他的最佳诗篇。他在诗中以遒劲、超逸的笔法描绘了大瀑布的壮观;他以神奇巧妙的技法融合了自然的景物与个人的感情——诗人的孤独之感、思乡之苦与对上帝的祈求，从而使这篇诗歌成为美洲西班牙语浪漫主义最佳诗作的真正范例。另外两位诗人——何塞·华金·奥尔梅多(1780—1874)和安德雷斯·贝略(1781—1865)，对浪漫主义在美洲西班牙语地区的传播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奥尔梅多生于厄瓜多尔，诗作有《赞胡宁的胜利》。贝略是委内瑞拉杰出的人文主义者。虽然对他的诗歌《致热带农艺地区颂歌》在艺术上应作何评价尚有异议，但其内容的确表现了鲜明的美洲生活主题与美洲西班牙人的思想情趣。以上两位诗人的作品在形式方面虽然都恪守古典主义成规，然而他们所饱含的思想感情——对祖国的爱，对美洲山川美景的深情赞美，对美洲英雄人物的热烈讴歌，以及对一些印第安词语的大胆借用，却超越了古典修辞的局限，而明显地表现出浪漫主义的特色。

美洲西班牙语浪漫主义文学在19世纪后半叶达到了繁荣时期。当时有一批杰出的西班牙诗人为寻求财富与名誉而来到了美洲，这也增强了美洲西班牙浪漫主义诗人的队伍。在这些新来的诗人中，影响最大的两位是何塞·华金·德·莫拉(1783—1864)和何塞·索里利亚。莫拉曾在智利当过教师，在美洲广泛旅行后，返归西班牙。索里亚也曾在墨西哥生活过一段时间。

也许是因为浪漫主义传入美洲西班牙语地区较晚，许多采用浪漫主义方式进行创作的重要诗人却始终否认他们属于浪漫主义流派。他们认为浪漫主义是欧洲一种过时了的文学流派。他们知道，当时的法国诗歌已经开始变革，正朝着此后不久出现的高蹈派与象征主义过渡。当时在拉丁美洲曾发生了一场有趣的论战。论战的一方是贝诺及其智利的追随者，另一方是阿根廷的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及其追随者。双方论争的题目是：创造一种真正属于美洲的文学风格的必要性。贝诺被视为古典主义者，而萨米恩托则被看做浪漫主义的辩护者。然而实际上，贝诺作为诗人与翻译家曾为拉丁美洲浪漫主义的兴起发挥过重大的作用，而萨米恩托却曾经多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尖刻地嘲讽过浪漫主义。不过这场论战的结果却是殊途同归——双方都认为必须塑造一种能够创造性地反映新大陆生活的新诗歌，一种能够激励新大陆的人民去创造新文明的、崭新有力的文学表现形式。诚然，双方自有不同的出发点。贝略持折衷观点，主张对古典传统与现代成就的优点兼收并蓄;他尤其笃信西班牙诗歌崇尚天才的传统。萨米恩托则认为西班牙诗歌传统已经过时，美洲西班牙人应切断与西班牙诗歌传统的一切联系，而吸收法国诗歌的新鲜经验与活力。

年轻的诗人，不论是追随贝略还是支持萨米恩托，都竞相仿效一批基调惊人相似的著名诗家——索里利亚、埃斯普隆塞达、夏多布里昂、拉马丁、雨果等。美洲西班牙语诗人对资产阶级社会十分不满，反对暴君统治。他们虽然流亡国外，却又情系故土。他们满腹悲苦，痛感失落。他们讴歌希腊、波兰与墨西哥争取独立的斗争。他们因不满现实，甚至缅怀中世纪，追溯印第安人丰富多彩的历史。他们把自己的忧愁比喻做无涯大海、昏暗天光。他们写作传统故事与历史戏剧。他们的创作总的看来属于浪漫主义。在这批诗人中，著名的有：古巴的加布里埃尔·德·拉·孔塞普里翁·巴尔德斯(1809—1844，又名普拉西多·埃尔·穆拉托)。阿根廷的何塞·马尔莫尔(1817—1871)，一位因抨击独裁者罗萨斯而赢得了人民钦佩的诗人;埃斯特班·埃切维里亚(1805—1851);拉斐尔·奥布利加多(1851—1920);奥莱加里奥·安德拉德(1839—1882)。智利的吉列尔莫·布莱斯特·加纳(1829—1905)。秘鲁的卡洛斯·奥古斯托·萨拉维里(1831—1890);马努埃尔·贡萨莱斯·普拉达(1848—1918)。墨西哥的马鲁埃尔·阿库尼亚(1849—1873);胡安·德·迪奥斯·佩萨(1852—1910)。乌拉圭的胡安·索里利亚·德·圣马丁(1855—1931)，其长诗《塔瓦雷》(1888)是美洲西班牙语区浪漫主义运动的里程碑之一。

