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与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文学与宗教①·文字之因缘
柳宗元说：
昔之桑门上首，好与贤士大夫游。晋、宋以来，有道林、道安、远法师、休上人。其所与游，则谢安石、王逸少、习凿齿、谢灵运、鲍照之徒，皆时之选。由是真乘法印与佛典并用，而人知向方。①
这清楚地表达了对往昔儒、释交流传统的赞赏。历史上道教与士大夫交流虽不及佛教之盛，但同样是悠久和密切的。这种交流主要以文字为媒介。
至唐代，佛、道二教已积累起丰厚的文学遗产。大量翻译佛典里包含一批高水平的宗教文学作品，如佛传、本生经、譬喻经等;重要大乘经《法华》《维摩》《华严》等具有浓厚的文学性格。晋、宋以来，教团内部培养出如支遁、慧远、汤惠休等善文事的僧人，这些人置身同时代优秀文人之中也毫不逊色。僧人们更创造出一批新文体如旅行记(如法显[337?—422?]《佛国记》)、僧传(如慧皎[497—554]《高僧传》)、经录(如僧佑[384—414]《出三藏记集》)等。至于鲁迅所谓“释氏辅教之书”即佛教灵验、冥报之类传说则是志怪小说的特殊一类，也多有僧人参与创作。属于道教的文学创作，魏晋以来形成一批辑录神仙“传记”和传说的作品，著名的如《列仙传》(旧题刘向撰)《汉武帝内传》(旧题班固撰)《神仙传》(葛洪[283—363])等;而上清派教典更富于文学性，如《真诰》《周氏冥通记》，描写仙、凡交通，记载仙真诰语，情节神异，“人物”性格鲜明，语言也富于文采;韵文方面则有游仙、步虚、仙歌等诗歌体裁。这大量可资借鉴的文学遗产，为唐代文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主题、题材、故实、“人物”、语言、典故等等①。具体例子，如反对佛、道的韩愈的诗歌也受到翻译佛典和道教经典的影响②;《真诰》里的神仙故事和仙歌不仅成为唐人创作的典故，更在艺术构思方面提供了借鉴③。广而言之，六朝“释氏辅教之书”和神仙传说更为唐人小说提供了许多内容和表现方法④;而六朝释氏的议论文字和道教的歌赞更多方面地丰富了唐人诗文创作，等等。
唐代文人以不同形式与佛、道二教发生交游，佛、道二教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部分。有些人亲受菩萨戒，受道箓，算是进入佛门或道门为弟子;虽然如前所说，多数人并没有真挚、坚定的信仰，但参与宗教活动，结交僧、道，游览或居停寺、观，阅览佛、道经典，已成为普遍的风气⑤。这些生活内容必然在作品中有所体现。而在文化的普遍繁荣中，僧团里出现更多雅善诗文的人，他们成为与文坛交流的津梁。特别是中唐以后出现的一批 “诗僧”，著名者有皎然(720?—?)、无可(生卒年待考)、贯休(832—912)、齐己(864—943?)等。皎然活动在大历、贞元年间，游历京师和诸郡，与一时名流李华、颜真卿、韦应物、梁肃等交游，年幼的孟郊、刘禹锡都曾从之学诗。他有《杼山集》10卷传世，更留下了诗学名著《诗式》。主要活动在大和年间的无可是诗人贾岛从弟，住长安居德坊先天寺，与他往还的有贾岛、姚合、戴叔伦、马戴、薛能、方干、喻凫、刘德仁、雍陶、李郢、顾非熊、李洞、刘沧、张籍、殷尧藩等人。又如元和、会昌年间的安国寺，一时“名德聚之”①，有广宣(生卒年待考)住红楼院，是专门伺候皇帝、应制赋诗的所谓“内供奉”，与他唱和的有李益、郑、韩愈、白居易、刘禹锡、元稹、张籍、欧阳詹、杨巨源、王涯、冯宿、王起、段文昌、雍陶、曹松、薛涛等，几乎囊括一时诗坛名流②。中唐以后以僧人为文章供奉则形成朝廷定例。
唐代道士中同样多有富于文才的。如活动在武后和玄宗朝的司马承祯，武后、中、睿、玄宗朝都曾召请入都，与卢藏用、李峤、宋之问等结交。睿宗朝放还归山，“中朝词人赠诗者百余首”③，“散骑常侍徐彦伯撮其美者三十一首，为制序，名曰《白云集》，见传于代”④。他曾与刚刚出川的年轻的李白相遇，称赞李白有“仙风道骨”，成为文学史上的佳话。另一位著名道士吴筠，少通经，善属文，开元中漫游江南，与名士相娱乐，文辞传诵京师。后来玄宗召请，待诏翰林，曾推荐李白入朝。晚唐五代著名道士杜光庭年轻时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唐懿宗时应九经举，赋万言不中，乃弃儒入道。他善诗文，与诗僧贯休交好，著述等身，除了经注、科仪等纯宗教著述外，有诗文集《广成集》17卷，《历代崇道记》则是道教史著作，《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是山志著作，特别是《神仙感遇传》《墉城集仙录》本是仙传，也可以看做是传奇作品，唐传奇名篇《虬髯客传》就出自《神仙感遇传》。
