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的内容·先秦两汉文学思想·两汉文学思想·“缘事而发”的乐府诗学观与班固的诗学批评

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作为一种新的诗体，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又一范本，表现出纯真朴拙、雅俗交融的艺术魅力。一方面，它体现了汉乐府远离儒家经学重压的民间特性，是民间文艺对宫廷文艺的渗透，呈现出俗曲雅化的趋势。乐府诗是入乐的声诗，其声调之变突破诗骚，别开生面。“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礼乐志》)。众声兼容合于乐府，体现大一统政治下的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借助于乐府政治职能的力量，乐府诗的地位得以提高，文人亦参与到创作当中，客观上促进了文人乐府诗的派生和发展。

两汉乐府诗以叙事诗成就最为突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是其基本创作思想。它使得诗歌既注重对社会生活的关照和描绘，又强调创作主体的真实生活感受。诗中铺陈场面、详写服饰仪仗以及形容体貌，表现手法上同汉大赋一样重形式，反映出时代特有的大、全、美的审美取向。另外，汉乐府也反映出文学思想的渐进。乐府诗大多不追求人物、故事的完整，而是删汰情节，只捕捉渲染最能体现主观情志的生活场景，只有当作家产生关照人物性格命运的文学自觉的时候，人物的性格冲突和事件的发展过程才会被重视。《孔雀东南飞》就是表现这一文学观念的成熟的标志。

汉代乐府诗的搜集、整理、创作，客观上促进了诗歌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从班固对《诗经》及汉乐府的评论介绍中，我们能看出这一点。首先，班固进一步明确现实生活对诗歌创作的重要意义：“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书·艺文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遂成为后人对汉乐府的定评，它一方面明确乐府诗为真情流露，另一方面也强调了其受现实感发的创作动因。其次，班固意识到了各地不同的自然环境、民俗风情对诗歌内容及风格特色产生的重要影响，“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汉书·地理志》)。据此他评论《诗经》，认为豳地之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齐地有良好的文化根基，“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故其诗为舒缓之体;而郑地“土狭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因此郑声“恂盱且乐，惟士与女，伊其相谑”。这种分析有时虽不免失之简单，然而却试图从另一种途径切入诗歌本质，显然是对诗歌认识的进一步深入和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