浪漫主义的热潮终于逐渐消退，诗人们越来越多地注重文采修饰与结构的精密。流亡国外的作家们不再为他们的祖国悲泣，而开始喜爱他们的侨居地，并写作优雅的诗篇歌颂那里的生活。然而，他们内心的矛盾无以解脱，致使许多人消极悲观，甚至绝望自杀。一些诗歌批评家又称这些诗人为“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其中最著名的两位是古巴诗人胡利安·德尔·卡萨尔(1863—1893)和哥伦比亚诗人何塞·阿松西翁·西尔瓦(1865—1896)。卡萨尔创作了西班牙语诗歌中一些最感伤的诗篇。西尔瓦则堪称美洲西班牙语诗歌史上最伟大的抒情诗人。这些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们与其他诗人的区别，主要在于他们的诗作细致精美。具有象征主义与高蹈派特征，他们的哀怨诗短小精致，而其他诗人之作则如江河奔流，滔滔不绝。他们的诗作一般不涉及历史事件，只有少数诗篇抨击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帝国主义扩张行径。他们对现实社会不满，但不与之对抗，而采取逃避主义态度，甚至以自杀的方式了却矛盾。他们之中最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诗人是古巴著名的独立运动先驱何塞·马蒂(1853—1895)，而他的诗作的现代主义风格色彩却是最为淡薄的。总之，这一代诗人越讲究诗作的精美与艺术，他们与浪漫主义风格的距离就越大。在这个方面，墨西哥诗人萨尔瓦多·迪亚斯·米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米隆的山水诗基本上属于古典主义风格，他的爱情诗却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然而他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极力追求用词的新颖与独创，反复进行诗作的艺术修饰。因此，米隆备受后来的现代主义诗歌大师鲁文·达里奥的赞颂。另一位诗人——墨西哥的马努埃尔·古铁雷斯·纳赫拉(1850—1895)，则是因为他的突出的象征主义风格而被视为“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

许多文学批评家所谓的美洲西班牙语地区的现代主义诗歌，实际上就是指鲁文·达里奥(1867—1916)及其追随者的创作。这是一场短暂的文学运动，由达里奥肇始，也随达里奥的谢世而终结。

达里奥生于尼加拉瓜，年轻时他离开祖国，先后在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智利等国侨居。在智利时，他接触到了法国象征主义的作品。在法国作品的深刻影响下，他创作出版了一部诗文集《蓝》(1888)。这部诗文集一出版就轰动了拉丁美洲。他后来的作品进一步表现了他的杰出诗才。他的诗集《亵读的散文》(1896)、《生命与希望之歌》(1905)和《流浪之歌》(1907)等遂成为新诗人学习的“圣经”，他本人也被尊为诗坛泰斗而管领一代诗风。数以百计的美洲西班牙人追随其后，汇成了一股现代主义(或称“鲁文主义”)诗潮，一直延续到1920年左右。美洲西班牙语现代主义诗歌的主要特点是深受法国高蹈派与象征主义的影响。这一诗潮最初的表现是逃避现实——对异国生活的描写成为其主要的特征之一，后来则转向美洲，吸收了惠特曼的美国风格的影响。这一诗潮受高蹈派的影响，极力追求诗歌的形式美。这一诗潮亦受象征主义影响，努力采用间接的象征喻示来替代直接的感情抒发，喜欢表现纯粹的狂想，并对人类的堕落与罪恶采取玩世不恭的好奇态度。这一诗潮还受贡戈拉(夸饰)主义的影响而喜爱创造精致而美妙的意象。鲁文·达里奥将这些不同色彩的流派影响巧妙地熔于一炉，创造出了神奇的美洲西班牙语现代主义诗歌。达里奥使人们相信，一种新的文明在拉丁美洲诞生了。然而人们今天认识到：达里奥所创造的“新文明”只是欧洲(主要是法国和意大利)旧文化移植到拉丁美洲所开放的新花。达里奥去世之后，现代主义便像一团金色的尘埃，被我们时代的物质主义劲风吹散了。

