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与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文学与政治·文学政治化的过程
虽然与具体政治斗争并不存在十分密切的对应关系，但唐代文学在总体上仍是一种政治性十分鲜明的文学。这体现在唐代文学与唐代社会历史的紧密关联中，也体现在唐文学自身的发展演变历程中。之所以如此，与上文所说的唐代士阶层文学与唐代政治制度的密切关系有关，也与这一制度及其历史走向对文学的总体意识形态要求有关;当然，除此之外，还与任何形态的文学都不能不包含某种思想政治含义有关。我们把这一演变历程简单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一、初唐文学的消极政治特征。由于唐初统治者在意识形态方面缺少明确目标，其文学政策也多有摇摆。唐太宗虽曾批判前代“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陈书·后主本纪》论)，但实际影响不大，颂美和娱乐成为唐初宫廷文学的主调。统治者本人习作艳诗，南朝绮靡文风为时所尚，宫廷游宴唱和在武后、中宗时期达至极盛。然而，由于武后所实行的一系列政治措施，一批新进士人跻身政坛，出现了王勃、杨炯、李峤、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等优秀诗人，形成了上下呼应的文学热潮。但一方面，文学除“纪革命之功”外，畏于恐怖统治，对政治事务避之唯恐不及。政局变数的增加助长了士人的投机心理，也降低了文学的道德品格，出现了沈、宋这样“人人传讽”其文而又“天下丑其行”(《新唐书·宋之问传》)的诗人。另一方面，新进士人竞逐功名，喜尚荣华，又使文学在盛陈繁华、抒写感伤中洋溢着一种幸福情调。统治者鼓励士人争言“王霸大略”，又激发了士人的政治热情和道德勇气，影响及文学便有陈子昂痛斥“文章道弊”、力倡“风骨”“兴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的宣言。总之，这一时期的文学具有为宫廷政治提供娱乐服务，甚至谄附恐怖政治或规避政治风险的消极政治特征，但又鼓励新进士人在政治上和文学上充分表现，为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领域。正是在这批士人作家手中，文学的重心开始由宫廷应制的狭隘内容向士人的人生经历和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转移。
二、社会危机爆发前后文学的重大变化。盛唐文学在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后迎来了“声律风骨始备”(殷璠《河岳英灵集》序)的创作高潮，但随后发生的以李林甫为代表的吏能集团对文学之士的排挤，演变为政治结党和对知名文士的迫害，也基本割断了文学与宫廷的密切关系。文学中心从张说、张九龄等朝廷重臣之手，迅速下移到唯以艺文取胜的官僚如王维，乃至一些在野文人如李白、杜甫手中，给文学创作内容带来深刻变化。文学在一部分文人如王维手中，继续向带有唯美意味的自然审美主题发展，并在其中融入了宗教超脱的思想因素。在另一部分更潦倒的文人手中，则转向与政治现实的对立。
李白作为唐前期所培植的士人自由精神的最夸张代表，又是玄宗朝最不合时宜的宫廷诗人，在被逐出宫廷之后，政治忧患意识愈趋强烈。天宝后期的严酷政治气氛，促使李白的创作发生很大变化。在他的《古风》和乐府诗中，谴责扩边战争、揭露政治黑暗等现实题材与比兴隐喻手法相结合，出现不少涉及政治而又题旨“惝恍莫测”(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二)的作品。他在《泽畔吟序》中解释朋友创作时所说的“惧奸臣之猜，常韬之于竹简，酷吏将至，则藏之于名山”，“至于微而彰，婉而丽，悲不自我，兴成他人，岂不云怨者之流乎”，实际上也可以移来说明他自己在这一时期的创作情况。当然，总的来看，李白仍是出于个人失意而在诗中涉及政治问题，张扬自我仍是他创作的基本主题。
向往于“扬雄、枚皋之流”而不得的杜甫，在经历了信念的动摇和对“儒术”的质疑后，最终回到儒家思想立场之上，以“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和其他创作形式，全面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政治时事和社会变动。在杜甫的“诗史”性创作中，社会现实题材的扩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果说杜甫以前的文人创作尚是在抒写个人愤懑时连带涉及并以比兴手法隐约揭示政治问题的话，杜甫则不但将目光始终投向社会，以尊王忠君、维护统一作为自己的创作主题，而且在言及时政时更无所避讳，“诗体专为赋，故多切实之语”(乔亿《剑溪说诗》)。政治主题开始成为唐代文学愈来愈重要的主题，文学的道德意识也空前高涨。文学摆脱宫廷卵翼并基本不受国家政治的监督，但又对政治和社会投以真切的关注，是这一时期文学发展所获得的最好外部条件，也是唐代文学之所以在此时达至极盛的最重要原因。在唐代文学政治化的过程中，安史之乱前后的重大历史变化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这一过程的发生，是文学主动适应社会政治现实需要的结果。但不难看出，这一结果并非出自统治者的有意识提倡，而是士阶层文学本身的社会化、现实化发展所带来的。
三、中唐时期文学政治化的自觉过程。安史之乱强烈动摇了唐代社会结构，也引发了统治集团和士人阶层对思想意识形态问题的全面反思。在朝廷鼓励下，表彰忠节，弘扬道义，成为重要的思想主题。尊王思想在代宗大历以后兴起的《春秋》学中得到发挥。国家“中兴”的现实政治需要，促使经世思想和兵农商战之学在中唐广为流行。相形之下，传统的“文章之事，记问之学”，一时间被认为无益于“缉熙王猷”，“殆非君子进德修业之意也”(李翰《通典序》)。为了挽救“文章之学”的这种尴尬境地，不少文人力图在文学与国家政教需要之间重建联系。“道德仁义，非文不明;礼乐刑政，非文不立”(梁肃《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文之为也，上以端教化，下以通讽谕”(权德舆《梓州刺史权公文集序》)。“文”的政治教化意义，在中唐时期得到空前强调。
