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儒学第二十七》什么意思|赏析|翻译

太宗初践阼，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诏勋贤三品已上子孙为弘文学生。

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两边俎豆干戚之容，始备于兹矣。是岁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学生通一大经已上，咸得署吏。国学增筑学舍四百余间，国子、太学、四门、广文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众艺。太宗又数幸国学，令祭酒、司业、博士讲论，毕，各赐以束帛。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

贞观十四年诏曰：“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并前代名儒，经术可纪，加以所在学徒，多行其讲疏，宜加优赏，以劝后生，可访其子孙见在者，录姓名奏闻。”二十一年诏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有一人，并用其书，垂于国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于太学，可并配享尼父庙堂。”其尊儒重道如此。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谏议大夫王珪曰：“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汉昭帝时，有人诈称卫太子，聚观者数万人，众皆致惑。隽不疑断以蒯聩之事。昭帝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古义者，此则固非刀笔俗吏所可比拟。’”上曰：“信如卿言。”

贞观四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及功毕，复诏尚书左仆射房玄龄集诸儒重加详议。时诸儒传习师说，舛谬已久，皆共非之，异端蜂起。而师古辄引晋、宋已来古本，随方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太宗称善者久之，赐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太宗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付国学施行。

太宗尝谓中书令岑文本曰：“夫人虽禀定性，必须博学以成其道，亦犹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木性怀火，待燧动而焰发;人性含灵，待学成而为美。是以苏秦刺股，董生垂帷。不勤道艺，则其名不立。”文本对曰：“夫人性相近，情则迁移，必须以学饬情，以成其性。《礼》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所以古人勤于学问，谓之懿德。”

