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俭约第十八》什么意思|赏析|翻译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帝王凡有兴造，必须贵顺物情。昔大禹凿九山，通九江，用人力极广，而无怨讟者，物情所欲，而众所共有故也。秦始皇营建宫室，而人多谤议者，为徇其私欲，不与众共故也。朕今欲造一殿，材木已具，远想秦皇之事，遂不复作也。古人云：‘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固知见可欲，其心必乱矣。至如雕镂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自王公已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
贞观二年，公卿奏曰：“依《礼》，季夏之月，可以居台榭，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湿，请营一阁以居之。”太宗曰：“朕有气疾，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费良多。昔汉文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固请至于再三，竟不许。
贞观四年，太宗谓侍臣曰：“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弊。孔子云：‘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朕尊为帝王，富有四海，每事由己，诚能自节，若百姓不欲，必能顺其情也。”魏徵曰：“陛下本怜百姓，每节己以顺人，臣闻：‘以欲从人者昌，以人乐己者亡。’隋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书籍所传，亦陛下目所亲见。为其无道，故天命陛下代之。陛下若以为足，今日不啻足矣。若以为不足，更万倍过此亦不足。”太宗曰：“公所奏对甚善!非公，朕安得闻此言?”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近读《刘聪传》，聪将为刘后起凤仪殿，廷尉陈元达切谏，聪大怒，命斩之。刘后手疏启请，辞情甚切，聪怒乃解，而甚愧之。人之读书，欲广闻见以自益耳，朕见此事，可以为深诫。比者欲造一殿，仍构重阁，今于蓝田采木。并已备具。远想聪事，斯作遂止。”
贞观十一年，诏曰：“朕闻死者，终也，欲物之反真也;葬者，藏也，欲令人之不得见也。上古垂风，未闻于封树;后世贻则，乃备于棺槨。讥僭侈者，非爱其厚费;美俭薄者，实贵其无危。是以唐尧，圣帝也，穀林有通树之说;秦穆，明君也，橐泉无丘陇之处。仲尼，孝子也，防墓不坟;延陵，慈父也，嬴、博可隐。斯皆怀无穷之虑，成独决之明，乃便体于九泉，非徇名于百代也。洎乎阖闾违礼，珠玉为凫雁;始皇无度，水银为江海;季孙擅鲁，敛以玙璠;桓魋专宋，葬以石椁;莫不因多藏以速祸，由有利而招辱。玄庐既发，致焚如于夜台;黄肠再开，同暴骸于中野。详思曩事，岂不悲哉!由此观之，奢侈者可以为戒，节俭者可以为师矣。朕居四海之尊，承百王之弊，未明思化，中宵战惕。虽送往之典，详诸仪制，失礼之禁，著在刑书，而勋戚之家多流遁于习俗，闾阎之内或侈靡而伤风，以厚葬为奉终，以高坟为行孝，遂使衣衾棺椁，极雕刻之华，灵輀冥器，穷金玉之饰。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贫者破资产而不逮，徒伤教义，无益泉壤，为害既深，宜为惩革。其王公已下，爰及黎庶，自今已后，送葬之具有不依令式者，仰州府县官明加检察，随状科罪。在京五品已上及勋戚家，仍录奏闻。”
岑文本为中书令，宅卑湿，无帷帐之饰，有劝其营产业者，文本叹曰：“吾本汉南一布衣耳，竟无汗马之劳，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斯亦极矣。荷俸禄之重，为惧已多，更得言产业乎?”言者叹息而退。
户部尚书戴胄卒，太宗以其居宅弊陋，祭享无所，令有司特为之造庙。
温彦博为尚书右仆射，家贫无正寝，及薨，殡于旁室。太宗闻而嗟叹，遽命所司为造，当厚加赙赠。
魏徵宅内，先无正堂，及遇疾，太宗时欲造小殿，而辍其材为徵营构，五日而就。遣中使赍素褥布被而赐之，以遂其所尚。