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的创作，相对于朝政而言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并未过分政治化。他本人在谈及诗歌创作时，除一般地承认“别裁伪体亲风雅”之外，谈得较多的仍是修辞方面的艺术追求。被他引为同调的元结，在天宝年间“以文辞待制阙下”时就提出诗歌创作 “欲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二风诗论》);在大历年间写作《舂陵行》时更明确表示：“何人采国风，吾欲献此辞。”随着政治问题的尖锐化，一般的复古主张和修辞追求终于被明确为政治意义上的“规讽”。“以诗讽上”的观念此后开始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宪宗元和初年，白居易和元稹等诗人在朝供职期间，针对朝政和唐王朝兴衰历史，写作了《新乐府》等讽谕作品。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与元九书》、元稹在《叙诗寄乐天书》《乐府古题序》等文章中，系统地阐述了他们的文学讽谕理论。白居易把自己的诗歌创作分为讽喻等四类，元稹为自己创作所做的分类也有“古讽”、“乐讽”、“律讽”等类，均将讽谕视为诗歌创作的最重要功能。他们主要继承发挥了《礼记·经解篇》中的诗教观和《毛诗序》中“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观点，在要求统治者“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白居易《策林》卷六九)的同时，进而要求文学之士“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使文学直接有用于国家政治生活;将传统意义上在上者的采诗观风和审乐知政，改变为士人作家通过创作积极主动地干预政治生活，具体解决了文学如何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问题。这些政治讽谕诗在当时使“执政者扼腕”、“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与元九书》)，收到了极为明显的政治效果。
讽谕诗论以儒家传统的文道关系命题作为其理论基础，这一命题同时也是唐代儒学复兴的中心问题。传统所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心雕龙·原道》)的原道崇文观，在中唐政治现实下已被进一步明确为文章“本乎王道”(独孤及《赵郡李公中集序》)。讽谕诗论在抬高文学本体意义的同时，实际上已经使文学完全从属于“理道”、“王政”的政治需要。与前代观点相比，讽谕诗论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采取了一种更激进的立场，更为强调文学在政治生活中的实际功用。一批身为官员的文士，在经世思想刺激下，试图将自己的政治实践与文学创作结合起来，变文学的无用为有用，因而导致了这种不免偏颇的立场。例如在评价前代文学时，元、白等人不但激烈批评了“嘲风雪，弄花草”的晋宋齐梁文学，认为“苏、李、骚人”之作“义类不具”、“于时六义始缺”，甚至对“索其风雅比兴……亦不过十三四”的杜甫也表示了不满(白居易《与元九书》)。
上述文章教化说和讽谕诗论，所提倡的都是一种自觉的政治化文学。以文学干预国家政治生活，已被中唐这批文人确定为文学的首要任务。与诗歌讽谕运动同时，韩愈以“道统”自命，致力于儒学复兴，并伴以文体上的革新，充分表明士阶层优秀分子已清楚意识到他们的重要历史使命： 成为社会理想和政治原则的代表。
四、中晚唐的文学多元化发展。由于文学政治化的要求来自士阶层优秀分子自身，所以在当时非但没有得到统治者鼓励，反而由于其批判精神给提倡者带来不少麻烦。先后参与诗歌讽谕运动的有张籍、王建、李绅等人，但在道德思想方面颇为自负的韩愈及其门下士，却对此始终保持观望。韩愈作有 《元和圣德诗》，在称扬圣德这方面，文人容易取得一致。但对政治问题过于具体的指责，却使作者极易招致政敌的攻击。到元和后期，元、白等人便基本停止了讽谕诗创作，元、白本人也先后被贬外放。发生于中央政权内、积极干预朝政的这一文学运动，只持续了四五年光景。它的精神影响在中晚唐始终存在，但已分散于个别地方或在野作家的创作中。白居易本人除短时期从事讽谕诗写作外，还以“感伤”、尤其是“闲适”作为更重要、更长期的创作主题。与文学政治化过程几乎同时，中唐以后文学还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中晚唐政局处于藩镇与宦官两大势力的威胁下，官僚集团与这些势力的摩擦以及受其牵制而形成的各官僚集团之间的党争，也达到空前残酷的程度。这种政治状况使得士大夫的个人处境日趋恶化，政治责任感遭受严重挫折，对前途失去信心，文学主题转向中下层士人的个人伤感，格调转向险怪、谲诡、低沉或轻靡，卢仝、李贺、李商隐、杜牧是其代表。韩偓等唐末贵胄诗人承其影响，则将诗歌题材引向香艳。中唐时代有不少出身寒门之士步入仕途，但同时也有更多寒士在科场竞争中被淘汰下来。晚唐更有大批下层文人人仕无门，潦倒终身。贾岛、方干、许浑、曹邺以及“咸通十哲”等寒素和隐逸诗人，更多地感受到政治现实的冷酷，其诗风也趋向僻涩、清淡或颓唐。随着唐晚期的政治衰落，文学也逐渐失去了积极关注和干预社会现实和政治生活的精神。唐末只有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一批文人，由政治失意走向愤世嫉俗，继续政治讽谕诗和含有政治寓意的小品文写作。这一时期文学中心不但下移，而且分散。传奇小说的兴起，俗文学的活跃，文人参与词曲创作，进士歌妓故事的流行，都是这种多元化发展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