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

黄生允修借书，随园主人授以书而告之曰：书非借不能读也。子不闻藏书者乎？七略、四库，天子之书，然天子读书者有几？汗牛塞屋，富贵家之书，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其他祖父积、子孙弃者无论焉。

非独书为然，天下物皆然。非夫人之物而强假焉，必虑人逼取，而惴惴焉摩玩之不已，曰：“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见之矣！”若业为吾所有，必高束焉，庋藏焉，曰“姑俟异日观”云尔。

予幼好书，家贫难致。有张氏藏书甚富，往借不与，归而形诸梦，其切如是。故有所览，辄省记。通籍后，俸去书来，落落大满，素蟫灰丝，时蒙卷轴，然后叹借者之用心专，而少时之岁月为可惜也。

今黄生贫类予，其借书亦类予。惟予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若不相类。然则予固不幸而遇张乎？生固幸而遇予乎？知幸与不幸，则其读书也必专，而其归书也必速。为一说，使与书俱。

这篇散文体裁颇别致。标题表明它是“说”体。“说”体在唐宋以后多属一种具有说明性与解说性的理论文章，不过较之严谨的“论”又有其自由灵活的特点，往往类乎杂感，故又可称为“杂说”。此文前两段意解说“书非借不能读也”的论旨，自然属于“说”体；但是它与一般的“说”体相比，则有其出格或曰新颖之处。因为文章后两段在“说”的基础上，又通过作者个人亲身经历的述说以及同黄生“类”与“不类”、“幸”与“不幸”的两相比较，进而劝勉黄生“读书也必专”，抒发作者对黄生的真挚赤诚的感情；从内容与写法来看，又近乎古代的“君子赠人以言”与“致敬爱、陈忠告之谊”(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论“赠序类”语)的“赠序”体。这种熔“说”与“赠序”于一炉的写法，显然是袁枚对传统“说”体的一种大胆创造革新，是其所谓“我亦自立者，爱独不爱同”(《题叶花南庶子空山独立小影》)的主独创的美学思想的体现。

文章是从“黄生允修借书”这一生活小事引发的，但文中所解说的“书非借不能读”的道理却慧眼独具，道出了人人心中所有而笔下所无的借书与读书的密切关系，使人读后即能产生共鸣，感到信服。黄生当为作者的得意学生。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三曾引证黄允修“无诗转为读书忙”的诗句，并誉之为“非真读书、真能诗者不能道”。可见他对黄生的器重与喜爱。正因为爱得深，才对其成长倍加关心。于慨然借书即“授以书”给黄生之际，又诲人不倦地为之解说“书非借不能读也”与“读书也必专”的道理，尽其为师者“传道”之职责。但作者并非如冬烘先生那样正襟危坐、古板正经地空谈一套高头讲章。作者在正面提出“书非借不能读也”的道理之后，接着以“子不闻藏书者乎”之问一转折，以藏书者之不能读书的角度入手，侧重于反面说明“书非借不能读”的道理，显得匠心独运。作者所举之富于七略、四库之书的天子，与藏有汗牛塞屋之书的富贵人，其读书客观条件之优越可谓无以复加，但作者连用“然天子读书者有几”，“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两个十分有力的反问句式，将这有书反不能读的普遍的社会现象暴露无遗。天子与富贵人尚且如此，其他靠祖辈与父辈所积累而被子孙辈抛弃藏书的现象就更不用说了。作者笔锋顺手一勾，则将有书而反不能读者网罗殆尽。这一段写得文气畅达，又抑扬顿挫。

作者始则从反面向黄生解说“书非借不能读”的道理，继则从侧面再加烘托。第二段云“非独书为然，天下物皆然”，就是以物非已有往往格外珍惜的一般道理，进一步强调书非己有则格外珍爱的个别道理。这一段作者构想出“非夫人之物而强假焉”者与“若业为吾所有”者两种人物的言行作对比描叙，虽旨在说理，却显得生动而有情趣。描叙前者选取了“虑人逼取，而惴惴焉摩玩之不已”的动作细节，逼真地显示出其惟恐强假之物被人讨还的恋恋不舍之情态，甚为细致传神；此外，又写其“今日存，明日去，我不得而见之矣”的感叹，亦反映出对强假之物不忍归还的真切口吻。描叙后者的行为是“必高束焉，庋藏焉”，概括得十分准确贴切，令人有似曾相识之感；写其“姑俟异日观”的敷衍搪塞之词，亦颇为深刻真切，又令人有似曾相闻之感。这段所说的物实包括书在内。既然物因有强假与为我所有的不同而人的态度迥然相异，一重视，一轻视，则书亦不例外。这里采用的是演绎推理法。