具体分析唐代文人创作接受佛、道二教影响，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由于佛、道已成为文人生活中十分重要的部分，从而大为扩展了他们的创作题材，丰富和充实了作品内容，开拓出创作的新意境。诗歌里有大量抒写游历寺观，结交僧道的体验以及描写参禅、悟道生活的作品;散文中则有许多描写寺、观的碑、记，记述僧、道的碑铭等等。特别是“天宝后，诗人多为忧苦流寓之思，及寄兴于江湖僧寺”①，文人更多结交僧、道。典型的如张祜(792?—853?)，“性爱山水，多游名寺，如杭之灵隐、天竺，苏之灵岩、楞伽，常之惠山、善权，润之甘露、招隐，往往题咏唱绝”②。而像姚合(781?—846)、贾岛(779—843)以下所谓“武功派”诗人们，都喜欢借寺、观寂寞景色来抒写其凄苦情怀。就是反佛的韩愈也多与僧侣往还，他的《山石》《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等游历佛寺之作颇能体现其创作风格③。以至郑谷(851?—?)更有“诗无僧字格还卑”④之说。小说如唐临《冥报记》、郎余令《冥报拾遗》、杜光庭《神仙感遇传》《墉城集仙录》等是典型的宗教文学作品;而如李公佐《南柯太守传》、沈既济《枕中记》，主题显然得自佛、道观念;李朝威《柳毅传》写龙女故事，则借鉴了佛教故实;而张(658?—730)《游仙窟》本来是表现狭邪之游的，却利用了游仙构思。在中、晚唐传奇小说里佛、道内容得到普遍的表现。如戴孚《广异记》、牛僧孺(780—848?)《玄怪录》、李复言《续玄怪录》、段成式(?—863)《酉阳杂俎》、张读《宣室志》、皇甫枚《三水小牍》等集子里都有许多佛、道故事或体现佛、道观念的篇章。
唐人更多的作品并不直接表现佛、道内容，但其观念、情感深浸其中。如上所说，这也正表明佛、道二教影响的普遍和深入。例如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他固然有大量山水诗与求仙访道生活相关，但更多的作品抒写超逸高迈的情怀，对污浊现世表示厌恶，加以抨击，则与他的道教修养有密切关系。李贺(790—816)、李商隐(813?—858)的情形也与之类似。而如王维(701?—761)的山水田园诗，描绘大自然明净、和谐、活泼的风光，所创造的恬静、闲适、空灵的精神境界，则与禅宗的影响有密切关联①。唐代诗歌创作的成就得到禅宗多方面的滋养②。如李邺嗣曾指出：
唐人妙诗若《游明禅师西山兰若》诗，此亦孟襄阳之禅也，而不得耑谓之诗;《白龙窟泛舟寄天台学道者》诗，此亦常征君之禅也，而不得耑谓之诗;《听嘉陵江水声寄深上人》诗，此亦韦苏州之禅也，而不得耑谓之诗。使招诸公而与默契禅宗，岂不能得此中奇妙?③
如此诗情与禅意相交融，往往不见禅语而现禅趣。名句如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④、杜甫的“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⑤等，后来甚至被直接用作参禅“话头”⑥。而如李颀诗“发调即清，修辞亦秀，杂歌咸善，玄理为长，多为放浪之语，足可震荡心神”⑦，张志和诗“曲尽天真”、“兴趣高远”⑧等等，则与他们的修道生活体验有直接关系。对于当时许多人来说，习佛、修道已成为人生教养的一部分。柳宗元说：“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⑨指出当时许多人为了逃避现实压抑而归入佛道。白居易有诗说：
……大抵宗庄叟，私心事竺乾。浮荣水划字，真谛火中莲。梵部经十二，玄书字五千。事非都付梦，语默不妨禅。①
达摩传心令息念，玄元留语遣同尘。八关净戒斋销日，一曲狂歌醉送春。酒肆法堂方丈室，其间岂无两般身。②
他对禅与道兼容等观，更与诗酒放浪的生活相合一，都被当作安顿身心的依托。这些例子正典型地显示了佛、道的心性观念在创作实践中的作用。
在更深的层次上，佛、道二教更影响到唐人创作的思维方式和构思方式。吉川幸次郎说过：“重视非虚构素材和特别重视语言表现技巧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的两大特长。”而“戏曲和小说都是虚构的文学”③。鲁迅则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④。特别是对于唐人小说和后来戏曲的发展，佛、道二教的影响起了重要作用。而从诗歌创作看，六朝诗表现佛、道内容，往往是夹述义理。功力深厚如谢灵运，作品往往附带一个玄理尾巴。他的作品模山范水，名章迥句迭出，但意境终欠浑融。唐诗的一个重大优长，也是它超越前人的重要成就，在善于把感受、意念和激情化为情景浑融的兴象、意境。