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头记》小说简介|剧情介绍|鉴赏

吴趼人著。四十回。上海 《南方报》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1905年9月19日) 至十二月二十六日 (1906年1月20日) 连载前十三回，署“老少年撰”。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十月，上海改良小说社出版单行本，凡四十回，分订四卷八册，每回附一图，题 《绘图新石头记》。1986年3月，河南中州出版社出版校注本。1987年9月，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校点本，每回附原绘图，署 “我佛山人著”。



《石头记》是《红楼梦》的原名。吴趼人借其书名及书中人物贾宝玉等，“写写自家的怀抱”。《新石头记》并非《红楼梦》续书，而是一部反映二十世纪初期一些人政治思想的社会幻想小说。

书叙贾宝玉出家之后，又不知过了几世，历了几劫，一天，忽欲酬当年补天之愿，热念如焚，遂蓄发编辫，携通灵宝玉，重返尘世。路遇焙茗，同至金陵; 又到上海，巧遇薛蟠。阅读当日报纸，方知时已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做为隔世之人，宝玉看许多事情，都觉得新鲜。薛蟠在菜馆请客，宝玉在席间认识洋行买办柏耀廉(不要脸)。后来又认识了柏的兄弟柏耀明 (不要命)、原泰顺轮船帐房吴伯惠。

宝玉读了《时务报》、《知新报》，觉得十分合意。又读《清议报》等一、二、三册，心中愈加喜欢。他憎恶柏耀廉之类的洋人奴才，提倡爱国，与吴伯惠谈论女子天足及妇女平权自立，认为 “天下事，最怕是不办，又怕是办的太骤”。薛蟠笑他过去骂人“禄蠹”，此刻居然谈起经济来，宝玉道： “彼一时，此一时也。”此后宝玉各种言行，无不与社会发展问题有关。他和吴伯惠参观了炸弹厂、锅炉厂、水雷厂、机器厂、熟铁厂、洋枪厂、铸铁厂等处，大开眼界。他看到工人自食其力，“既觉得可怜，又觉得可敬”。他和吴伯惠主张学习洋人，精益求精，讲求科学，提倡文明。为此，宝玉刻苦学习英文。他认为洋书本是有用的东西，应该学习。

薛蟠接到北京朋友王威儿来信，立即上京。王本是北京城里一个著名光棍，平日吃着嫖赌无所不为。他酒后与教民杨势子发生冲突，县官偏袒教民，重责王威儿。王事后寻机报复，打死杨势子，亡命奔逃。薛蟠北上，王介绍薛加入义和团，被封为大师兄。义和团烧教堂，攻使馆，烧铁路，杀洋人，大闹北京城。

宝玉带着焙茗进京，见到薛蟠及义和团“丑态毕呈”，大为反感。腊尽春回，出都返沪，与吴伯惠西走汉口。宝玉在汉口与人议论维新守旧，被官府访拿，关入监牢。后被伯惠救出，一同返沪。

薛蟠来信，说他在义和团失败后，恐怕此地安身不得，欲到自由村。幸遇朋友刘学笙，别字茂明 (留学生，冒名)，认识路途，同到自由村。此处“自由自在，比较上海有天渊之别”。薛蟠邀宝玉一游。宝玉自下山以来，所见如“野蛮之国”，“黑暗世界”。欲酬补天志愿，便想到自由村一行。他带焙茗北上，在山东境内，路遇强盗。焙茗中了一箭，变成一尊木雕的仙童偶象，而已剥落不堪。宝玉独自信步东行，不知走了多少路，见到一座牌坊，祥光瑞气，上面写道“文明境界”四个大字。牌坊里面的额，写着“孔道”两个大字。境内一人来迎，告知“敝境甚是宽大，但能遵守文明规则的，来者不拒”。后展问姓氏，方知此人姓老，表字少年。

老少年向宝玉介绍了 “文明境界” 中各种情况。境内有一个自由村，与薛蟠信中所说的“自由村”完全不同。此处之“自由村”秩序整饬，属于文明自由。其创建者复姓东方，名强，表字文明，三子一女，子名东方英、东方德、东方法，女名东方美，招一女婿，是化学博士华兴(字必振，号再造天)之后裔，名华自立。他们共同努力，使文明境界内各个方面都与外界不同。宝玉随老少年到境内各处参观，见到、听到许多新奇事物，有飞车、验骨镜、助聪筒、助明镜、无声电炮、透水镜，等等，一切都比欧美制造更为精良。

