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梅馆记》是一篇富于战斗性的文章。表面看来，处处写梅，不涉时局。可是，这位大思想家、文学家，通过写梅，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寄寓着对于国家命运的深沉忧虑。同时，又表现了他疗治社会弊病的决心和勇气。它使读者看到，整个封建社会，处于严重病态之中，亟须疗治。这种疗治工作非常艰难，但我们应该有决心去做。读这样的作品，既使人感到愤懑，又令人受到鼓舞，不因揭露社会黑暗而使人丧气。作者敢于正面人生，深察现实，但同时又充满理想，并不灰心失望。龚自珍的作品之所以发人深思，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文章从梅树以何为“美”写起，写到无形的习惯势力和一部分人的审美偏见是多么的可怕。梅树本来天真健美，枝干挺直，花叶繁茂，充满生机。一些文人画士认为：“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欣赏曲、欹、疏，重视姿、景、态。也就是说，他们单纯从形式美的角度来要求梅。对于单株的梅树来说，这本来是可以的。所以作者说：“固也。”可是，大家都明白，绝不能以此来“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更不能让天下的人“斫直、删密、锄正，以殀梅病梅为业以求钱”。因此这种癖好仅仅限制在文人画士这个小天地中，还不足为祸。一当“蠢蠢求钱之民”，借“智力”于文人画士，将天下之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天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盛产梅的江浙一带，江宁(南京)的龙蟠，苏州的邓尉，杭州的西溪，所有的梅，就都成了“病梅”。作者购三百盆，“皆病者，无一完者”。他立誓要“疗”梅，“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并希望能毕其一生之力，尽疗天下之“病梅”。

这篇文章写法比较特殊。它吸收了先秦寓言，特别是庄子寓言中的一些手法，又有所发展。全文自始至终唯写“病梅”，字面上并未涉及社会政治等问题，可是，稍有感受能力的人都会觉察到，这是对整个病态社会的控诉和抨击。文中以鄙夷的口吻谈到，“梅”之被斫、被删、被锄，以至生机受损，致殀，致病，其因在于“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仅就字面上看，似乎作者视文人画士为梅病之祸首，对之深恶痛绝，极尽挞伐之能事。可是，稍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不难看出，作者之纵横议论，非止谈“梅”。他所痛加斥责的，也并非一二文士。他是在揭示整个社会面临的危机，表达作者深沉的忧患意识。这种写法，和一般寓言所用的拟人、譬喻、象征等手法有所不同。一般寓言，仅取事物的某一特征，夸张，扩大，加以强调，用来直接说明某个道理。虽然往往有生动的故事，但它的说理因素比较明显，并且尽力将要说的道理说得明白、显豁。有时，在讲完故事之后，便把要讲的道理单独提取出来，直接告诉读者。例如，《战国策》在讲完“狐假虎威”的故事之后，便直接指出：“今王(指楚宣王)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属之昭奚恤(楚国一名将军)。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法国著名的拉封丹寓言，在讲完“狼和羔羊”的故事之后，便直接指出：在这个社会里，“强者的理由始终是最好的理由”。《病梅馆记》则不是这样。文章始终没有直接说明道理，一切都包含在形象之中，始终依靠形象直接表现。这种写法，更接近于诗的写法，抒情的色彩更为浓重。它直接诉诸情，由情达理，而不是象一般寓言那样，直接诉诸理，由理动情。

至于作者所说的购梅三百盆，“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云云，凡是了解一些晚清社会历史并阅读过一些龚自珍诗文的人，都自然会明白，这都不过是一些艺术家的要眇之言，无法以考据家的眼光与方法去求其实。如果真以为龚自珍买了三百盆梅，做了莳花艺草的园艺家，那就错了。作者不过是要借以表现要求个性解放、发育人才的强烈愿望。他的矛头所指，乃是斫伤人的天性、才能，扼杀人才、摧残人才的整个封建社会，而并非某一些具体的人，或某一种具体的审美观点。

《病梅馆记》的这种写法，托物言志，借形象讽喻世情，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它们并不直接指某人某事，但却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龚自珍生活的时代，“万马齐喑”，社会缺乏生机，人才的发现、发展、使用、培养，成为一个严重问题。龚自珍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这一点。他在《乙丙之际箸议》、《尊隐》等文章中，多次尖锐地揭出了这一点。在《己亥杂诗》中，他大声疾呼：“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是时代的呼声。《病梅馆记》表达了同样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