这就是严羽所谓“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⑤，也即是他所说的诗、禅相通的“妙悟”⑥。这正是借鉴宗教玄想的思维方式的结果。如李白、李贺诗的幻想世界，乃是心灵的自由创造;就是号称“诗史”的杜甫也明确要求“陶冶性灵”①。诗僧皎然论诗说：“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向使此道尊之于儒，则冠六经之首;贵之于道，则居众妙之门;崇之于释，则彻空王之奥。”②署名王昌龄的《诗格》上提出诗有三境，物境之外还有情境、心境，要求作诗时“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神竭;安放神思，心偶照境，率然而生”，“神之于思，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③。如此注重心性的张扬和表达，也都通于宗教的思维方式。刘禹锡说：
梵言沙门，犹华言去欲也。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乎词。词妙而深者，必依于声律。故自近古而降，释子以诗名闻于世者相踵焉。因定而得静，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信禅林之花萼而诫河之珠玑耳。④
王、孟、韦、柳一派特别突出体现了这种境界。甚至杜甫、韩愈也一样。吉川幸次郎说：“杜甫首次给唐诗注入如此丰富的想像力，也正是得到了从印度传入的佛教经典的无意识的影响。”⑤实际佛教给予杜甫影响的，不只是经典，还有流行的禅宗。当然，佛、道二教的根本立场是超世、出世的，必然追求恬静无为的境界，体现在艺术构思上则会追求闲雅、寂静、空灵之美，这就难免造成风格上的偏枯和冷寂。
在文体、意象、语言、典故、修辞等诸多具体艺术表现方式、方法方面，佛、道二教对唐代文人的影响同样十分显著。例如佛典并用散体长行和韵文偈颂，直接影响到传奇小说如 《游仙窟》等韵、散交错的文体;中唐传奇小说配合以叙事诗的创作风气也受其影响。而如陈寅恪指出：佛经里的“‘长行’乃以诗为文，而偈颂亦可视为以文为诗也”①，韩愈“以文为诗”正与之有一定关系。胡适曾指出：禅宗“大和尚的人格、思想，在当时都是了不得的。他有胆量把他的革命思想——守旧的人认为危险的思想说出来，做出来，为当时许多人所佩服。他的徒弟们把他所做的记下来。如果用古文记，就记不到那样的亲切，那样的不失说话时的神气。所以不知不觉便替白话文学、白话散文开了一个新天地”②。这是说禅宗语录对文体的贡献。沈曾植在《海日楼札丛》里则指出中唐兴盛的密教直接影响到绘画、诗歌和传奇小说创作。唐人熟悉佛、道典籍，语言、修辞方面从中借鉴更是十分普遍的事。
这里没有讨论唐代佛、道二教对民间文学的影响。应当指出，由于民众间的信仰体现为更真挚的形态，在民间文学作品里佛、道的表现与文人作品不同，但同样十分丰富和突出。这从王梵志诗、寒山诗、敦煌变文、曲词等作品里看得很清楚③。各类民间文学创作与文人创作更相互影响，限于篇幅，不再赘述了。
注释
① 《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柳河东集》卷二五。① 参见台静农《佛教故实与中国小说》,载《龙坡论学集》第127—177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蒋述卓《〈经律异相〉对梁陈隋唐小说的影响》,载《在文化的关照下》第163—17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葛兆光《道教与唐诗》,《文学遗产》1985年第4期第42—55页。② 参见饶宗颐《马鸣佛所行赞与韩愈南山诗》,《中国文学报》第19册,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会1963年版;葛兆光《青铜鼎与金错壶——道教语言在中晚唐诗歌中的使用》,《中国文学报》第52册,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会1997年版。③ 参见深泽幸一《李商隐と〈真誥〉》,吉川忠夫编《六朝道教の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报告,春秋社1998年版。④ 参见白化文《佛教对中国神魔小说之影响二题》,《文史知识》1986年第10期。⑤ 参见严耕望《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载《唐史研究丛稿》,新亚出版所1969年版。