“文明境界”内，近五十年来，民康物阜，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字典中已经删去了盗贼、奸宄、偷窃等字，社会上已经取消了刑部衙门及各区刑政官、警察官、捕役等，真是千古盛治。境内采用“文明专制”，普及德育，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反对立宪、共和。

宝玉与老少年乘飞车到非洲猎获大鹏，又乘猎艇到太平洋中猎取海鳅，还曾远到南极。归来，游历境内各区，所见多奇。

遍游文明境界之后，宝玉约老少年同往东部仁字第一区拜访东方文明先生，见到东方一家数代。境中之人，驻颜有术，东方三子，看着不过四十岁，都已有了曾孙。老少年看似四十，实已一百四十岁。

宝玉当晚梦回上海，听吴伯惠谈讲五大臣出洋考察等许多新闻。梦醒，与东方文明交谈，方知他就是当年金陵的甄宝玉。无怪东方先生与贾宝玉见面后，屡次称贾为世兄、故人。

贾宝玉如梦初醒，想到自己补天之愿已被甄宝玉占了头筹，便将随身所带通灵宝玉慨赠老少年，自上飞车，飞向自由村，以托甄宝玉庇荫。老少年在飞车上偶一失手，将通灵宝玉跌落一个山凹，变成一块嵯峨怪石，上面凿一篇绝世奇文，约有十二三万言，抄取出来，改成演义体裁，取名 《新石头记》。

《新石头记》中所写的内容，特别是一些涉及科学技术方面的描写，在今天的读者看来，已经不觉得有多么新奇，甚且觉其浅薄。可是，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还非常落后，不仅乡村居民，即使是中小城市的读书人，也有很多人没见过汽车、火车、飞机、轮船、电灯、煤气，更不要说书中所写的类似今日x光的验骨镜、类似今日直升飞机的飞车等等。因此，此书使读者耳目一新，如观现代神话，对于激发想象，增进知识，均有良好作用。当时的读者，把它看作是科学小说，兼教育小说，“甫出版，人争购观” (杜阶平《书吴趼人》)。

当时小说界著名评论家陶报癖在光绪三十三年 (1907)二月出版的《月月小说》第六号上发表评论说：“南海吴趼人先生，近世小说界之泰斗也，灵心独具，异想天开，撰成《新石头记》，刊诸沪上《南方报》，其目的之正大，文笔之离奇，眼光之深宏，理想之高尚，殆绝无而仅有。全书凡四十回，以宝玉、焙茗、薛蟠三人为主脑，未涉及一薄命儿。且先生亦现身说法，为是书之主人翁，书中之老少年，即先生之化身也。而其所发明之新理，千奇百怪，花样翻新，大都与实际有密切之关系，循天演之公例，愈研愈进，愈阐愈精，为极文明极进化之二十世纪所未有。其描抚社会之状态，则假设名词，以隐刺中国之缺点，冷嘲热骂，酣畅淋漓，试取曹本 (《石头记》) 较之，而是作 (《新石头记》) 自占优胜之位置。”由此可见，这部小说在当时读者的心目中，占据着一席相当高的地位。

凡是读过一些晚清小说的人，都会感到，《新石头记》比之当时一些机械模仿外国科幻小说、教育小说和社会小说的末流作品，在艺术上是比较成功的。它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能够引起读者的审美快感。即使单从其内容来说，它也对今天的读者们有吸引力。书中所表达的一些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二十世纪初期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对各种问题的认识，还有助于今人对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进行思索。

譬如，小说的前半部，围绕着如何正确对待洋人、洋文、洋书、洋货等问题逐步展开。贾宝玉重返尘世，首先接触到的一件新鲜事物是“新闻”，即报纸，上面所标的年月是中西历法兼用。紧接着遇到的，是“洋火”，即今人所称火柴，“一点点的小头儿，燃着了那火，就那么大。”宝玉和焙茗原拟 “雇个牲口，或雇个船，” 由南京到北京，有人告诉他，这是“舍逸就劳，舍易就难”，遂改乘轮船，先到上海。“船上所有之物，都是生平未曾经见的。”及至到了号称十里洋场的上海，乘东洋车，看西洋景，日用各物，几乎处处涉“洋”。这些描写，都有一定的寓意，使读者深切地感受到，方今之世，如有人一味讳“洋”，将举步维艰。就连宝玉这样一个隔世重生的人，也很快地认识到，必须向洋人学习，取洋人之长，为我所用。因此，他参观工厂，苦读外文，极力吸收新鲜知识，想要赶上时代。这些寓意，在今天这个改革开放的年代，仍然有一定的意义。只要我们回想一下，十年之前的中国大陆是如何看待洋书、洋文、洋货、洋人的，就不难想见，早在八十年前《新石头记》问世之时，书中贾宝玉重返尘世所见所闻，在当时的读者群中会引起何等感喟。