〔注释〕①践阼：君主即位。践是用脚踏，阼作为殿堂的主阶，走上去就是主位，所以把君主即位叫践阼。 ②弘文馆：唐高祖武德初置修文馆，后改名弘文馆，又称昭文，置有详正学士、讲经博士、校书等官。 ③学士：官名，唐制置学士于学士院，以文学言语参谋谏诤，掌制诰，得受优宠，其后有承旨、侍读、侍讲、直学士、待制等品秩之分。 ④更日宿直：轮流值宿。 ⑤坟典：《左传·昭公十二年》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话，杜预注解说“皆古书名”。因而后来把坟典作为古代典籍的代称。 ⑥国学：唐代在国子监中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算学、书学，并立博士。 ⑦稽式：稽，考求。式，根据。 ⑧颜子： 指孔子的得意门生颜渊。汉自武帝后崇尚儒学，立学者必庙祀孔子，魏正始至隋大业间，皆尊孔子为先圣，配颜子为先师;唐高祖改以周公为先圣，配孔子;太学时则罢周公，以孔子为先圣，颜子仍配为先师。 ⑨俎豆干戚：俎与豆为古时之礼器，干与戚即盾与斧，为古时兵器。祭祀时伴以歌舞，文舞手举羽旌，武舞手拿干戚。此指礼乐之盛。 ⑩给传：传是驿传。给传是允许乘驿马到京城。 不次：不按寻常的次序，超等提拔。 廊庙：指朝廷。 大经：唐时科举，按诸经经文长短而分为大中小经，《礼记》、《左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书》、《公羊传》、《穀梁传》为小经。 国子：国子学，教三品以上官员及国公的子孙。太学：教五品以上官员子孙。四门：四门学，教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和非官员人家的子弟。广文：广文馆，教国子监中修进士业的。 书：书学，教八品官员以下子弟和非官员子弟，专学文字训诂学和书法。 算：算学，学生对象和书学相同，专学数学。 博士：国子、太学、四门、广文、书、算诸学的主讲教师。 以备众艺：先秦时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所以在此基础上设了书学、算学，可称“以备众艺”。 祭酒：古时飨宴，必由尊者或老者一人举酒祭地，故称尊者或老者为祭酒。唐制，国子监祭酒，为国子监长官。 司业：祭酒的副手。 束帛：帛五匹为一束。 高昌：在今新疆吐鲁番，当时曾是个小国，后为唐太宗所灭。 新罗：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之一。 箧：方竹器，用以盛书籍。 讲筵：讲席，讲座。 皇侃：南朝梁吴郡人，为国子助教，后加官为员外散骑侍郎。撰有《礼记讲疏》、《论语义》、《礼记义》。 褚仲都：南朝梁名儒，以精通《周易》著称。 熊安生：北周阜城(今河北阜城东)人，博通五经，尤精三礼，弟子千余人。著有《周礼》、《礼记》、《孝经》诸义疏。 沈重：北周武康人，为当世儒宗。著有《周礼义》、《仪礼义》等书。 沈文阿：南朝陈沈骏子，研精训诂。官至通直散骑常侍。著有《仪礼》、《经典大义》。 周弘正：南朝陈周舍从子。官至尚书右仆射。著有《周易讲疏》、《论语疏》、《庄子疏》、《孝经疏》及文集。 张讥：南朝陈名儒。著有《周易义》、《尚书义》、《毛诗义》、《孝经义》等。 何妥：隋何细胡子，著有《周易讲疏》、《孝经义疏集要》及文集等。 刘炫：隋河间景城(今河北沧县西)人。著有《论语述义》等，均失传。 经术可纪：经学、儒术可以取法。 多行其讲疏：推重信奉他们对经典义理的解释和阐述。 左丘明：相传为《左传》作者，春秋战国时人，后人多有怀疑。 卜子夏：春秋卫人，孔子弟子。著有《诗序》、《易传》等。 公羊高：战国齐人，子夏弟子。著有《春秋公羊传》。汉何休作《公羊传解诂》。 穀梁赤：春秋鲁人，子夏弟子，著有《春秋穀梁传》。唐杨士勋作《穀梁传疏》。 伏胜：秦博士，济南人。秦始皇焚书，伏胜藏书于屋壁。汉朝建立后，伏胜得遗书29篇，教于齐、鲁之间。汉文帝曾欲召他授《尚书》。 高堂生：西汉鲁人。秦始皇焚书，《礼》经不传，独高堂生能言之。为治《礼》者奉为宗师。 戴圣：西汉梁人。宣帝时为博士，官至九江太守。得《礼记》46篇传于世，号《小戴记》。 毛苌：汉赵人。精于治《诗》，至东汉毛诗大行。 孔安国：孔子之后，鲁共王于孔子旧宅壁得《古文尚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无人能识。安国以今文读之，定为58篇，成为《古文尚书》之学。 刘向：汉楚元王之后。成帝时为光禄大夫。校定经传诗赋等古籍，著有《别录》一书，是我国最早的分类目录书。 郑众：东汉郑兴子，官大司农卿，受诏作《春秋》，删19篇。 杜子春：东汉缑氏人。受《周礼》于刘歆。 马融：后汉马续弟，才高博洽，为当时通儒，卢植、郑玄皆为其徒。著《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尚书》、《三礼》、《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 卢植：东汉涿县(今河北涿州)人。师从马融，学通古今。建宁中征为博士，官至尚书，后因反对董卓免官。 〔51〕郑玄：东汉高密(今属山东)人。所著书凡百余万言，今存者有《毛诗笺》、《三礼注》。 〔52〕服虔：东汉荥阳(今属河南)人。作《春秋左氏传解》，史称服氏注。汉灵帝时官九江太守。 〔53〕何休：东汉任城樊(今山东兖州西南)人。精研六经。著《春秋公羊解诂》、《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等书。 〔54〕王肃：三国魏人。撰《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孔子家语注》等。 〔55〕王弼：三国魏人。少年知名，好老庄之学，注《易》及《老子》，开魏晋玄学的先河。 〔56〕杜预：晋人。博学、多韬略。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盟会图》、《春秋长历》，成一家之学。 〔57〕范宁：晋时顺阳(今河南淅川东南)人。著《春秋穀梁传集解》。 〔58〕国胄：宗室王侯子弟。 〔59〕尼父：鲁哀公诔孔子时的称呼。后习为对孔子的尊称。 〔60〕识：记住。 〔61〕汉昭帝：名弗陵，汉武帝幼子，公元前86年即位。 〔62〕卫太子：名据，原汉武帝太子，卫皇后所生，故称。 〔63〕隽不疑：渤海人，武帝时为京兆尹。蒯聩：春秋时卫灵公世子，出奔到宋。灵公卒，孙辄继位，是为出公，晋国又接纳蒯聩在戚邑，父子争国。后蒯聩潜回卫国，发动政变，是为庄公，辄出奔到外国。西汉始元五年(前82年)，有男子自称卫太子。汉昭帝命公卿大臣识别真假，都不敢说话。隽不疑说：过去卫国的蒯聩出奔宋国，后来又回卫国争位，卫出公拒绝接纳他，《春秋》里说卫出公的做法是对的。隽不疑根据《春秋》抓起这个男子，审查结果，此人果然是冒充卫太子。 〔64〕经籍去圣久远：过去认为《诗》、《书》、《礼》、《易》、《春秋》等经籍都经孔子这位圣人所审定，唐初离开孔子的时代已有1100多年，所以说去圣久远。 〔65〕颜师古：名籀，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博学善属文，隋时任安养尉。唐高祖入关，授朝散大夫，迁中书舍人，诏令全都出自他的手笔。贞观中，任秘书少监，后撰成《五礼》，进封子爵。 〔66〕舛：错误，错乱。 〔67〕随方晓答：对提出的问题清楚地回答。 〔68〕通直散骑常侍：晋代以员外常侍与散骑常侍为共同轮流值班，故号通直。唐代为侍臣，备顾问。 〔69〕文学：这里是指传授儒学的博士。 〔70〕章句：给经籍所作的注解。 〔71〕《五经正义》：指《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宋以后都收入《十三经注疏》中。 〔72〕蜃：大蛤。能吁气成楼台城郭之状，将雨即见，名蜃楼，亦曰海市。实为光线折射而生的现象。 〔73〕燧：燧石，用铁器敲打时迸发出火星将草木点燃。古人取火的工具。又有木燧，即钻木取火，但在阴雨天无法用此法。 〔74〕苏秦刺股：苏秦，字季子，师事鬼谷子，后得《太公阴符》，潜心研读。读书欲睡，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血流至脚跟，一年而学成，后来游说诸侯，佩六国相印。 〔75〕董生垂帷：董生，即董仲舒，广川(治今河北景县西南)人，汉景帝时为博士。放下帷幕专心教书，3年足不出户。武帝即位，上对策3篇，任用为江都王相。讲学著书，尊儒术，黜百家，使儒学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著有《春秋繁露》等书。 〔76〕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语出《礼记·学记》。以玉器琢磨而成，喻人才通过学习才能获得知识。

