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明文·袁宏道·徐文长传
余一夕坐陶太史楼①，随意抽架上书，得《阙编》诗一帙，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稍就灯间读之，读未数首，不觉惊跃，急呼周望： “《阙编》何人作者，今邪?古邪?”周望曰： “此余乡徐文长先生书也。”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童仆睡者皆惊起。盖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噫，是何相识之晚也!因以所闻于越人士者，略为次第，为《徐文长传》。
徐渭，字文长，为山阴诸生②，声名藉甚。薛公蕙校越③时，奇其才，有国士之目。然数奇④，屡试辄蹶。中丞胡公宗宪⑤闻之，客诸幕。文长每见，则葛衣乌巾，纵谈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时，公督数边兵，威振东南，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议者方之刘真长、杜少陵云⑥。会得白鹿，属文长作表⑦，表上，永陵喜⑧。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记，皆出其手。
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然竟不偶。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糵，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崩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识，气沉而法严，不以模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韩、曾⑨之流亚也。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文长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欧阳公所谓“妖韶女老自有余态⑩”者也。间以其馀，旁溢为花鸟，皆超逸有致。
卒以疑杀其继室，下狱论死。张太史元汴⑪力解，乃得出。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馀，竟不得死。周望言： 晚岁诗文益奇，无刻本，集藏于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抄录，今未至。余所见者，《徐文长集》、《阙编》二种而已。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
石公⑫曰： 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虽然，胡公间世豪杰，永陵英主，幕中礼数异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悦，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独身未贵耳。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梅客生⑬尝寄余书曰： “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⑭。悲夫!
〔注〕① 陶太史： 陶望龄，字周望，号石篑，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翰林在明清称太史。② 山阴： 旧县名，治所在今浙江绍兴。诸生： 明、清两代称已入学的生员为诸生。③ 薛蕙： 字君采，正德九年(1514)进士，累官吏部考功郎中。校(jiào)：考核。④ 数奇(jī 机)： 命运多蹇。⑤ 中丞： 明、清称巡抚为中丞。以巡抚例加副都御史衔，而副都御史职位相当于汉之御史中丞。胡宗宪： 字汝贞，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嘉靖三十四年(1555)为浙江巡按御史，御倭有功，后任浙江总督兼巡抚。他联络严嵩父子，严获罪后，屡被言官弹劾为严党，下狱而死。⑥ 刘真长： 晋代人刘惔，真长其字。简文帝为会稽王时，刘曾入其幕。《世说新语·品藻》： “桓大司马(桓温)下都，问真长曰： ‘闻会稽王语奇进，尔耶?’刘曰： ‘极进，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 ‘第一流复是谁?’刘曰： ‘正是我辈耳!’”杜少陵： 唐诗人杜甫，自称少陵野老，曾为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幕僚。《新唐书·杜甫传》： “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 ‘严挺之乃有此儿!’”以上二事皆幕僚之傲视长官者，故以为比。