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鉴赏】

〔注〕　总角：指童年。儿童将头发梳成左右两个辫子，叫总角。　石守道：石介，字守道。《庆历圣德诗》所赞十一人，杜衍、章德象、晏殊、贾昌朝、范仲淹、富弼、韩琦几人同时执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几人均为谏官。据《东坡志林》卷二，苏轼八岁入小学，老师为道士张易简。　墓碑：指欧阳修所作《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和富弼所作《墓志铭》。　国士：一国中的杰出人才。　其后三年：指嘉祐五年（１０６０），苏轼居母丧期满自蜀返京，过许州（今河南许昌），遇范仲淹次子范纯仁（字尧夫）。　又六年：指治平二年（１０６５），苏轼罢凤翔（今属陕西）府签判至京任职，遇范仲淹第三子范纯礼（字彝叟）。　又十一年：指熙宁十年（１０７７），苏轼由密州（今山东诸城）改知徐州，时范仲淹第四子范纯粹（字德孺）知滕县（今属山东），时县属徐州，因称同僚。　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语。　“我战则克”二句：《礼记·礼器》引孔子语，是引述知礼之人自称战则必胜，祭祀则必得福。

【文章鉴赏】

此文一本篇末有“元祐四年（１０８９）四月二十一日”句，当即作于此时。范仲淹，字希文，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谥文正。他是北宋爱国将领，一代名臣，作者对他非常崇敬。

此文前半篇写作者对范仲淹的景仰和终身不得一见的遗恨。文章以四十七年前一件小事开头：宋仁宗庆历三年（１０４３），作者八岁，入乡校读小学，读到当时文学家石介写的《庆历圣德诗》，知道了范仲淹。由老师之口，引出韩、范、富、欧阳，赞为人杰，自然逼真，文章也极灵动跳脱。如开篇即由作者发一通议论，就会落入此类文章的窠臼。四十七年前的事历历如在目前，可见印象何等深刻，说明范仲淹在作者的幼小心灵中，已具有崇高地位。如今重又道及，不仅见出作者对范氏的景仰、眷恋之深，还包含着对他的深切悼念。字面平平叙述，实则情深无比，而这正是作者撰写此文的原由。下面分年叙事，叙嘉祐二年（１０５７）入京读范仲淹墓碑，识范之次子尧夫，见范之三子彝叟，与范之幼子德孺同僚，均是用的这种写法。这五件事，直接讲到范仲淹的前两件详写，集中地抒写不得一见范仲淹的痛悼、抱恨之情。读墓碑而流涕，将不得一见范仲淹归之为“命”；从欧阳修、韩琦、富弼等人“恨子不识范文正公”的话，写出不仅作者以此为恨，欧阳修等也引以为憾。这些文字，凝结着作者伤心的泪水。讲到范仲淹三子则简写，但不合写而一次一次分写，每写一次，又把这种感情加重渲染一次。通过这一系列叙述，蓄势已满，最后用“呜呼”一节文字，归结到“以八岁知敬爱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杰者皆得从之游，而公独不识，以为平生之恨”，把这种感情写得如海之深，如地之厚，强烈地激荡着读者的心。从乡校“私识”到写作此文，共叙七事，前两件标明庆历、嘉祐年号，后五件则全用后多少年形式，以表明所隔时间之长，最后点出“今四十七年矣”，这不仅使写法富有变化，也是为了更强烈地表达四十七年终不得一见范仲淹之面的“平生之恨”。在作此文的前五年，即元丰八年（１０８５），有《跋范文正公帖》云：“轼自省事，便欲一见范文正公，而终不可得。览其遗迹，至于泫然。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可不哀哉！”可见他对范仲淹的这种感情正是始终缭绕于心的。

后半篇赞范仲淹的事功文章，重点写事功。这段写法同上段不同，它没有具体条列范仲淹的种种功勋，而是把他同古代杰出人物作比拟，从总的方面加以极精练地概括。伊尹是商朝的开国功臣，太公即吕尚，又称太公望，是周朝的开国功臣。他们得遇商汤、周文王之前，都是平民，伊尹耕于莘（在今山东曹县北）野，太公隐于渭（在今陕西）滨。管仲，名夷吾，辅佐齐桓公，使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乐毅，燕国名将，燕昭王时曾大胜齐军，连下七十二城。淮阴侯即韩信，他曾向刘邦分析刘（邦）、项（羽）的有利不利条件，建议刘邦东取三秦（今陕西一带）。刘邦采纳其言，后来果得实现。诸葛亮隐居隆中（今湖北襄阳西）时，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向刘备评说曹操、孙权，建议他西取益州（刘璋为益州牧），联合东吴孙权，共抗曹操，然后统一中国。刘备死后，诸葛亮扶佐刘禅，为实现这个计划而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据《宋史·范仲淹传》记载，范在天圣中监楚州（今江苏淮安）粮料院，母丧去官，时晏殊知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晏殊不久后即任副宰相），闻仲淹名，召置府学，范仲淹上书请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选举，抚将帅，共万余言。康定元年（１０４３），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庆历二年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威镇西北，羌人称为“龙图老子”。庆历三年春任枢密副使，其秋改任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庆历新政”，又上明黜陟、抑侥倖、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等十事。“居太夫人忧（为母居丧），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暗用其《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语意。范仲淹的这些经历，同伊尹、太公、诸葛亮、韩信等人很相似，作者把他同他们比拟，突出他早年身居卑位时，即已抱负远大，怀有治国方略，这样更能充分表现他对国家人民的卓越贡献；如果具体条列他的事功，反而显得琐碎而没有力量。

范仲淹是作者非常崇敬的先贤，对于他的文章，自然不能去具体评论其短长，文中只用“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悌，盖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湿，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两个生动的比喻，总的论赞，最后引出“有德者必有言”，“我战则克，祭则受福”，文章事功，双收作结。《宋史·范仲淹传》说：“仲淹内刚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泛爱乐善，士多出其门下，虽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足见苏轼对他的崇高评价，绝非谀辞虚誉。

苏轼是一个至性至情的人，本篇就是一篇至情之文。一般地说，写一个人，从没见过他的面，很难写出感情；本篇却恰恰相反，从数十年景仰思慕而终未一见立意，把对范仲淹的感情写得像江河大海，深厚无比。在序引中抒情的不少，但像本篇这样感人的，却极罕见。盖作者心中本有无限深情，文辞又足达之。前人称此文是“率意而书”，“识度自远”（明茅坤《宋大家苏文忠公文抄》卷二十三），“历叙因缘慕望处，情文并妙”（清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东坡集录》卷五），都看到它是作者真情的自然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