〔注释〕①九山：泛指九州之山。 ②九江：泛指天下江河。一说汇入洞庭湖的众多河流，沅水、渐水、元水、辰水、叙水、酉水、澧水、资水、湘水，都汇于洞庭，故称九江。 ③不作无益害有益： 语见《尚书·周书·旅獒》。意思是不要做无益的事情来损害干扰有益的事。 ④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语见《老子》三章。意为不要让人们看到那些刺激他们私欲的东西，如此民心就不会乱。 ⑤《礼》： 即《礼记》。 ⑥有一言可以……勿施于人： 语见《论语·卫灵公》。孔子说，有一言可以终身奉行，那就是恕。自己不愿意做的，也不要强加给别人。 ⑦以欲从人者昌，以人乐己者亡： 语见《左传·僖公二十年》。意为使自己的欲望顺从众人就会昌盛，使众人满足自己的欢乐就会灭亡。 ⑧刘聪：字玄明，东晋南匈奴贵族刘渊的第四子，继刘渊为前赵皇帝。 ⑨刘后：太保刘殷之女，受聘为左贵嫔，后立为后。凤仪殿：凤即凤。事见《晋书·刘聪载记》。 ⑩廷尉：主管刑欲的官员。陈元达：字长宏，匈奴后部人。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改姓陈。切谏：激切地加以谏阻。 蓝田：今陕西蓝田。 死者，终也： 语见《列子·天瑞》。 葬者，藏也： 语见《大戴礼记·保傅》。 封树：在墓上堆土，做标记。 槨(guǒ)：棺的外层。 穀林：相传帝尧葬于此。通树：四周种上树作为标记。 橐泉：秦穆公葬于橐泉宫，在今陕西省凤翔县南。无丘陇之处：没有堆土成为丘陇。 防墓不坟：只有墓穴而不起坟。孔子合葬双亲于防，在今山东费县东北。 嬴、博可隐：嬴与博都是春秋时齐邑，在今山东莱芜西北。吴延陵季札使齐回国，儿子死在途中，葬于嬴、博之间，不归葬乡里。隐：埋藏。 阖闾：春秋时吴王。死后葬在虎丘山下，征发士卒数十万人建墓，以黄金珠玉为凫雁。凫：野鸭。 始皇无度，水银为江海： 秦始皇葬于骊山，修墓的士卒数十万，历时10年，以水银为江海，人鱼膏为灯烛。 季孙：鲁国大夫季平子。玙璠(yú fán)：玙和璠都是美玉的名称。 桓魋：春秋时宋向戌之孙，为司马，宋国贵族，曾专擅宋国朝政。 玄庐：玄宫，即墓室，就是坟墓中地下放棺木之处。夜台：墓穴，因坟墓封闭后一片漆黑所以叫夜台，也叫长夜台。 黄肠：即黄肠题凑，是一种厚葬的葬式。多见于汉代，以后很少使用。西汉帝王陵寝，四周用柏木堆垒成框形结构。以柏木的黄心显于棺外，故称“黄肠”。木头方向皆指向内，故称“题凑”。除帝王外，个别勋臣贵戚也可享用黄肠题凑。霍光死后，朝廷“赐给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事见《汉书·霍光传》。 曩事：往事。 中宵：半夜。 闾阎：古代居民区叫里，闾是里门，阎是里的中门。闾阎指民间。 灵輀：灵车。冥器：也作明器，用木材或陶土做成小型的婢仆、侍从和其他器物，埋进墓穴。 令式：令是法规，式是相关细则。当时专有丧葬令，式里也有相应的细则。 正寝：居室正屋。 薨：公侯死称薨。
【鉴赏】本篇记录了唐太宗及贞观诸臣戒奢尚俭的言行。
第一至四章，主要讲唐太宗在营建宫殿方面的态度及言行。在古代社会中，帝王是能够肆无忌惮地实现自己欲望的特权者。帝王的奢侈纵欲，也就是情理之中必然的事了。为一己私欲大兴营造宫殿则为主要表现。但唐太宗自即位之日起，在此事上就表现出谨慎的态度。他重视“以古为镜”，从大禹治水和秦始皇修建宫殿的历史对比中，反思自己的行为。大禹治水的故事在《山海经》、《史记》等文献中皆有记载。相传尧舜时，洪水滔天，民不聊生，大禹治水13年获得了成功，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终能怡然富足、井然有序。司马迁向人们讲述了夏禹治水的过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史记·夏本纪》)为疏通河道，大禹对大自然进行了惊天动地的改造，但老百姓毫无怨言，心甘情愿与他一起艰苦斗争。对秦始皇修建宫殿，人民的反应就不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嫌都城咸阳的宫室太小，不足以展现君临天下的威仪，开始大量修建华丽的宫殿，除了未成的阿房宫，还有兴乐宫、梁山宫等。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国有“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另外，“咸阳之旁二百里内”还有“宫观二百七十”。更为宏大的工程是修建自己的骊山墓即秦始皇陵。骊山墓从他登基起修建，前后历时三十余年，每年调集70万人才得以完成。墓室中“上具天文，下具地理”，藏满“宫观百官奇器珍怪”，顶上“树草木以象山”，装饰极其奢华。秦始皇给百姓带来了繁重的徭役负担，百姓怨声载道，骂其暴虐无道。大禹治水为天下百姓，故百姓拥戴。唐太宗从两种不同反应中认识到一个道理：与百姓共有的兴造才能使民无怨。
唐太宗即位后所住的宫殿，是隋朝时建的宫殿，经战火焚烧，早已破旧。若按惯制，大可另建新宫。但唐太宗不敢纵逸，一直没有兴建新的宫殿。贞观二年(628年)，有大臣从爱护他的健康出发，奏请其“营一阁以居之”。但他说：“我有气疾，不宜居住卑湿之宫，可是大兴土木，必然耗费很多人工与钱粮。以往汉文帝想建露台，算下来所需大概相当于10户人家的资产，于是就停建了。我功德不如文帝，建新宫的费用又超过露台，这不是为民父母的君主所应做的事。”即使大臣们一再奏请，太宗始终不准。