⑦ 表： 指徐渭代胡宗宪写的《献白鹿表》。⑧ 永陵： 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6)所葬之陵墓，此代指明世宗。⑨ 韩、曾： 唐代韩愈、宋代曾巩。⑩ 欧阳公： 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其《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诗云： “梅翁(梅圣俞)事清切，石齿漱寒濑。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辈。文词愈清新，心意虽老大。譬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⑪ 张元汴： 字子荩，隆庆五年(1571)廷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⑫ 石公： 作者自称。袁宏道号石公。⑬ 梅客生： 梅国桢，字客生，一字克生，麻城(今属湖北)人。万历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⑭ 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 (徐渭一生)没有不奇异的地方，所以也无处不倒霉。末一“奇”字乃“数奇”之“奇”。
传主并非名臣显宦，而作者与传主既无故交亲朋之谊，又非受其后人委托图几两润笔;终其一生甚至从未谋面，只是偶然读了一部诗集，便由诗及人，顿生相识恨晚之叹。不只叹几声作罢，且更搜罗其事，“略为次第”出一大篇洋洋洒洒、情辞并盛的传来。文墨常识告诉我们，那不受动于功利人情的背后，大抵当别有深衷在。
然而传前小序是一连串“读复叫，叫复读”惊喜交加的描绘，传末赞词也只是“悲夫”一声长叹。前者说明作者对传主遗墨的知赏，后者表示作者对传主遭际的悲悯同情。但知赏也好，同情也罢，那契合点在哪里呢?这就须向传文中去索求了。
人物传记总不脱记事写人为主。而人的一生所遇所历又何其杂沓繁多!剪裁史实，把握枢要，固然为传人的通则;去取弃扬，浓此淡彼之间，又何尝不潜伏着作者的机心?所以读任何一篇传记应当把握的不外三个问题： 写什么?怎样写?为什么?前两者是对文章表层的解析，而后者则是对作者机心的挖掘了。
作者写徐渭一生，突出三点： 才奇，人奇，“数奇”。薛蕙“奇其才，有国士之目”，是借他人之口，总冒才奇。与胡宗宪“纵谈天下事”，代胡作表使“永陵喜”，“好奇计，谈兵多中”，善书画等都是他才奇各个侧面的具体表现。其中特别突出了他的诗文创作，用大量篇幅，浓墨重笔给予描绘。徐渭才奇，人亦奇。如果才奇奇在多样性的话，人奇则奇在一“狂”字上。对贵为巡抚，“威震东南”的胡宗宪，他人“膝语蛇行，不敢举头”，“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狂”得实在可以。“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是意狂;对“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皆叱而奴之”是气狂;“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是行狂;“疑杀其继室”是佯狂;而以斧击头，利锥刺耳则是真狂了。由才子式的疏狂一路狂去，别的全不放在眼里，佯狂而终至真狂，假假真真，并世无二，岂非奇人哉?再看一生倒楣的“数奇”： 先是“屡试辄蹶”，继则“不偶”，“不得志于有司”，又曾被“下狱论死”，终“抱愤而卒”，虽只数语散点，却是贯穿始终，可谓命途多舛。徐文长的一生就是这样才能独出冠时，品行狂放不羁，遭际困厄颠仆的一生。作者只突出了这三点，余皆不及。如果孤立去看，任何一点都没有超出自身以外的其他意义。才高不过天生禀赋，狂放实乃性格殊异，而“数奇”，更怨不得别人，命不好罢了。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组织结构中，用不同的笔调去叙述描绘，其效果、结论和意义是大相径庭的，这就提出了怎样写的问题。
作者不但从徐渭一生中择取以上三点给予突出，而且力求勾画出三者之间的联系，使才奇、人奇与“数奇”形成一条不可分割的因果链。
就整体布局看，才奇与人奇是笔墨的重点，而“数奇”则是全文的主线。大量的篇幅落在传主才能多样与狂放行为的横向展开上，而命途多舛则草蛇灰线般地在其中不时闪现，像一片阴云笼罩在传主头上，又如幽灵般追逐了他的一生。这就从总体上显示了这样一重逻辑关系： 才愈奇，人愈奇，而“数”愈“奇”。再从具体描写看，文章主体部分就某一点横向展开时，总是格外注意三者关系的勾提揭示，并以互相之间的因果联系为关节，推进意脉，构成全篇，使文章结构既经纬分明，又呈网络状。传文开头借薛蕙语道出才奇后，紧接着以一“然”字为转折，点出“数奇”。第二段写他“自负才略”的表现后，又以一“然”字为转折，用一“竟”字来强调，突出其“数奇”——“不偶”。“才”与“数”于正常事理逻辑不应有的矛盾，却在文理逻辑上产生了。表面上的不合理，却深层地合于那个社会之“理”。才奇、人奇与“数奇”不只是单向因果，也是双向连锁推激的。“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糵，恣情山水”，前者是“数奇”，后者是代表着人奇的疏狂，中间用“遂乃”两字榫接，正道出不为世用才去恣意放浪的。而放浪山水的结果创作出大量“匠心独出”的诗歌，这又是由人奇显示出才奇。第三段因疑杀继室而“下狱论死”是由人奇而“数奇”，“愤益深，佯狂益甚”，是“数奇”又推逼出人奇，从而顺势展开“狂”的横向描述。总之，才奇、人奇、“数奇”在作者笔下是条绞织在一起的因果链，三者的互相推动过程也就是徐渭一生的悲剧命运过程。这就避免了将其悲剧命运归之于个人的偶然因素，而写出了那个社会中的必然结果。
