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介存谓“梅溪词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刘融斋谓“周旨荡而史意贪。”此二语令人解颐。

这里引用周济的话，见于他的《介存斋论词杂著》。过去论者多将这句话理解为表明周济对于史达祖人品的鄙夷，如孙望、常国武主编的《宋代文学史》就说这是“以人品来定其词品的做法”，这是牵强附会的，误会了周济的本意。周济的原话是这样的：

梅溪甚有心思，而用笔多涉尖巧，非大方家数，所谓一钩勒即薄者。梅溪词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矣。

从上下文来看，这里的“品格”依然是指词品，而与人品无关。“偷”是古代文论中的一个范畴。皎然《诗式》最早提出偷语、偷意、偷势的“三偷”的说法，“偷语最为钝贼”，“其次偷意，事虽可罔，情不可原，若欲一例平反，诗教何设?”“其次偷势，才巧意精，若无朕迹”。对于“偷势”，皎然是给予肯定的，批评的是“偷语”“偷意”，也即因袭摹拟，不能翻新变化。宋代诗学讲究夺胎换骨，对于“偷古人句”是很鄙视的。史达祖的词，正如孙望、常国武主编的《宋代文学史》所说，“主要祖述周邦彦，集中《三姝媚》(烟光摇缥瓦)、《玉蝴蝶》(晚雨未摧宫树)、《秋霁》(江水苍苍)、《湘江静》(暮草堆青云浸浦)等篇，在用字琢句以至全篇布局、韵致上都刻意模仿清真。……也有风神更接近姜夔的，如《八归》(秋江带雨)、《万年欢》(春思)、《兰陵王·南湖同碧莲见寄，走笔次韵》等”。这种因袭模仿，在个别尖新字上求巧求奇，就是周济所谓的词品“偷”的意思。王国维论诗强调“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对于这种“偷”，自然是不满意的。

王国维又引了刘熙载(号融斋)的“周旨荡而史意贪”。先说“史意贪”，这也与人品无关，虽然刘熙载《词概》原话说“未得为君子之词”，但依然是指词品，而不是人品。“贪”，是借用赵执信对朱彝尊诗的品评。赵执信《谈龙录》说：“朱贪多，王爱好。”朱彝尊作诗根本于经史，贯以学问，多运故实，所以赵执信贬讥说“贪多”。刘熙载借用来说“史意贪”，意思是说，史达祖的词贪多爱好，多堆砌藻彩，隶事用典，尖新求巧。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论史达祖词“极妍尽态”，这四个字，移用来解释“史意贪”，是非常恰当的。不能一看到“贪”，就联想到“贪心”之类的人品问题。

刘熙载说“周旨荡”，是评价周邦彦词，今人多联系周邦彦“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之类的人品问题，也是扯得太远。“荡”字作为诗文理论术语，最著名的是梁简文帝萧纲所谓“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萧纲的话本来是说写文章应该摆脱束缚，任意挥洒才行。但后世论者批评诗人放荡无检束，肆意狂放，甚至直露地写艳情，都属于“荡”。刘熙载论诗词强调雅正和“温柔敦厚”。这里的“周旨荡”，是批评周邦彦的一些赠妓应歌之作，抒写男女艳情的词，其实没有多少真感情，写得不过是浮薄男子与青楼女子短暂邂逅而已，难免涉于艳亵，有佚荡污淫之失，因此刘熙载又说周邦彦词“当不得一个‘贞’字”。“贞”，即“正”，不够温柔敦厚，不能得“性情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