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孽海花》小说简介|剧情介绍|鉴赏
陆士谔著。二卷十二回。宣统元年(1909) 改良小说社初版，宣统二年(1910) 12月再版。首序，题“宣统元年冬10月镇海李友琴女士序于海上之春风学馆”。文中有李友琴作的夹批。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10月的新版本。该本由晓式点校整理，与同一作者所著《孽海花续编》合并为一册出版，书名题《新孽海花》。
《新孽海花》写的是，清朝末年，江苏昆山县井亭港有一位名叫苏慧儿的青年女子，才高貌美，清高拔俗。她自幼父母双亡，寄居在伯父苏继坡家中。苏继坡只有一个女儿，名叫小玉，与慧儿同庚。慧儿的伯母有个内侄叫李墨迂，在上海钱庄上做生意，想娶慧儿为妻，慧儿嫌他俗气一团，立誓终身不嫁。
清政府在镇压义和团起义之后，开始兴办新式学堂。慧儿受漕溪女校校长的聘请，在该校任教。一日，慧儿与校长一同到彗日寺梅林赏花，与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朱其昌邂逅相遇。两人一见钟情，都为彼此高雅的气质所吸引。慧儿在回去的路上，于三混荡地方被一伙强盗拦截，为首的海里奔欲劫持慧儿为妻。这时，朱其昌正好赶到，驱散了海盗，跳进水中去打救慧儿。可他与慧儿双双沉入水中。
朱其昌和慧儿被人救起后，其昌在苏继坡家养病。慧儿感激其昌，时来探望，两人从交谈中都被彼此的才学、志向、气质所折服，感情日深，情不自禁地进入精神恋爱中。可朱其昌已由父亲订亲，他自知不能与慧儿结合，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慧儿。慧儿也日日思念其昌。
朱其昌在回家的途中，被海里奔等一伙强盗绑架。海里奔软硬兼施，要其昌劝说慧儿嫁给他，被其昌断然拒绝。海里奔又用种种手段威胁朱其昌，给他三天期限，让其昌决定何去何从。三天期限已到，朱其昌仍不答应强盗们的要求。海盗们正欲对其昌下毒手时，朱其昌的好友孔生施展催眠术，将强盗困住，把朱其昌救出虎口。
为了躲避海里奔等一伙强盗的纠缠，朱其昌和孔生为慧儿出钱，让她到上海女学校补习科学。朱其昌与孔生回到乡里，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希望能在成就功名后救国图强，施展大志。
苏继坡贪财好利，私自把慧儿许配给李墨迂，于是到上海逼慧儿成亲。慧儿为逃婚、避祸，出走镇海。继坡没有找到慧儿，只好让女儿小玉假冒慧儿与李墨迂成亲。李墨迂接亲时，被海里奔等强盗劫持。海里奔将李墨迂打死，劫持到玉儿，才知不是慧儿，自己只好娶玉儿为压寨夫人。
朱其昌与孔生参加科举考试，双双考中进士，衣锦还乡。恰在这时，其昌原配未婚妻死去。于是，孔生把慧儿接到其昌身边。苏慧儿和朱其昌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新孽海花》是陆士谔创作的众多通俗小说中的一部。从小说的题目来看，它显然受过曾朴的 《孽海花》的影响，但，它与曾朴的 《孽海花》在内容和性质上都完全不同。《孽海花》是政治历史小说，《新孽海花》则是新编爱情小说。不过，《新孽海花》虽以苏慧儿、朱其昌悲欢离合的爱情经历为主线，但它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现实内容和它所体现出的社会、历史价值，却又超出了一般的纯爱情小说，具有较为丰富的意蕴。
小说在叙述苏慧儿、朱其昌爱情故事的同时，向人们展示了晚清、特别是庚子赔款以后中国社会百弊并存、畸形变态的现状。在小说第八、九两回中，作者借孔生之口，描绘了安南 (越南) 人被法国人欺凌、压迫的情景，诸如“人有人税，物有物税”、“瘟疫盛行”、“典卖田地”、“卖儿鬻女”等等惨不忍睹的社会状况，都酷似当时的黑暗中国，其实是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作者在小说第九回里，仍是借孔生之口议论道： “其兄，你想亡国之人苦不苦? 我们中国，外人势力日增月涨，若是委天任运随着他去，必定要弄到与安南一样，那时候卖天的日子恐怕就要轮到我们身上来了……”作者在这里所写的，不只是孔生一人的愤恨，而是当时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深沉忧患。