【鉴赏】本篇讲述唐太宗通过一系列的举措，规范和推动儒学的发展和兴盛，体现了他崇尚儒学、以儒学治世的治国理念。

中国古代社会在统治策略上的基本特点是：乱世用法家，治世用儒家。乱世烽烟四起，弱肉强食，需要的是能够迅速带来眼前实利的学说，如三国时曹操就崇尚严刑峻法;社会秩序相对平稳时，实现长治久安就必须靠儒家，唐太宗就是个具备如此战略眼光的典型。唐太宗出身于将门世家，初不通儒术。唐王朝建立后，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开始尊崇儒术。在秦王之时，唐太宗已经考虑由武功转向文治的问题。武德四年(621年)，秦王府设置了文学馆，罗致天下学士。据《唐会要》记载：“秦王既平天下，乃锐意经籍。于宫城之西，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著名的秦王府十八学士即产生于此。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在宴群臣时宣称：“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旧唐书·音乐志》)他开始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推行儒术。

在即位后的第二个月，唐太宗就在皇宫正殿左侧设置了弘文馆。弘文馆既是国家藏书之所(聚书20万卷)，亦为皇帝招纳贤才之地。唐太宗下令精选天下儒学人才，不仅保留其官职，还使其兼弘文馆学士，可与太宗探讨古代典籍，商议政事。一时集聚了虞世南、褚亮、姚思廉、蔡允恭、萧德言等英才，唐太宗常与其讨论“至夜分乃罢”。唐太宗还下诏让三品以上的皇亲国戚、贤臣良将的子孙到弘文馆学习，意在让后世子孙继续修习儒学。