① 《南部新书》戊卷第50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② 参见平野显照《廣宣上人考》,《唐代文学と仏教の研究》第100—150页,朋友书店1978年版。③ 李渤《王屋山贞一先生传》,《全唐文》卷七二一,第7318页。④ 刘肃《大唐新语》卷一○《隐逸》,第163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① 《新唐书》卷三五《五行二》,第921页。②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笺校》卷六第3册第174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③ 参见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④ 《自贻》,《全唐诗》卷六七六,第7747页。① 参见袁行霈《王维诗歌的禅意与画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② 参见顾随《揣月录》,载《顾随说禅》,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杜松柏《禅学与唐宋诗学》,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6年版;入矢义高《求道と悦樂—中国の禅と詩》,岩波书店1983年版;Paul Demiéville:Les entretien de Lin-tsi Hermes ,vol.7,Paris,1970;张中行《禅外说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周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孙昌武《禅思与诗情》,中华书局1997年版。③ 《慰弘禅师集天竺语诗序》,《杲堂文抄》卷二,《四明丛书》本。④ 《终南别业》,《王右丞集笺注》卷三。⑤ 《江亭》,《杜少陵集详注》卷一○。⑥ 参见葛兆光《禅意的“云”》,《文学遗产》1990年第3期。⑦ 《唐才子传笺校》卷二,第1册第357页。⑧ 同上卷三,第695页。⑨ 《送玄举归幽泉寺序》,《柳河东集》卷二五。① 《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因寄元郎中张博士》,《白氏长庆集》卷一九。② 《拜表回闲游》,同上,卷三一。③ 《中国文学史之我见》,《我的留学记》第168、176页。④ 《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鲁迅全集》第9册第7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⑤⑥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第137页、第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① 《解闷十二首》之七,《杜少陵集详注》卷一七。② 《诗式》卷一《重意诗例》,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23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③ 《诗格》卷下,同上第173页、172页。署名王昌龄的《诗格》是否确为王所作,学术界尚有争论,但其出于中唐以前,反映了当时的文学思想则是没有疑问的。④ 《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并引》,《刘宾客文集》卷二九。⑤ 《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我的留学记》第212页。① 《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95页。② 《传记文学》,《胡适精品集》第15卷第208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③ 参阅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周绍良《谈唐代民间文学》,《绍良丛稿》第48—65页,齐鲁书社1984年版;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项楚《寒山诗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