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妓与忆民

宋蓉塘评香山诗，谓其“忆妓多于忆民”，梁晋竹称之为“腐论”，见《两般秋雨庵随笔》。腐者，迂腐也，也就是不够开放的意思。

宋氏的话，对香山居士明显怀有贬意。对于只读过《卖炭翁》，还有总想从《长恨歌》中找人民性的人来说，恐怕不易认同。但若将白氏全部诗作二千八百一十二首分类统计，则不能不承认“忆妓多于忆民”确是事实。

白居易诗中所忆之妓，有官妓，也有家妓；有正在走红的妓，也有已经沦落的妓；有十六岁的女道士（“绰约小天仙，生来十六年”），也有十四岁的小尼姑（“头青眉眼细，十四女沙弥”）。唐朝之女冠女尼，许多是变相的妓女，可公开接客，应召侑觞，这是谁都知道的。

至于“忆妓”之诗，则实在太多，不能具录，现在只举《不能忘情吟》一首为例。白居易七十岁时，“既老，又病风”，本拟将家养的一匹马和一名妓女（就是被形容为“樱桃樊素口”的樊素）转让。据说此马此妓都眷恋老主人，不肯离去，于是改变主意，继续留供己用，并赋诗言志云：

……吾疾虽作，年虽颓，幸未及项籍之将死，何必一日之内，弃骓而别虞？乃曰：素兮，素兮，为我歌杨柳枝。我姑酌彼金罍，我与尔归醉乡去来。

七老八十的人，尽可以搞他的黄昏恋。但若凭致仕尚书的权势，或凭二千石的财势，或凭大诗人的声势，像畜犬马一样畜着此“年二十馀”（《不能忘情吟》诗序自云）的家妓，让她们提供性服务。“既老，又病风”，则可以转让给别人；“幸未及项籍之将死”，又可以继续留供自己。这种诗的本事虽真，总难说是美，也难说是善吧。

当然，正如西儒在《道德观念变迁史》中所云，人类的道德观念，社会生活的准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九一九年直到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男人狎妓纳妾，既不触犯法律，也不触犯道德。作古正经如贾政，于王夫人之外，也还有一个周姨娘，一个赵姨娘。薄命司中又副册上的袭人、香菱、平儿一干人，也就是白香山的樊素、苏东坡的朝云了。这种家庭中的性奴隶，实在比浔阳江头、秦淮河上做生意的还要可怜。同属买卖行为，既经“买断”，则连不肯的自由也没有，倒不如花魁娘子有时还有选择顾客的权利也。

这里买卖的是性，还有没有情呢？贾政之于赵姨娘，恐难说有情。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是除了性之外，总还需要有情。张爱玲虽是女人，但她从上辈男人们的生活中见惯了海上花开花落，有一段话说得实在对男人们够体谅的：

有产阶级的男子，既没有同本阶级女性平等社交的自由，这种自由就只有到长三堂子里去找了。

精通东西文化的辜汤生说得更不客气却更幽默：

中国人之召妓，有如西洋人之求爱；中国人之娶妻，则如西洋人之宿娼。

明乎此，则知何以赠校书、悼亡姬都是中国爱情诗的正宗，杜十娘、李香君、小凤仙则是中国爱情戏的主角，香山居士又岂足深责。

如今大兴古学，大捧古人，古典文学比陈独秀、鲁迅时代更吃香了。我却希望积极学古的青年朋友能看到，在古典文学里有《卖炭翁》，也有《不能忘情吟》。这里无妨套一下公式，也就是所谓精华与糟粕吧。

白乐天自不妨其为伟大诗人，但也要看到伟大的亦有不伟大的一面。硬要把七八十岁老人御女说成是工作需要，说樊素、小蛮、女道士、小尼姑都沾上了伟大的光，硬要请她们来担当什么戏的主角、什么公司的董事长，就更可以不必了。

（一九九六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