揭示横向关系的同时，作者还着意把握人物命运纵向发展过程，随着人物命运悲剧的加深变换笔墨。徐渭并非天生就是一个疯子。第一段傲视胡宗宪，说明他不屈己从人，品性耿介，其实质是对封建社会礼法等级的蔑视。第二段写他“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雅不与时调合”，就使他这种品性进一步扩大，写出他与整个时流的对立。即使如此，充其量也不过是书生式才人的疏狂。而这一切又都与“屡试辄蹶”、“不偶”、“不得志”的连蹇际运相表里。徐渭实在不够乖巧，不懂得调整自己，随俗从流。越不为社会容纳，他越要表现出自己的愤慨与反抗，而越是狂言狂行，社会对他的打击就越加剧。第三段集中笔力将这一因果推向高潮。“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终于真狂，抱愤以卒。从“不得志”到“愤益深”，划出了他在社会步步压迫下的思想轨迹，伴随着这条轨迹的是，从疏狂到佯狂而真狂的狂的加剧。文长最初佯狂，有其具体原因。他受知于胡宗宪而被纳为幕僚。胡在政治上依附严嵩，严嵩倒台，胡亦被陷入狱致死。徐渭本已历尽艰辛，恐受株连，欲以佯狂避害。他处于高压之下，在大祸临头的恐惧中精神高度紧张，因而由假而真，假假真真。由此已不难见出当时政治黑暗的程度。而作者更将其“佯狂益甚”与“愤益深”联系起来，不但道出他的狂是社会政治黑暗压迫的结果，也暗示了狂同时也是反抗当时社会的形式。这样写就透过表面的避害动机，挖掘出了人物性格思想的内在原因。恐遭株连竟被迫去“佯狂”，如何不“愤”呢?而“愤益深”，则“狂益甚”，索性狂它个彻底。这就揭示出了他骨子里的反抗，正与其一向不与社会黑暗妥协的性格逻辑相吻合，于此可洞见作者笔墨入骨的深刻。
徐渭其才、其人、其“数”归结到一点，都在一“奇”字上。正文中种种细节描写，对比刻画固然使他这一主导性格特征血肉丰满，形象生动。但传前小序的作用亦不可忽视。如果将那段小序只看成作传缘起的交待，实在埋没了作者的苦心。读《阙编》时连连的“惊跃”、“急呼”、“读复叫”、“叫复读”，写自己的兴奋，烘托的则是徐文长。徐文长尚未露面，那“奇”已通过作者的惊奇劈面逼来。先声夺人又盘马弯弓，暗设悬念以逗引读兴，从而为正文蓄势。看来作者并非只倾重民歌的自然真率，于说部三昧亦并不陌生。这小序正同传文相映成趣。
写什么和怎样写客观上揭示了社会政治黑暗到了怎样的程度。作者之所以这样写，首先在于惜其才，悲其遇，也愤其世。传末赞词中“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一语，可见其心。所以，它既是为徐文长传神写照的传，又是揭露黑暗的愤世之作。至于末尾赞词中“永陵英主”、“人主悦”、“人主知有先生矣”几句，不过是烙着时代印记的套话和为着避害远祸的敷衍语，不必认真作数的，文章本身的事理逻辑更能说明问题。即使这几句对文长在天之灵的勉强劝慰，似乎也不无机锋： 既然“人主知有先生”，何以一任先生困厄偃蹇乃至于斯?
然而，惜才、悯人、抒愤尚不能穷尽“为什么”这一问题的底蕴。作者对文长才奇与人奇淋漓笔墨，更由于“奇”的内容与自身的契合。前文提到，作者对徐渭的不同才能多有触及，而尤对其诗文创作出以重笔。作为公安派首领，作者创作上标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提倡“任性而发”，“从自己胸臆流出”的真诗，反对七子模拟剿袭、步趋前人的复古潮流。而徐渭的诗，外受动于“恣情山水”、“穷览朔漠”的种种经历，内发之于胸中“勃然不可磨灭之气”，故所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一句话，是其个性精神的真实写照，全然是作者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产物。而文长“不与时调合”，对“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皆叱而奴之”，又与作者排击七子同一立场。张扬其才而首推诗文，正是二者才奇上的契合点。文长傲视权贵、孤行癖举种种狂的本质，在于以坚守个性构成对封建礼法的反叛。作者也是大力揄扬个性解放，呼唤纯真自然的人生，反对虚伪的纲常，亦曾有过程度不同的放浪形骸的疏狂，这又是二者在人奇上的契合点。对这样一位志同道合者，作者惜才，悲人，抒愤，其深层机心，乃在为同道也就是自己一派张目，这才是“为什么”这一问题的全部答案。知道了这一层才会最终懂得“写什么”和“怎样写”的根本原因，也才能体会到文章之所以写得如此声色动人的原委。同情、悲悯、愤恨溢于楮墨，皆在于心会神交的情感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