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6月27日，台湾的作家协会理事长程国强先生，为从大陆来的作家访问团举行欢迎酒会。主人先致辞，几句热诚的友好的礼节性的又必不可少的开场白讲完了，话锋一转：今年是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再过几天就是七七事变纪念日，今晚我们要大唱抗战歌曲。

紧跟着一位小姐离座，大厅里立刻激荡起高亢、悲怆的《我的家在松花江上》的歌声。

众人情绪为之一振，心底鼓荡起一股诚恳的激情。相互间的隔膜、拘谨和生疏感渐渐消失了，找到了一种心契和神会。

大家都熟悉的抗战歌曲继续唱下去，大厅里的气氛变得热烈、火爆。共同的民族情感，共同的记忆，使大家亲近了。

按照老套路，这种欢迎宴会很可能会变成一种客客气气的应酬，从礼节上说大家不能不见面，同时每个人心里又都明白，见面后有许多话题要回避。不敏感、不用回避的话题只剩下一个：谈文学。在这种时候文学往往是做作的，莫非一见面就谈文学，一握手就抓创作，把艺术当下酒菜？使作家们处于一种卡夫卡所说的违反自然的状态，“像变了质的动物”。感谢那抗战歌声，使大家一下子有了生气，有了豪气，精神上也放松了——艺术原本就有一条经验，让人放松。只有放松了，作家们的相聚才变得真诚而有意味。

在另一次酒会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司马中原端着酒杯站起来了，一身中式蓝布裤褂，一排紧密的疙瘩襻系得严严整整，精神铄铄：日本是什么东西我难道还不知道吗？分裂了还不是得认日本做干妈，李登辉如果把台湾大卸八块，我们不管就不是人……

西装挺括，风度优雅的肃飒接过话头：一个叫麦金得的英国人，曾把西藏比喻成中国的后门，把台湾比喻成中国的前门。我们一个门都不能丢，更不能让它成了别人的门！

他们激昂充沛的民族意识，受到众人的击节赞赏，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有人这样挖苦也许是恭维艺术家：“他们经常是激烈的（偏激的）或具有破坏性的轻率的和急躁的。”我却以为，现在的有些艺术家正因为失去了这样的“激烈”，哪怕是“偏激”，而变得太过聪明、讲究实惠、工于心计、八面玲珑、表面上四平八稳谁也不得罪，暗地里拨弄是非、拉帮结伙。鲁迅不“激烈”吗？不“偏激”吗？然而那是多么冷静的“激烈”，多么深刻的“偏激”！

艺术不是公认被当作“医治精神疾病的药剂”吗？当今的艺术自身是不是得了萎缩病、软骨病？不能医治精神，反给人们添病。没有胆气，没有激情，没有义愤，没有热忱和力量，软骨人写软骨作品，不能让小人惧怕，或许艺术本身也变成了小人。难怪有人忧虑，文学正在变成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

司马中原和萧飒二位先生都是60多岁的老者，平素心性平和，气度从容。但有爆发，有酒后，有性之所至畅所欲言的时候，这才是真性情，才是真实的作家。

有时敢于大笑大骂、坦荡无私，反而体现了一种人格的成熟。当代文学不也正需要这种成熟的人格气韵吗？

大陆的作家访问团6月30日中午到达香港，当晚参加了香港作家协会举办的庆祝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大型酒会。酒会历时近3小时，作家、诗人们轮流上台，读一首抗战的诗，唱一首抗战的歌。我所熟悉的著名的抗战诗和抗战歌都听到了，还有一些是不太熟悉的，一次真正的抗战文学的大餐。酒会自始至终，格调昂扬，壮怀激烈。文人们义张勇发，动情动容地喊出唱出了抗战文学一种精神；反对侵略战争。这是一种精神反抗，是文学的崇高使命，也是文学的人性使命。

在座的有许多是50岁以下的人，以现代人的视角和情感感受了50年前的那场战争。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感受自然更强烈。既然精神还能碰出电光石火，该碰的时候为什么不碰？生命既然还有内在激情，该燃烧就燃烧。

我为作家们这份情怀所感动。我也欣赏别人的这份“感动”，珍惜自己的“感动”。中国文化里从来都不缺少民族意识和天下意识，虽然当今天下一切都是商品经济，但不等于一切都是做买卖，一切都可以用金钱意识来取代。

事实是金钱意识正日益被强化，它不仅意味着名利双收，还安全可靠。当代文化中的民族意识、天下意识正人为地被淡化，似乎这样就离“政治”远了，躲开了敏感的问题。于是，历史变成了一堆堆与国家、民族关系不大的香艳故事，现实变成了一出出为了金钱争斗不休的闹剧。

人为地躲避什么，是文学不成熟的表现。不能对生活变得“感”而不“动”，“感”而不会“动”，“感”而不敢“动”，“感”而不愿“动”。甚至是不“感”不“动”。

然而当今的文化环境又极其圆熟地保护了这种不成熟，这就是文学精神的委顿和环境的疲软正好配套，互为因果。

为港台作家的民族情怀所动，想记下一点感想，孰料愈扯愈远，言不及义，还是赶紧停住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