在小说第一回里，作者写道：庚子之后，“受了大亏后，朝廷翻然改悟，锐行新政。各处官吏及地方绅士仰承朝廷德旨，竭力兴办学堂……”表面上看，这是清政府穷而思变的新气象，其实，清政府为保住其岌岌可危的统治而实行的改革，特别是在兴办新学堂方面，又与其选拔人才的落后的科举制度形成尖锐的矛盾。在小说第十回里，科举考试的场面怪怪奇奇，令人着实感到可笑：“只见考场外挤挤挨挨，无数的留学生携着考篮都在等候点名。这些人的装束千奇百怪，有装着假辫、穿着顶帽靴套的; 有戴着顶帽、穿着外套靴子，脑后光光没有装上辫子的; 有身上外套，脚上靴子，头上戴着一顶外国帽子的; 有上边顶帽外、脚上却穿着外国皮靴的; 有全身洋装、头上独戴着金顶大帽的; 有顶帽京靴、身上仍穿着学生衣服的，种种怪异，笔难尽述。……”这段生动的文字，真实地描绘出晚清科举考试时的古怪场景，不仅辛辣地嘲讽了那些留洋国外、热衷功名的知识分子，而且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畸形的社会形态。
然而，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揭露黑暗，其真实的创作意图却是在黑暗的背景下描绘出一线光明。因而，作者在揭露的同时，也将当时社会的新气象、新人物，特别是当时知识分子要求变革社会、富国强兵的思想愿望和进步意识在小说中表现出来。
苏慧儿和朱其昌是一对具有进步思想和叛逆精神的青年男女，是作者用理想化的手法塑造出的新的人物形象。他们不仅情投意洽，深深相爱，而且志同道合，具有变革社会的愿望和决心。因此，他们作为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也使得这部小说同过去的才子佳人小说有着根本区别; 也正因为作者比较成功地塑造了这一对新人，所以使得沉闷的社会环境中，仿佛有一股清风吹拂。
苏慧儿，是作者饱蘸着感情的笔墨写成的。从书中可以看出，她是作者极喜爱的人物。她不仅貌美，而且才高;不仅是佳人，而且是才女。小说的开篇，作者首先介绍给读者的人物就是苏慧儿。仅用20多字交代其姓名、籍贯之后，作者便用浓彩重墨描绘慧儿的容貌、性格、心志： 她“生得明眸皓齿，雾鬓风鬟，小蛮杨柳之腰，樊素樱桃之口。……讲她的面貌，则温如良玉;讲她的心志，则坚似精金。不要说上海滑头、苏州浪子不足邀其青眼，就是小说界上著名的人物，什么贾宝玉，张君瑞真个生于今世，也不足邀其一盼。……她这不嫁主义并不是厌世派，实缘尘寰忧忧，举世庸庸，找不出一个配得上自己的。”这一段描写，虽然有些地方落入才子佳人小说的俗套，但，能让人看出，苏慧儿具有鲜明的个性：她特立独行，意志坚强，热爱生活而厌恶现实，“一种清高拔俗之气自然流露”(第二回)。可见，她是清末社会里一个新型的知识女性的形象。
在苏慧儿认识朱其昌、两人坠入情网之后，作者运用波澜起伏的笔法，描写他们的忠贞、美好的爱情。这时，在作者的笔下，苏慧儿是一个多愁善感、向往美好生活的纯情女子的典型。她苦苦的眷恋、缠绵的情思，甚至于忧伤的神志、潸然而洒的玉泪，作者都极力刻画，用心描摹，令人无不感到她的可爱。特别是第十回，她劝说朱其昌时说：“我此后恳求你把爱我之心移在国家上，爱我怎么样爱，爱国也怎么样爱。你把中国像我一般的看待，中国就能威震东西，你也就能名扬四海了，我也可以快活了”。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苏慧儿希望其昌名扬四海，虽然未脱时代的局限性，但，她的爱国思想、她把对国家之爱看得高于个人恩爱的思想，实在识度高远，不让须眉! 到此，苏慧儿的形象算是被完美地塑造出来了。她的身上尽管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仍不失一位惹人喜爱的人物、一个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