鲁文·达里奥的追随者中取得出色成就的有：阿根廷的利奥波尔多·卢贡内斯(1874—1938)和利奥波尔多·迪亚斯(1862—1947)。迪亚斯是一位杰出的十四行诗作者。卢贡内斯则是一位文词雄辩的诗人，他的《金山》(1897)、《花园的黎明》(1905)等诗作融合了19世纪的各种主要的文学流派，令人惊叹不已。墨西哥的阿马多·内尔沃(1870—1919)是一位修养有素、温良可亲、笃信宗教的浪漫主义诗人，也是西班牙语诗歌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作品有《亢进》(1917)、《充分》(1918)与《宁静》(1914)等。路易斯·G·乌尔比纳(1868—1934)是一位多愁善感、擅长反讽且富有独创性的诗人。在当时，他的诗作被认为有些“散文化”。他的作品有《弥留之际的灯光》(1914)、《庸生综录》(1916)等。

委内瑞拉的卢菲诺·布兰科·丰博纳(1874—1944)是一位才华横溢、热衷时尚的诗人，作品有《抒情小歌剧》(1904)及《不幸的爱情之歌》(1918)。

乌拉圭的胡利奥·埃雷拉·伊·雷西格(1875—1910)是继达里奥之后最伟大的现代主义诗人，也是巴罗克诗歌的真正代表。他潜心于创造一种集贡戈拉主义、象征主义和高蹈派之精华于一体的诗歌语言。他是美洲西班牙语诗歌19世纪与20世纪这两个时期之间的真正纽带。

玻利维亚的里卡多·海梅·弗雷雷(1868—1933)是一位诗歌艺术大师，他描写异国生活的诗歌非常精美，主要作品有《蛮荒的源泉》(1899)和《生活就是梦》(1917)等。

哥伦比亚的基列尔莫·巴伦西亚(1872—1943)是一位富有画意的诗人。在那个强调色彩绚丽的夸饰风格流行的时代，他的诗作却以高雅清逸的古典主义风格而独树一帜，流芳百世，其代表作有《典礼》(1898)等。

秘鲁的何塞·桑托斯·乔卡诺(1875—1934)是一位风格激越的诗人，自称为“美洲土生土长的野蛮歌手”，其名作有《原始森林》(1901)和《美洲魂》(1906)等。

达里奥的追随者还有智利的马努埃尔·马加利亚内斯·莫雷(1878—1924)和卡洛斯·贝利斯(1879—1908)。

更加年轻的一批诗人虽已不属于达里奥的现代派，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受现代主义的影响。虽然其中也有一些出类拔萃者，表现出自己的独特风格，但是总的说来，这批诗人代表了“失落的一代”。他们当中的知名者有：乌拉圭的阿尔瓦罗·阿尔曼多·巴塞乌尔(生于1878)和萨巴特·埃尔卡斯蒂(生于1887);智利的安赫尔·克卢查加·桑塔·马里亚(生于1893)、胡安·古斯曼·克卢查加(生于1896)和达尼埃尔·德·拉·维加(生于1892年);墨西哥的R·洛佩斯·贝拉尔德(1888—1921)、胡安·何塞·塔布拉达(1871—1945)、E·贡萨莱斯·马丁内斯(1871—1952)、J·托雷斯—波德特(生于1902年)及阿方索·雷耶斯(1889—1959);哥伦比亚的波尔菲里奥·巴尔巴·哈科勃(1883—1942);巴拿马的里卡多·米罗(1883—1940);危地马拉的R·阿雷瓦洛·马丁内斯(生于1884年);哥斯达黎加的R·布雷内斯·梅森(1874—1947);波多黎各的L·洛伦斯(1878—1944);另外，还有四位美洲西班牙语地区的现代女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胡安娜·德·伊瓦武鲁、阿方西娜·斯托尔尼和德尔米拉·阿古斯蒂尼。

