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论衡》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首先，它是批判两汉神学迷信思潮的重要理论成果。西汉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的宗教神学，并受到汉武帝的推崇而上升为国家统治意识形态。天人感应说本来是殷周时期的古老传统思想，在春秋战国诸子争鸣时期，这种思想遭到很大冲击。西汉天人感应说的恢复和发展，对先秦诸子学说而言是一股巨大的思想回流。随着两汉之际的社会动荡，谶纬学说日益盛行，天人感应说遂与谶纬学说合流，各种神秘主义思想在社会上层和民间流行开来，两汉时期的思想文化领域充满了浓厚的迷信色彩，把儒家经学改装成为带有宗教性质的儒教。王充的《论衡》以元气自然论的观点，对两汉时期的神学迷信思潮做了深刻批判，它所建立的无神论体系，是先秦以来无神论的高峰和精华，在汉代思想史上大放异彩。

其次，它对东汉末期以来学术思想的变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王充在世时，《论衡》没有得到广泛的流传，影响仅及东吴地区，但东汉末年，避难入吴的蔡邕和会稽太守王朗把《论衡》带到北方，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被视为“奇书”“异书”。在经学衰落、无神论和黄老思想重新抬头的环境中，它汇入新的时代潮流，引发了离经叛道的学术倾向。蔡邕、王朗对《论衡》标新立异的兴趣，也就是对经学教条的厌弃。孔融发出父于子无恩，子孕母腹“譬如寄物缻中”（《后汉书·孔融传》）的言论，就是王充“夫妇合气，子则自生”（《论衡·物势》）的推演。在东汉末年政治危机的时代，王充的抗争与怀疑精神发展为王符、仲长统的政治批判精神，影响到整个社会。他以道家自然无为观点解说儒家经典的做法，对魏晋玄学家们用老庄解释儒经也具有启发作用。钱穆就曾指出：“王充力反时趋，独尊黄老，正为黄老一主天地自然，最不信鬼神上帝之说，王充捉紧这一点，遂开此下魏晋新思想之先河。”

最后，它的元气自然观和无神论思想被后世学人继承和发挥，对中国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哲学体系讲，王充的元气自然论和无神论思想最有价值，在中国思想史中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南北朝的范缜总结《论衡》的思维经验和教训，不再把精神看成一种特殊的精细的物质，进一步提出了“形神相即”“形质神用”等命题，对当时的有神论思想做了更加深刻的批判，推进了中国古代无神论思想的发展。唐代柳宗元继承和发展了《论衡》的元气自然论，肯定天体是由元气构成的物质存在，整个自然都是由元气运转的结果，认为天地、元气、阴阳没有意志，不可能赏功罚祸，并把无神论思想延伸到政治、历史领域，将中国古代的无神论思想提高到新的水平。宋代的张载同样坚持认为宇宙是由“气”构成的，对天体运行和自然现象做了认真的考察，并将其与自己的哲学创造联系起来，构建起了以气为本的理学思想体系。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系统整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成果，成为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总之，汉代以后，始终伴随中国思想的发展并不断走向深化的元气自然观和无神论思想，与《论衡》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