朱其昌是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是与苏慧儿相映生辉的人物形象。虽然作者对他的喜爱程度稍逊于苏慧儿，却花费了很多笔墨使之出现在全书的每一回之中。朱其昌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位 “豪杰”，作者于第一回中描绘道： “却说松江府华亭县有位豪杰，姓朱名其昌，年方二十一岁。生得五官清正，鼻直口方，气宇轩昂，英雄出众。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仅仅这些描写，并不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在过去的爱情小说中，类似的人物屡见不鲜。但在第二回里，从他与好友孔生的对话可以看出，其昌是一位曾受过西洋文化熏陶、有知识、有抱负的青年。待他于彗日寺与苏慧儿邂逅相遇之后，他的“英雄”本色渐渐显露出来。当苏慧儿于三混荡落水时，他见义勇为，确有一种豪杰精神。在第六、七两回里，朱其昌被海里奔等一伙强盗绑架后，虽经强盗百般恫吓和诱惑，但他在强盗的刀下依然不屈不挠，既表现出他对爱情的忠贞，又刻画出他 “气宇轩昂，英雄出众”的形象。
在朱其昌身上，寄托着作者富国强兵的政治理想。可由于作者缺乏革命思想，所以他为朱其昌铺垫的是一条曲折的救国之路，即走科举缙绅之路，用改良的方式改变中国的社会状况。作者的这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朱其昌这个人物形象。在第十回里，他对苏慧儿说：“倘一朝置身政界，我必竭我的力量办理国务是了，必不敢稍存畏难苟安之念。至于把中国能够办到与欧洲一样不能，这句话此刻尚不敢预说呢。……”这正是当时缺乏革命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无可奈何的选择。因此，朱其昌这个形象，虽有一些缺憾，但，他是贴近生活的真实形象，是当时社会中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典型。
除男女主人公以外，苏继坡和海里奔这两个人物，在艺术方面也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苏继坡是一个 “头脑冬烘，俗不可耐”的吝啬鬼、守财奴形象。在第一回中，这老头刚刚出场，就显出了他的性格特点。他的妻子得了伤寒症，他却舍不得去请医生。“后来实在瞧不过了，方忍着肉痛，拿出一百个钱来。……”寥寥数语，把一个守财奴的形象活脱脱地勾画出来了。在第三回里，当继坡听说慧儿落水的消息，“大惊失色道： ‘这个人如何死得? 他死我也死了。咳! 祖宗保佑，菩萨保佑! 慧儿如果死了，漕溪女校校员要聘别人了，吾家少了一注进款了，我又要过困难日子了，……” 当校长要他去为慧儿请医生时，“继坡道：‘是，是，是! 嫂子，但我没有钱怎样呢?’ ……” 作者似乎是信手拈来，一个吝啬鬼的形象却呼之欲出。他为了银子，竟将自己的侄女卖掉;甚至寄封信，也舍不得付邮资，而是让对方支付;当自己的亲生女儿小玉被强盗劫持时，“苏继坡得着了消息，倒也并不怎样，为的是他老人家只要有银子，别的都不甚在意。”作者在这个不太重要的人物身上花费这么多笔墨，并极尽嘲讽之能事，使得苏继坡这个形象在小说中栩栩如生，与其它小说中的一些有名的吝啬鬼、守财奴的形象相比，也并不显得逊色。
海里奔是小说中的一个强盗形象，但他与一般强盗的凶狠、残忍、丑恶的形象特征不同，而是一位具有强横霸道与豪爽直率双重性格、有血有肉的人物。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时，恰到好处地描绘了他的性格特征，使其形象鲜明、独特。