继现代主义之后，美洲西班牙语的当代诗歌开始兴起。在当代诗派成熟的过程中，法国当代诗歌的影响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达达主义的影响消除了达里奥后继者的怀旧颓废主义。超现实主义与创造主义的美学观点促成了美洲西班牙语当代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决裂。美洲西班牙语当代诗歌的形成可归结于三个主要因素的作用：(1)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德尔米拉·阿古斯蒂尼、阿方西娜·斯托尔尼以及胡安娜·德·伊瓦武鲁这四位女诗人的个人作用;(2)对达里奥现代主义的否定;(3)由巴勃罗·聂鲁达领导的现实主义的复兴。上述四位女诗人促成了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社会革命——为争取美洲西班牙语国家妇女的社会与心理解放的革命。智利女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889—1957)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她成为一场为争取儿童福利、妇女权利以及保障印第安人与黑人合法权益运动的旗帜。1945年9月因为她那富于强烈情感的抒情诗歌，使她的名字成为整个拉丁美洲的理想的象征，并因此成为拉丁美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她的诗作充满了对贫苦的人们与被社会遗弃者的同情与支持，也讴歌了母性的真情与伟大。对于美洲西班牙语文学的学者来说，她的伟大不仅仅表现为她的仁慈精神，而且还表现于她的诗歌艺术成就。她的《孤寂》(1922)、《有刺的树》(1938)及《葡萄压榨机》(1954)等主要作品，充分体现了她的独特风格。她的诗歌语言具有直接、有力与写实的特征，兼有《圣经》式的宗教诗文和奇特的民间词语，因而与现代主义诗歌的陈腐夸饰风格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另一位女诗人德尔米拉·阿古斯蒂尼(1886—1914)是乌拉圭人。她15岁时便开始写作;但是英才薄命，她在婚后的第二年，便被丈夫所杀，年仅28岁。她的诗歌以浓重的笔墨描写死亡、爱情、男性之美，甚至直接描述性爱的刺激。因此，批评家们称她的这类诗作大胆而真实，表现了一个青春女性的思想感情。她的诗集出版后，达里奥及其追随者深感惊讶，意识到智利出了一位了不起的新诗人。阿古斯蒂尼的作品渗透了人情;她所表现的强烈感情丝毫没有矫揉造作的痕迹。她的创作风格真实，她笔下的人物裸露胴体，和谐而自然，具有古典主义的超逸特色和巴罗克的精美特征。就思想深度而论，她的作品超过了达里奥的作品。

阿方西娜·斯托尔尼(1892—1938)是阿根廷的女诗人，但她也和阿古斯蒂尼一样，不幸夭折，不过她是因不堪生活的孤独与贫困而自杀身亡的。她在诗作中也喜欢使用有关性的暗喻，但她的作品在修辞上的功力却不及阿古斯蒂尼，缺乏后者诗作中那种自然的美感。此外，在结构上，她的诗作在经历震撼人心的悲剧高潮之后，便一落千丈，以一种令人困惑而又显得平淡、悲伤，甚至是厌世的失败主义结局。

胡安娜·德·伊瓦武鲁(生于1895年)，也是乌拉圭的一位女诗人，一生比较幸运。她的诗作主要是讴歌伟大的母性与美妙的青春。她是美洲西班牙妇女诗歌革命时期的最后一位女诗人。

1920年前后的美洲西班牙语诗坛兴起了一股反对达里奥夸饰主义的浪潮。墨西哥的“尖锐派”、阿尔曼多·巴塞乌尔及萨瓦特·埃尔卡斯蒂的“惠特曼主义”、维森特·维多夫罗的“创造主义”，以及阿根廷的豪尔赫·哈科勃的“故土主义”等新诗派领导了反对现代主义的斗争。除了“惠特曼”派以外，这些新诗派都是采用一种程式替代另一种程式。在描写自然方面，他们摒弃了客观的，即表现主义的方法。他们不循韵式，有时候甚至也不用标点符号。他们创造了一种新的“逃避主义”——逃避具体世界而进入抽象世界。这些诗人中的佼佼者是智利的维森特·维多夫罗(1893—1948)。在智利，他有一批富有才华的追随者，如罗萨梅尔·德尔·巴列(生于1900年)、温贝托·迪亚斯·卡萨努埃瓦(生于1908年)、胡文西奥·巴列(生于1907年)等。