值得注意的是，宝玉在主张学习洋人的同时，反对崇洋媚外。洋行买办柏耀廉 (不要脸) 自称“我虽是中国人，却有点外国脾气”。宝玉大怒道： “外国人的屎也是香的，只可惜我们没福气，不曾做了外国狗，吃它不着!”宝玉称柏耀廉这话是“腌臜话”，对薛蟠道：“你明天预备水，我洗耳朵!”这些描写，即使对今人来说，也仍然有一定的启发。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是也听到过这类腌臜话吗?

自从十九世纪以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逐步深入，中国人经常面临着两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一是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一是如何对待民族遗产。吴趼人在《新石头记》 中，力图通过贾宝玉的经历，回答这两个最具有时代意义的难题。

在小说后半部，作者通过丰富的想象，虚构出一个取名 “文明境界”的理想国。在这片国土上，凡外人入境者，先用科学手段进行检查，“倘是性质文明的，便招留在此; 若验得性质带点野蛮，便要送他到 ‘改良性质所’ 去，等医生把他性质改良了，再行招待。”境内居民，自然大都是“性质”良好者。这已涉及优生、优肓、人口素质等问题。

“文明境界”共二百万区，分东、西、南、北、中五大部。每部统辖四十万区，每区一百平方里。每十万区用一个字作符识，各区从一至十万依次编号。中央部是礼、乐、文、章，东部是仁、义、礼、智，南部是友、慈、恭、信，西部是刚、强、勇、毅，北部是忠、孝、廉、节。境内十分重视教育与科学，一切生活，都力求按照科学规律办事，因此，科学昌明，文化发达，秩序井然，物阜民康。

“文明境界”崇尚自由。但“自由”有文明、野蛮之别。“大抵越是文明自由，越是秩序整饬; 越是野蛮自由，越是破坏秩序。界乎文野之间的人，以为一经得了自由，便如登天堂。不知真正能自由的国民，必要人人能有了自治的能力，能守社会上的规则，能明法律上的界线，才可以说得自由。那野蛮自由，动不动说家庭革命，首先把伦常捐弃个干净，更把先贤先哲的遗训叱为野蛮”。文明境界中有个自由村，是东方文明先生出生之地。东方先生三子一女(名英、德、法、美)，“父子五人，俱有经天纬地之才，定国安邦之志”。境内 “日就太平繁盛，皆是此父子五人之功”。他们崇尚自立，反对媚外，主张“保全国粹，合群爱国”，使境内之治日臻完善。而且，他们还打算解救世界上所有受人虐待的落后民族，“把那红、黑、棕各种人，都拯于水火，登诸衽席”。

东方文明先生已是孙曾绕膝。孙名东方文、东方武、东方韬、东方钤，外孙名华务本; 曾孙名东方新、东方盛、东方振、东方兴、东方锐、东方勇、东方猛、东方威，外曾孙名华日进、华日新，元(玄)孙名东方大同、东方大治、外元孙名华抚夷。这些孙曾之辈的命名，反映了东方文明先生的理想及 “文明境界”的未来。

稍有马列主义知识和历史知识的人都明白，这里所写的“文明境界”，纯属乌托邦。现实世界中没有 (也不可能有) 这样的境界。而且，这种思想颇有反对革命，提倡改良，反对激进，倾向保守之嫌。这是几十年来中国政治思想界的大忌。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批判眼光。可是，我们也不能忘了，吴趼人的 “文明境界”，产生于1905年。那时，马列主义还没有传入中国，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才刚刚诞生。只有先进的人才能围绕“东方文明”提出这种自强自立自创新境的设想。因此，这些思想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进步性。

几十年来，中国革命有过一些令人浩叹的曲折经历。其中最值得深思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近几年，围绕着 “亚洲四小龙”起飞问题的讨论，以及“新儒家”问题的讨论，都涉及这个问题。这些问题很复杂，不在本书讨论之列。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早在本世纪初期，吴趼人就已围绕着这些问题，进行过周详的思考。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与深刻性。

