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刘向·董永

亦题《董永葬父》。西汉杂传体志怪小说。刘向撰。原载《孝子图》(又云《孝子传》)，见《太平御览》卷四一一引文; 《法苑珠林》卷六十二亦引; 句道兴《搜神记》也载(文有增饰); 唐写本《孝子传》也录入(有增 改)。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辑释》的《搜神记·董永》“附录”收录。这是一篇著名的神灵故事，叙述：千乘人董永，少失母，独养父。父亡，无以葬，乃从富公家贷钱一万，并谓钱主曰：“后若无钱还君，当以身作奴。”董永得钱葬父毕，将往钱主家为奴，于路忽逢一妇人，求为永妻。董永因贫，不敢屈纳为妻，而其妇不嫌其贫，遂成夫妻。董永夫妻至钱主家，主人得知永妻善织绢，就说：“为我织千匹绢，即放尔夫妻归家。”永妻果然于十日之内织绢千匹。二人回家，至原来相逢处，其妻才告知董永，自己本是天上织女，因天帝感永至孝，特派自己下凡，助其还债，今债偿清，当返天庭。织女说罢，忽飞而去。小说通过董永葬父自卖为奴，而感动天帝赐妻助其偿债故事的描写，歌颂了董永的孝顺行为，表达了作者对穷困农民的无限同情，反映了“富公”豪门或 “钱主”(高利贷者)对贫苦农民的残酷剥削。小说艺术方面很有特色： (1)现实性和超现实性的描写，使作品洋溢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董永的传说，自汉代就开始流传，刘向本文当采撷于民间的口传;所以，他在编撰本故事时，不可能脱离现实生活而随意杜撰。西汉晚期，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贫困不堪，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董永贫困的家境不足为奇。人民对美好安定生活的热切向往和憧憬是很自然的。基于现实生活的《董永》，并没有停留于现实。为了反映人民热切盼望摆脱自己的悲惨命运，强烈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理想，作品进行了超现实性的描写。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织女，其下嫁，助董偿债，正是人民所盼而不能实现的愿望的反映。小说描写侧重于幻想世界，所以当织女助董永偿清债务后，便只身离去，董永自然仍是现实生活中的董永。这种现实性和非现实性相结合的艺术表现，在小说史或文学史上影响很大。(2) 人物形象塑造鲜明而生动。董永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作品虽然对他进行的是粗线条式的勾画，但他的憨厚、忠诚、勤劳、孝顺的性格也塑造得颇为鲜明。在他身上，体现了劳动人民形象特征。作品运用了人物对话的方法，来直接展现或衬托董永的性格，深化董永的形象。如董永对钱主“以身作奴”的对话，董永对织女求为之妻，而答以 “今贫若是……”的话及织女 “愿为君妇” 的回语等，都用不同人物的语言，较好地展示或烘托了主要人物，使董永性格中勤劳、诚实，尤其是忠孝的特点清晰见出，给读者较深印象。(3) 小说基于 “粗陈梗概”的特点，用笔语言简约而朴实。如文中织女只有三句话：“愿为君妇，不耻贫贱”;“能织耳”;“我是天之织女，感君至孝，天使我偿之，今君事了，不得久停”。对她的行为描写也很简单： 路上“求为永妻”; 向钱主 “索丝，十日之内，千匹绢足”; “行至本相逢处，语讫，云雾四垂，忽飞而去”。三句人物语言，三处行为描写，便叙述了织女为何下凡，如何离去，并生动简洁地勾画出织女十日织绢千匹的神奇与做妻子还债务的贤良，语言简约如是，不可不谓之妙笔生花。董永和仙女的故事，是历千载而不废的美丽传说。东汉画像石已有董永鹿车载父画像。三国魏曹植 《灵芝篇》诗也提及董永事。今体《搜神记》卷一亦载此故事，但把“贷钱”篡改成“与钱”;把“为我织千匹绢”，改成“为我织缣(细绢)百匹”。两处改动，掩盖了阶级矛盾，它则是董永故事演变中的逆流。唐代出现《董永变文》，增叙了一段天女与董永在主人家生子、后来子长大寻母等情节。宋元话本《董永遇仙传》，文中已出现“槐荫相遇相别”的记叙。明清以后的戏曲、挽歌、评讲、弹词及地方戏中，便都对董永故事中的“槐荫会”和“槐荫别”，尤其是后者多加渲染，使董永和七仙女(由织女演变成)真挚的爱情在悲剧的氛围中得到充分烘托。解放后黄梅戏《天仙配》、川剧《槐荫记》，又使这一故事的面貌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