20世纪30年代，另一位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领导了一场反对抽象诗歌的斗争。他的成名作是富有象征色彩的《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1924)。从他发表这部优美的诗集开始，他深思熟虑地逐渐摧毁一切被现代主义视为神圣的东西。在他的长篇巨制《地球上的居所》(1925—1935)中，他对美洲西班牙人的精神做了空前深刻而广泛的揭示：他们的恐惧与迷信，他们因受宗教诲谕及印第安先民传统毁灭的影响而产生的自疚感，他们因生活于一种他们所不熟悉、不理解、不喜欢的社会文明制度中而产生的孤独感，他们因置身于莽莽丛林、浩瀚海洋、层峦叠嶂的包围之中而产生的恐怖感以及他们因受残酷剥削、饥饿贫病而产生的颓废堕落等。《地球上的居所》是现代广大美洲西班牙人的心理状态、社会感觉的真实反映。聂鲁达最重要的诗作是《诗歌总集》(1950)。这是一部美洲西班牙人的伟大史诗，歌颂祖国，赞美美洲西班牙语地区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及水手、鞋匠、渔民、矿工等劳动者，揭露独裁统治者，全书共有15部分。他的作品还有：《葡萄和风》(1954)、《要素之歌》(1954)、《一百首爱情十四行诗》(1957)、《航海与归程》(1959)、《英雄事业的赞歌》(1960)等。1971年聂鲁达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他逝世后发表的遗作有回忆录《我承认，我生活过》(1974)、《我命该出世》(1978)等。

美洲西班牙语超现实主义诗歌的主要代表是塞萨尔·巴列霍(1892—1938)和巴勃罗·德·罗卡(生于1895年)。这两位诗人的作品均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巴列霍是一位伟大的、带有神秘色彩的秘鲁诗人。他的诗作《黑色的使者》(1918)与《特里尔塞》(1922)表达了印第安人痛苦的心声。罗卡是一位著名的智利诗人。他的诗作《雷蒙多·孔特·雷拉斯的作品》(1929)、《高温》(1937)及《惊恐症》(1942)等是巴罗克式的意象，拉伯雷式的幽默与智利俚语美妙融合之杰作。

另外两位优秀的诗人是厄瓜多尔的豪尔赫·卡雷拉·安德拉德(生于1902年)和古巴的尼科拉斯·纪廉(生于1902年)。他们擅长选取少数精美的暗喻来描写热带风情，表现出一种神奇的现实主义风格。

当代墨西哥诗歌却呈现出一幅世外桃源式的奇异图景。轰轰烈烈的墨西哥革命曾深刻地影响了墨西哥的小说、绘画、音乐创作，但墨西哥诗坛却对此无动于衷。对于各种外国的诗歌潮流，尤其是对各种新兴的“主义”流派，墨西哥的诗歌界也都敬而远之，无意问津。对于最保守的西班牙传统，墨西哥的当代诗人都有一种强烈的眷恋之情。然而，墨西哥的当代诗人虽然忠实地遵循古典西班牙诗歌的形式，但在内容上他们却选取了各种具有深刻意义的主题。哈维尔·比利亚乌卢蒂亚(1903—1950)的爱情诗细腻精美，堪称珍品。何塞·戈罗斯蒂萨(生于1901年)的诗歌以探索日常生活的玄妙含义见长。卡洛斯·佩利塞尔(生于1899年)的诗作则以风格别致、声色优美著称。在更年轻的一代诗人中，应数奥克塔维奥·帕斯(生于1914年)最为出色。他的诗作属超现实主义，其内容富有深刻的哲理。他的后期诗作抒发了墨西哥人民的心声，表达了他对人民命运的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