只要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问题，就会看到，《新石头记》在大量出现的晚清小说中，是一部少有的闪射着思想光辉的进步作品。当时的人们称它“邃于探理”，“逆揣世界未来，具能表里科学” (李葭荣《我佛山人传》)。“少年读之，可以油然生爱国自强之心” ( 《忏玉楼丛书提要》)。都有一定的道理。今天也应该对这部小说给予适当的评价。

在艺术方面，这部小说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一、作者富于想象，富于激情。

晚清大量小说，包括李伯元的名著《官场现形记》在内，普遍显得想象力不足。作者过多地求助于片断得来的 “话柄”，轶事，粘着在这些原始素材上，缺少必要的艺术加工。即使是书中写得比较好的部分，也往往只是片断的速写，未能充分发挥想象力去弥补各个部分之中的艺术空间，因而使人缺少整体感。

在这方面，《新石头记》要好得多。作者选用贾宝玉为全书主人公，并非信手拈来，而是经过精心构思的。作者撰写这部书，意欲“兼理想、科学、社会、政治而有之” ( 《最近社会龌龊史》 自序)。为了实现这一创作意图，选用贾宝玉这样一个“不知过了几世，历了几劫”，隔世重生而又为广大读者非常熟悉的人物做全书主脑，以便充分发挥想象，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这位石兄，既灵且痴; 既能“悟彻前因”，又存“补天之愿”;既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古史圣训，又一向不大安分，追新好奇。用这样一个浑身充满了矛盾的人物做全书主角，最便于反映二十世纪初期社会大变动年代中国人的矛盾心态。

小说前半，写宝玉下山，初到上海。“林黛玉”成了风月场中妓女的芳名，呆霸王薛蟠做起了贩书的生意，中国人坐着洋车，吃着西餐，用着洋货，连纪年也改用洋历。整个世界都仿佛变了一个样，一切都颠颠倒倒，新奇怪异。宝玉面对这一切，先是感到惊奇恍惚，然后经过一段逐渐适应的过程，成为新生活的一员。他对有些事物，反感抵触; 对有些事物，大加称扬。经过生活的陶炼，他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个具有新品格的人。他对于新的生活，开始由被动投入变为主动投入，逐渐能够适应新潮流。贾宝玉的这种转变，正是二十世纪初期许多中国人共同经历过的过程。作者以宝玉这个已经作古而又新生的特殊人物来反映时代的这种变化，既有高度的概括力，又有一定的艺术真实感。试想，如果作者改换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物来写这一过程，恐怕在各方面就要逊色得多了。

晚清小说，除了 《老残游记》等少数几部，大都在艺术创作方面容易步入两个极端： 一种是作者缺少必要的感情参与。作者对待自己的人物和故事，如同街头市民伫足围观，几乎完全是一种旁观者看笑话的态度，即使严予“谴责”，实亦感情冷漠，并未想要认真地阻止什么，改变什么。另一种是作者过分地参入艺术世界，作者的倾向，不是“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恩格斯《致敏·考茨基》)，而是由作者代人物言或人物代作者言，往往显得生硬，笨拙，概念化，缺乏艺术感染力。这两大缺点，使晚清小说普遍缺乏诗意，缺少美感。《新石头记》在这方面做得好一些。尽管小说后半部中的老少年显系作者的化身，但他仍然使人感到是一个有感情、有血肉的艺术形象，并不单纯是作者的传声筒、代言人。作者在对他和其它人物的描写中，都是带有感情，含寓爱憎的，因此，这些人物形象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诗意的光彩。作者围绕这些人物展开的故事，字里行间、流宕着难以平抑的激情。

艺术永远离不开想象与情感。从这一角度来说，《新石头记》比许多晚清小说更象是一部艺术作品。

二、作品有统一布局，结构比较完整。

晚清小说，有许多是急就章，在艺术上比较粗糙。有些作品，作者想一段，写一段，随即在报纸上发表出来。全书如何布局，大约有些作者并未在开笔之前认真地考虑过。一些作品之所以全书没有主脑人物，头绪纷繁，角色众多，故事“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此有关。吴趼人的《新石头记》，全书以贾宝玉为主脑，贯穿始终，犹如作者《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亦全书以一人为线索，遂使作品具有完整性，读者阅读起来也比较方便。张冥飞在《古今小说评林》一书中论《怪现状》说：“全书布局以 ‘我’字为线索，是其聪敏处，省力处，亦是其特别处。” 《新石头记》亦然。

