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这首诗有的苏轼诗集未载，有的仅有诗而无序 (如《施注苏诗续补遗》卷下)，有的则有一篇题为“元丰五年闰六月”的序(如查慎行《苏轼补注》卷二十一)，但序与诗意无关。我们不录那篇序，仅谈这首诗。

清代纪昀曾认为“此随手写四句，本不是诗”，所见甚陋，它实在是一首既通俗又富有理趣的好诗。

佛教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因缘合和而成的，任何事物都没有自己独立的“自性”。为了说明这一点，它使用了许多巧妙的譬喻。如《道行经·昙无竭品》说： “譬如箜篌，不以一事成： 有木有柱有弦，有人摇手鼓之，其音调好自在，欲作何等曲！”“譬如鼓不用一事成，不用二事成，有师有革有桴，有人击之其声乃出。”“譬如画师，有壁有彩有工师有笔，合成是事乃成画人。”“譬如山中响声，不用一事，亦不用二字所能成，有山有人呼有耳听，合会是事乃成响声。”它反复强调箜篌声是由木、柱、弦、琴师之手和合而成的; 画是由画壁、色彩、画师和合而成的; 山谷的回声是由山、人、人的呼叫、能听的耳朵和合而成的，不过是为了突出“因缘合会”的佛学观念。《楞严经》则说得很简明：“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汝众生亦复如是。”

尽管我们可以不同意佛学由此得出的“四大皆空”的观点，但是用这些比喻来说明事物的普遍联系，却新奇有趣。于是，它给了诗人以启发，增加了诗歌的趣味。比如，唐代诗人韦应物《听嘉陵江水声寄深上人》写道：“凿崖泄奔湍，称古神禹迹。夜喧山门店，独宿不安席。水性自云静，石中本无声。如何两相激，雷转空山惊？贻之道门旧，了此物我情。”苏轼也顺着这一思路写出了 《琴诗》。

这两首诗的确别开生面，在日常生活中，水石相激之声、琴声，我们听得够多了，两物相触而有声，也早已成为日常生活常识。然而，这两首诗却掘开“常识”的硬壳，把思维的触角深入到事物普遍联系的层次并提出疑问： 为什么无声之物相触而“有声”？相触之物离析而无声？声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寻？它是有“自性”而实在的？还是无“自性”而“虚无”的？抑或它本来性空假有，只不过是那水、那石，那琴上的木、柱、弦，那弹琴的手指，听声的人，能听的耳，处于相互联系的产物？读这两首诗，我们会突然感到 “常识”瓦解了，事物的独立性成了疑问，一切都不可把捉、不可理喻。我们会在这 “瓦解”的 “空虚” 中陷入迷惘，在这“不可理喻”的“恐惧”中感到某种“失落”，某种精神的震颤。然而，另一方面，由于水石相激、指弦相触而有声是那么自然、平凡，我们又会感到正是这不可用概念把捉、不可理喻的自然而平凡的事物中含蕴着世界的圆融以及无穷的奥妙。这一切，发生在一刹那间。而就在这一刹那，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思绪万千，情感起伏：似乎看到了事物的多面，体验了精神的丰富，仿佛触及了什么，悟到了什么，有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愉悦之感……

清代诗论家沈德潜在《国朝诗别裁集·凡例》中写道：“诗不能离理，然贵有理趣，不贵下理语。” 《琴诗》就是一篇有“理趣”的作品，而启发这种“理趣”的，有佛学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