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动了修建洛阳宫殿的念头。适逢河南、陕西一带大雨，泛滥成灾，百姓房屋被冲毁，太宗在魏徵的劝谏之下，下令拆掉在建的宫殿，将木材分给受灾百姓，以供修房之用。一次，他与魏徵谈起建造宫室一事，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宫殿盖得宏伟华丽，游览观赏池水台榭，是帝王所追求的(言下之意，我也喜欢)，但却不是百姓所希望的。帝王追求放纵逸乐，则百姓劳苦困弊。虽然我现在贵为帝王，什么事也都可以由我说了算，但是我能够自我节制，顺应民情。魏徵回以隋炀帝的例子，阐述了“以欲从人者昌，以人乐己者亡”的道理，唐太宗也欣然接受了。
因为唐太宗的自我节制，贞观初年基本上没有兴建什么大的工程，没有对百姓造成什么负担。随着国家的安定繁荣，唐太宗的思想确实发生了变化，未能做到始终如一，但是戒奢尚俭之心仍存。每每在错误要铸成时，他会自我反省，再加上臣子及时劝谏，往往能够改正。魏徵、张玄素、马周等大臣都曾为戒奢进言，唐太宗基本能够接受他们的意见改正错误，而没有忘乎所以、高枕无忧地纵其奢欲。从历代帝王来看，仍属难能可贵。
第五章讲唐太宗的一道关于戒除厚葬之风的诏令。隆丧厚葬，始于商周，是中国传统殡葬最显著的特点。至秦汉，厚葬之风愈演愈烈，金缕玉衣、黄肠题凑等消耗大量人力与财力的墓葬，屡屡见于当时的大墓中。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反对厚葬，认为盗墓之风就是因厚葬而起。据《三国志·魏书二·文帝纪》记载，魏文帝黄初三年(222年)冬十月，曹丕作《终制》安排自己的后事，明确下令实行薄葬：墓地选在偃师首阳山东的一块“丘墟不食之地”;陵墓“因山为体”，不封陵堆墓，不建寝殿、园邑，不修筑神道;墓内不随葬金、银、玉、铜等贵重物件;后宫淑媛、昭仪以下的妃嫔“悉遣还家”，与其骨肉团聚或嫁人。为防止死后子孙不遵诏行事，魏文帝说出了狠话：“若违今诏，妄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黄初七年五月，曹丕病逝，“六月戊寅葬首阳陵，自殡及葬，皆以《终制》行事”。因魏文帝之身体力行，此后厚葬之风有收敛。但事死如生、让死去的灵魂得到生时一样享受的观念，仍然深深植根于古人的心灵深处。因此厚葬之风总会时时泛滥，历朝历代都有此种情况。
贞观年间，厚葬风气不减，劳民伤财，积弊颇深。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下诏极力倡导薄葬节用。诏令首先为“死”“葬”正名：“死者，终也，欲物之反真也;葬者，藏也，欲令人之不得见也。”意思是说，死是人生的终结，是要人返璞归真;葬就是埋藏，要使别人再也看不见。现今的厚葬之风，看似极尽孝道，恰恰违背了丧葬的本意，对地下死者不仅无益，甚至适得其反，带来很大的危害。吴王阖闾、秦始皇、季孙、桓魋等，无不因为在坟墓中多藏财物而招来盗墓之辱，随葬之物被焚烧在墓中，棺椁被打开如同曝尸荒野，岂不可悲!若想死者入土为安，实应节俭薄葬才能无危。为革除厚葬积弊，诏令宣布，从今以后若不遵守令、式规定的，将视情节定罪。在京的五品以上官员和元勋贵戚之家，还要录罪奏知。此外，唐太宗也像魏文帝一样，在戒除厚葬上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据史记载，颁布这道诏令之前，39岁的唐太宗已经对自己的陵寝预作了安排，亲自制作了规格，“因山为陵，容棺而已”。这样安排，一是为了防止自己死后子孙仓促劳费加重人民负担，二是避免子孙“从俗奢靡”(《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唐太宗离世后，殉葬品也比较俭约，体现了他的崇俭精神。唐玄宗时，高力士曾进入太宗陵墓寝宫，“见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木篦一，草根刷子一”，不禁赞曰：“先帝亲正皇极，以致升平，随身服用，唯留此物。欲将传示子孙，永存节俭。”唐玄宗听到高力士的汇报后，亲自前去查看，见物“肃敬如不可胜”，即命史官记载下来(洪迈《容斋续笔·卷第十四》)。
由于唐太宗带头节俭，反对奢侈，影响了许多大臣。中书令岑文本、户部尚书戴胄、尚书右仆射温彦博、魏徵，个个身居高位，却在基本的居住条件上都极尽俭约，住宅要么破旧潮湿，要么连正屋都没有。可见在贞观君臣中，崇尚节俭确是蔚然成风。第一章中所述“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的情形，大体上是真实可信的。唐太宗在位23年，因为上下都能抑制私欲、力行节俭，故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