前半部分对“书非借不能读”之意的解说任务业已完成。在此基础上，作者出于对黄生爱护关心的师生情谊，又进而采用赠序体写法，“陈忠告”于得意门生，劝勉其借了书后则“读书也必专”。为了深入打动黄生之心，作者乃以个人亲身经历循循诱导，充满真情，这一点与明初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颇相类。宋濂于开篇曾自述云：“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其中写宋濂年轻时借书抄书，刻苦求学之艰苦情状甚是感人。第三段前半部分与之不无精神相通之处。袁枚亦自述“余幼好书，家贫难致”，亦曾四处借书。但与宋濂不同的是此处偏于强调借书之难(“有张氏藏书甚富，往借不与”)；写求借不得之遗憾、焦虑(“归而形诸梦”)；重在突出自己当年“不幸而遇张”，借书甚难。其真谛是反衬黄生今日“幸而遇予”，借书甚易，暗寓其劝勉黄生应专心读书，珍惜这大好机遇之意。第三段后半又转写自己通籍后，虽已有足够的俸禄购买来大量藏书，却任“素蟫灰丝，时蒙卷轴”，不复似少时之岁月那样好书勤学，那样“用心专”矣。这既与第一段的道理相印证，又是继续暗里劝勉黄生要珍惜借书读的机会，因为只有在此阶段才能“用心专”而有所得，且老师本身就是一个例证。继此段以真情实意打动了黄生好学之心以后，作者趁热打铁，又直接“陈忠告”之言。第四段乃以黄生与自己相“类”与“不相类”、自己少年之“不幸”与黄生今日之“幸”相比较，明确揭示“读书也必专”之理，并表达其希望黄生“归书也必速”之意。作者早年与黄生今日相类有二，一是“家贫难致”书，二是“借书”读。作者与黄生不相类的是，作者早年借书遇到的是“吝书”的张氏，借而不得；而黄生今日借书遇到的是“公书”的作者，借而可得。这就是作者早年之不幸与黄生今日之幸，黄生对此应该心里有数；但作者不正面说出此意，而用问句出之：“然则予固不幸而遇张乎？生固幸而遇予乎？”文气显得委婉，语意亦不张狂。文章最后和盘托出劝勉忠告之言亦显得水到渠成：“知幸与不幸，则其读书也必专，而其归书也必速。”不辜负老师希望自己成材的“借书”之心。袁枚以奖掖后学为己任，即使借书给学生，亦要“为一说，使与书俱”，其对后学之进步亦可谓关心备至了。

这篇文章所要“说”的道理并不深奥，但作者却能正说、反说、侧面说，以及明说、暗说，角度多变，波澜起伏，抑扬顿挫，摇曳生姿，使人读来兴味盎然，毫不乏味。作者不仅注意以理服人，更重在以情感人，特别是以个人亲身经历劝勉后学，推出论旨，其意也真，其情也殷，使人读后为之折服。全文结构上特别注重对比手法的运用，如以昔日张氏之“吝书”与今日自己之“公书”对比，以黄生今日之“幸”与自己早年之“不幸”对比，又以自身的早年借书与通籍后藏书甚多但前后读书态度不同对比，在层层对比之中说明论旨。而文风的惟情所适，率性而发，娓娓而谈，明白轻快，亦值得称道。

〔注〕随园主人：作者自称。作者于乾隆十三年(1752)购得江宁织造隋赫德之旧“隋织造园”，改治为随园。同年辞官后一直于此隐居。随园位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小仓山。七略：书目名。汉成帝命刘向、刘歆父子先后校录群书，编辑宫廷藏书，分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七部，总称“七略”，现已佚亡。班固撰《汉书·艺文志》图书分类，即基本上以七略为依据。四库：指经史子集四部内府藏书。唐玄宗于开元年间收集图籍，“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见《新唐书·艺文志》。汗牛塞屋：即汗牛充栋，极言书籍之多。语本柳宗元《陆文通先生墓志》：“其为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意谓书籍塞满屋子，牛马运载时累得出汗。非夫(fú扶)人之物：不是自己的东西。夫，语助词。通籍：指做官。作者于乾隆四年(1739)中进士，入翰林院。籍，二尺长的竹片，上写姓名、年龄、身份等，挂在宫门口，以便进出宫门时查对。通籍是说记名于竹片上，可以出入宫门。后用以指初做官。落落：多貌。《后汉书·冯衍传·自论》：“冯子以为夫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素蟫(tán谈)：蛀蚀书籍的蠹鱼，以其为银白色，故曰“素”。卷轴：指书卷。古代文籍装轴卷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