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与王珪的对话，对他确立选拔、任用儒学人才的方针有着直接的影响。《政体》篇和本篇中对此均有记载。《政体》篇中，王珪提到汉朝宰相都精通经典，“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本篇中，王珪还举了一个例子：汉昭帝时，大臣隽不疑以春秋时期卫国蒯聩的事例，断定了有人假冒太子，从而解除了许多人的疑惑。此事说明公卿大臣应该由通晓经义、懂得古义的人来担任。唐太宗非常赞同王珪的说法，自此百官中“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政体》)，多被提拔重用。

同一年，唐太宗下诏在国子监专门设置孔子庙堂，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回为先师。其时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和国子博士朱子奢建议，虽然周公尼父皆为圣人，但“庠序置奠”，即开创设立学校、育人方面，则缘于孔子，所以应恢复旧制，停祭周公，“升夫子为先圣，以颜回配享”(《唐会要》卷三十五)。唐太宗听从了建议，确立了尊孔方针。按照旧典仪式，两边陈放“俎豆干戚”，加以顶礼膜拜。这年又广泛征集天下著名儒士，予以破格提升任官，于是“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旧唐书》)。同时，唐太宗扩建了国子监学舍四百余间，增加生员，大力培养儒学之士。一时学习儒学的热潮达到鼎盛，连诸夷酋长都把子弟派来申请入学。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下令在全国各州县设置孔子庙。贞观十一年(637年)“修宣尼庙于兖州，给户二十，充享祀”(《唐会要》卷三十五)。

政事要“引经决定”，必然要在儒家经典的文本与注释上有个标准的范本。但由于经籍年久失修，在流传过程中，文字与注解等都有讹误，“异端蜂起”，于修习儒学不利。针对此种情况，贞观四年，唐太宗下诏，命颜师古重新考定五经(《诗》、《书》、《礼》、《易》、《春秋》)。颜师古是名儒颜之推的孙子，“少传家业，博览群书，尤精训诂”(《旧唐书·颜师古传》)，对文字训诂、声韵、校勘等非常擅长，从事此项工作很适宜。颜师古利用秘书省所藏的大量经籍图书，以晋、宋以来古今本为依据对五经悉心考证。待其完成后，唐太宗又令房玄龄集合诸儒，对他的考定详加审议。对诸儒的疑义，颜师古一一引经据典，详细说明，使各位儒生心服口服。太宗对颜师古的学问大为称赞，给予赏赐并授通直散骑常侍一职。贞观七年(633年)，颜师古考定的五经被颁布于天下，作为所有读书人学习的教材。五经虽有了定本，但其注释义疏以及分章断句等仍是个问题。自汉以来，各家各派对五经的解释纷繁各异，没有统一标准。于是唐太宗又下令颜师古和国子祭酒孔颖达等大儒，撰写《五经》疏义，共180卷，名为《五经正义》，让国子监作为教材使用。《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的颁行，使儒家经典从文本到注释，有了一个钦定标准。平息了儒家内部的争论，也使士人们参加科举考试有了一个统一的课本。从而为儒学的发展和传承作出重大贡献，使得经学的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兴盛状况，有力地加强了儒学的正统地位。

贞观中后期，唐太宗又两次下诏褒扬历代名儒和经学大师，以为示范。贞观十四年(640年)的诏书中，提出对前朝梁、陈、周、隋曾对儒学经书及儒学教育作出过突出贡献的儒学大师应该加以优待奖赏，以鼓励后学之士，还要寻访他们的后代并报奏朝廷。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对注解经书作出过贡献、且其注解被采用为教材的21名名儒先人表示崇敬，规定太学里凡举行祭祀大典，他们可以配享孔子庙堂。可见，太宗之尊儒重道，是一以贯之的。

尊儒重道，就得提高人们对学习的重视。唐太宗说：“人性含灵，待学成而为美。”岑文本回答说，人的本性是相近的，但人的情趣会随时变化，“必须以学饬情，以成其性”，因此勤奋学习是一种美德。君臣均从学习对完善人的本性的角度，对学习作了高度的赞美。

综上所述，唐太宗在寻求治国方略中对儒学的向往及热情提倡，促进了儒学的发扬和兴盛，为重新确立儒学的统治地位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贞观君臣也因儒学的复兴，有力推动并最终促成了贞观盛世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