他为了获得慧儿，三翻五次地施展计谋，绑架苏慧儿不成，便绑架朱其昌以示恫吓、要挟。他对朱其昌，先是嘲弄，而后劝诱，劝诱不成，便又威胁。一计不成，再施一计，软硬兼施，诡计多端。尽管他不懂得什么叫 “婚姻自由”，却又用时髦的 “自由” 一词与朱其昌争辩; 他不懂得什么是 “文明”，却又拿“文明” 来抨击时政： “ ‘文明’ 两个字，本来不过是强权的代名词。现在世界上头等大国，借着 ‘文明’两字出来逞强行霸的很多呢，偏我就不行?”虽是胡纠蛮缠，但也切中时弊，不无道理。他自称“一生正直，素来不喜女色，所以年纪虽已三十，尚未娶有妻室。”他说的是真是假姑且不去管他，可当他误劫苏小时，却又良心发现： “他向众光蛋道： ‘可知我没福，美人儿到我手里就变蠢了。早知这样，也不来劫他了，白白地伤掉人家一命。如今说不得既拆散了人家夫妻，不配还人家天理也不容。况我前儿既这么样爱他(指苏慧儿)，现在为胖了一些儿，就此丢掉也很说不过去。说不得只好将就将就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海里奔人性中 “善”的一面。陆士谔的友人李友琴女士在小说序言中评论说： “即海里奔，不过江湖一剧盗，而磊落豪爽，自异猥鄙繁琐之徒，读之令人精神勃发。”海里奔虽说不上“磊落”，但也不失“豪爽”，确与一般强盗一味穷凶极恶有所不同。从这个独特的人物身上，足见作者的艺术匠心。
这部小说，不仅成功地塑造了人物，而且生动地刻画了人物的心理活动。细腻的心理描写，是这部小说的一大艺术特色。在第五回里，苏慧儿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时，作者细致入微地描绘了她的心理活动：“初想，今夕的聚会，不知可就是二人的收局? 此后可能再得会面? 他 (指朱其昌) 明儿到了松江，不知可能依我的话力图上进?既而又念：我与他不过是朋友罢了，为甚这般的关爱?忽大悟道：我的身子已落在孽海中了，为孽海中情波所激荡，所以不能自己作主。……万一他与我一般的心思，一般的情爱，则吾二人缠绵固结，将来又不知如何收来呢?所恨他已聘有妻室，我此念头终系空想。又念： 自己如花美眷似流水，后顾茫茫，前途渺渺，遇着知心之人又不能终身相托，惟存着一空中的恋爱。……又念： ……咳! 慧儿，慧儿，你未认得其昌时候，身心舒泰，举动自由，疏疏散散，何等快活! 今无端惹起情丝缠绵固结，莫可解释，正是自讨苦吃了。既而又想：……咳!我与此人精神相会，只梦里作夫妻了。思念至此，又不觉悲从中来，呜咽不止，把平日所读的古诗冲口而发”。这段心理描写，曲折委婉，丝丝入扣，层层递进，生动地表现了苏慧儿——这个情窦初开的青年女子的心灵世界。女主人公时而思念，时而忧伤，时而憧憬，时而困惑，时而自怜身世，玉泪涔涔，时而情波激荡，长吁短叹……作者把女主人公复杂的情感和心态和盘托出，令人读之顿生爱怜之情。
这虽是一部章回小说，但在叙事方式上也颇具特色。作者在描写故事情节的发展时，时常自己直接介入，或叙述，或评论，为故事增添了一些意趣。小说的开头，作者在故事开始前先设一点悬念，而后写道：“看官不要着急，待士谔铺了纸，磨了墨，蘸了笔，一一写来”。这种叙述方式，很象话本小说，但又与话本小说不完全相同。试看第六回中，朱其昌被强盗们绑架，海里奔劝说朱其昌不成，便来威胁，只见海里奔把那口钢刀不停地飞舞，寒光闪闪，令人目眩。这时，众光蛋齐声说： “大老板问他则甚，快把来斫掉了”。写到这里，作者又写道：“看官，若使陆士谔见了这个情形，早吓得屁滚尿流，半句话都说不出了。幸亏其昌是镇定惯了的……”这里，作者直接介入，把自己与小说中的主人公相对比，不仅是插科打诨，显得风趣幽默，而且给人以亲临其境的感觉。小说的结尾，作者又写道：“于是孔生就到镇海去接了慧儿来，其昌也禀准了父母，择了个吉日良时，就在松江其昌本宅举行文明结婚礼，成就了百年好合。陆士谔也送了一份贺仪，扰了他的喜酒，吃得熏熏地回来，伸纸濡毫，把二人离合缘由记载出来，孝敬看官们，作为酒后茶余的消遣物品。看官们，领我情否?哈哈!”这样收尾，不仅在叙事结构上照应了小说的开头和第六回，而且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心理距离，似乎是故事刚刚发生、结束，作者正以当事者的身份娓娓讲述。这不仅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而且笔调幽默、诙谐，显得灵动活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