《新石头记》全书四十回，以第二十一回为界，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半写现实社会，后半写理想社会，两半分量相当，给人以均衡之感。明清小说在开头、结尾、场景转换等处，往往显得生硬、突兀，有牵合痕迹，技巧不够1kmi熟。《新石头记》在这些关键之处比较从容、自然，显示了作者在整体构思方面匠心独运，艺术技巧比较成熟，在同类小说中略高一筹。

例如，焙茗的上场与下场，前后照应; 全书开头写到通灵宝玉，结尾以通灵宝玉告终，亦前后照应。两大部分之间，从薛蟠与刘学笙的“自由村”，写到文明境界中的“自由村”，自然地绾结为一体。书中为显示作品所反映的时代，不是象古代话本小说或拟话本小说那样，开篇处由作者直接出面，交代故事发生在某朝某时，而是由宝玉两次看到的报纸上的年月自然地告知读者，再辅以宝玉所见之 《曾文正公大事记》、《时务报》、《清议报》等，读者便比较容易地置身于作品所写的时代氛围之中。这些看似细微之处，都显示了中国小说在结构艺术方面从古代到近现代逐渐过渡的轨迹。

三、思想奇崛，词笔清鬯。

据李葭荣《我佛山人传》、胡寄尘《我佛山人遗事》、包天笑《吴趼人的身世》记载，吴趼人本来是一位有志于科学技术者。他曾在江南制造军械局供职，“颇潜心于机械之学”，“多巧思”，“尝自运机心，构二尺许轮船，驶行数里外，能自往复”。这使他有别于一般文学家。这种特点，即使在今天的文学家队伍中，也仍然是引人注目的。未来社会，将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使文学家队伍中更多这种人。这将会对文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小说是语言艺术中的一种。尽管伊兹拉·庞德在《阅读基础知识》中说，一般人在阅读小说时主要是读它的故事情节和对人物内心的剖析，并不侧重其独特的遣词造句(《阅读基础知识》)，但是，一当人们把小说当做艺术品去欣赏，而不是仅仅当做故事去阅读时，就会对它的语言成就非常注目。凡是能够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的小说，总要在语言方面有自己的特色才行。《新石头记》之所以至今还有一定的阅读性，即和它的语言成就有关。

吴趼人在语言方面下过很多功夫。弱冠时，“偶从旧书坊买得归熙甫 (有光) 文集半部，读之爱不忍释，遂肆力于古文。寝馈三年，而业大进。尤嗜稗官家言”(杜阶平 《书吴趼人》)。后来，他“能言善语”。“君恒居喜诙谐，一言既出，四座倾倒。”1903年，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在全国展开，吴趼人积极投身于运动之中。他在上海与爱侨人士共商支援美国华侨之事，多次发表演说，都很富有感染力，能使“闻者时而歌，时而泣”。“所至演坛，皆大哄曰： ‘吴君来!’君每一发语，必庄谐杂出，能了见人心理，不爽毫发。听者舞蹈歌泣，诸态皆备” (李葭荣 《我佛山人传》、胡寄尘《我佛山人遗事》)。

由于作者有这样的语言修养，《新石头记》的叙述语言比一般晚清小说通畅洗练，作者所用的叙述方式和语言风格，首尾一贯。作者善于控驭，使其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因此，读者能够一口气读完，不觉得厌倦。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吴趼人懂外语而不用欧化语言，擅古文辞而不用文白夹杂体，长期编报而不用晚清那种有时装腔作势的报章体。他在《新石头记》中明确提出，要 “纯用白话以冀雅俗共赏” (四十回)。这使他的语言风格比其他晚清小说家更接近于现代小说。文长不便引录，读者只要对照一下《新石头记》和李伯元、刘鹗、曾朴、黄小配、欧阳钜源等晚清著名小说家的作品，便会明白。

当时的人评论吴趼人的 《新石头记》等作品，称之 “随笔驰骋，而文不受范” (李葭荣《我佛山人传》); “思致奇崛，词笔清鬯” (杜阶平《书吴趼人》);“趼人之文，豪而不爽，细而不曲，故间有缕覼疏率处，但其笔墨已为近今所罕见矣”(张冥飞《古今小说评林》)。这些评论都显示了《新石头记》在当时文学水平上所取得的语言成就。今人或已不易觉察，当时的评论家处于他们那一时代的语言环境中，对此比较敏感，故赞叹不已。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石头记》是一部很值得注意的小说。其名望虽不及同一作者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但若论其思想之新颖，构思之奇巧及语言等方面的成绩，似不在《怪现状》及同一时期其它晚清小说之下。今天的读者读起来，也还是饶有趣味的，大家不妨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