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十朋的爱情故事，主要见于古老戏文《荆钗记》的敷演。某些笔记，亦有点滴传闻记载，但都远不如《荆钗记》那样完整动人，而且长久流传于民间。

王十朋，史有其人，《宋史》卷三百八十七有他的本传。十朋字龟龄，号梅溪，温州乐清人。据汪应辰《王十朋墓志铭》知十朋卒于南宋孝宗乾道七年(公元1171)，本传说他“年六十”而卒，当生于公元1111年，即宋徽宗政和元年。作为历史人物，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南宋建炎至乾道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据《宋史》本传记载，十朋“资颖悟，日诵数千言。及长，有文行，聚徒梅溪，受业者以百数。入太学，主司异其文。”显然是一位颇有才华的人物。在南宋朝野战和之争中，十朋是主战派，并多次上书皇帝，受到嘉奖，宋高宗认为他“经学淹通，议论醇正”;他们意见多被采纳，“其言大略施行”。孝宗朝，王十朋坚决地弹劾了丞相史浩，同时积极支持抗金将领张浚，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对史浩的弹劾，成为宋史上一件有影响的事例。他不仅论列八条罪状(怀奸、误国、植党、盗权、忌言、蔽贤、欺君、讪上)，而且，当孝宗接受了他的意见，贬史浩知绍兴府，他仍然上疏反对，使孝宗“遂改与祠”。进而他还揭发了与史浩关系密切、行为不轨的史正志、林安宅等人，他们皆被罢官。这件事情，影响极大，甚至后人以为《荆钗记》的问世，与此事有关。(这个问题，下文还要涉及)。

十朋先后知饶州、夔州、湖州、泉州，凡历四郡，政绩卓著。自饶州移知夔州时，“饶民走诸司乞留不得，至断其桥，乃以车从间道去，众葺断桥，以‘王公’名之”。“所至人绘而祠之，去之日，老稚攀留涕泣，越境以送，思之如父母。”作为封建社会的官员，王十朋的品德也是应当受到称赞的，他不仅“事亲孝”、“友爱二弟”，而且在他以龙图阁学士身份致仕并随之而去世时，他的两个儿子(闻诗、闻礼)“犹布衣”。仅此一点，亦属难能可贵。

至于王十朋的婚姻爱情经历，正史则毫无涉及·《荆钗记》中所敷演的他与钱玉莲悲欢离合、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某些笔记有所涉及，但仅为传闻，而且那情节完全是另一回事。例如《瓯江逸志》载：

此外，据《南窗闲笔》记载，钱玉莲是宋代名妓，从孙汝权。某寺殿梁上题有“信士孙汝权同妻钱玉莲喜舍”。总之，王十朋与钱玉莲的关系究竟是父与女、学子与娼女或者夫妻，都是传闻，无法深究。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玉莲本娼家女的传说。因为有玉莲愤而投江的情节，所以，与《荆钗记》的内容有蛛丝马迹的联系。

如果玉莲本娼家女，王十朋与她有过一段时间的爱情交往，那自然会有很多情意缠绵的故事，不然玉莲怎么会“心许嫁王”呢!更何况当王十朋状元及第之后“不复顾”，玉莲竟“愤而投江死”，可见玉莲的一片痴情达到何种程度!而且，这又不仅仅是痴情，更有对王十朋背叛爱情的强烈的抗争。显然，这里的玉莲，是一位值得同情的性格刚毅的女子。

不论这一传闻有多少可信之处，但这种类型的爱情悲剧故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何止成千上万!才子狎妓，或有真情，一旦腾达，背信弃义，娼女情痴，终遭遗弃，弱者忍辱，刚者抗争，而结局都是悲剧。也许由于这种悲剧故事太多了，中国的老百姓都会讲出几段，因而，也就习以为常了。但是，倘若深思一下，这类爱情悲剧故事，包含着多少值得深思的问题!它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民族文化的某种特质，民族心态发展的某种“苦难的历程”。

如果《荆钗记》是在这样的传闻的“背景”下出现的，那问题又极为复杂了：一方面，《荆钗记》成了为王十朋文过饰非之作，使我们自然联想到从弃妇背亲的蔡伯喈到高明《琵琶记》的变化;另一方面，《荆钗记》又以它自己特有的情节故事，塑造了十朋与玉莲忠于爱情的品格，为我们展示了新的境界。至于王十朋与钱玉莲究竟是怎样的关系，钱玉莲的身份究竟是什么，那就只能如陆放翁所说：“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了。

(二)

《荆钗记》作为宋元四大古剧之一，在中国戏剧史，特别是南戏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徐渭《南词叙录》“宋元旧部”中著录了《王十朋荆钗记》，张大复《寒山堂新定九宫十三摄南曲谱》旧抄残本，署有“吴门学究敬仙书会柯丹邱著”。但柯丹邱究系何人，已不可考;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荆钗记》，也显然是经过明人加工的本子。

《荆钗记》为我们敷演了这样一个以王十朋、钱玉莲为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

王十朋父亲早逝，赖母训育成人，家境贫寒，“忝列庠生之数”。他才华出众，为朋辈中之佼佼者。

温城钱某，早年在太学曾试贡元，人称钱贡元。膝下一女，取名玉莲，年方二八。原配夫人早丧，再婚姚氏。一家三口，生活富足。欲招王十朋为婿，以继百年，于是，请将仕南阳郡许文通为媒。

十朋之母，自谓家贫，“不敢应承”。经老将仕一再说合，终于同意，但是，家中一贫如洗，没有什么东西可作聘礼，只好将一荆钗权作信物。王十朋十分惭愧：“这荆钗又不是金银造，如何做聘财!”而老将仕则说，这荆钗虽不是金银造，“管取门阑喜事婚。”

这门婚事，遭到玉莲继母的反对。同时又有豪富孙汝权请玉莲姑母为媒，欲娶玉莲。于是，孙富王贫，形成鲜明对照。玉莲继母、姑母，一致反对嫁王，而逼嫁孙氏。玉莲则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谩威逼，断然不与孙氏做夫妻”，“便刎下头来，断然不依允”。在这种情况下，继母亦只能以不给房奁首饰为惩罚。玉莲与十朋终于结为夫妻。

婚后半年，十朋将赴考，但缺少盘缠，而且走后婆媳二人失去依靠。岳丈钱贡元，对这些困难都一一给予以解决，将婆媳二人接到钱家居住。王十朋辞别亲眷，“登山渡水”而去。春闱得意，一举状元及第。

当朝丞相万俟卨，有一女，小字多娇，“虽年及笄，争奈姻缘未遂”，于是要招十朋入赘。十朋明确表示，自己已有妻室，且以“糟糠之妻不下堂，贫贱之交不可忘”的道理，予以拒绝。万俟卨恼羞成怒，利用职权，进行报复：原派王十朋为江西饶州签判，这里是鱼米之乡;现改派广东潮阳，这里是“烟瘴地面”。藉此“绝他归计。”

在听候派遣的时候，王十朋寄书家中。而这封家书被孙汝权弄到手，加以篡改，使这封报平安的家书变成了“入赘相府”之后给玉莲的“休书”。这样，在家中引起轩然大波。玉莲继母姚氏与姑母乘机强逼玉莲改嫁孙汝权。而玉莲则坚信王十朋不是负心人：“书中句都是虚，没来由闲气蛊，他曾读圣贤书，如何损名誉”，“富与贵人所欲，论人伦焉敢把名污”，“他为官理民庶，必然守法度，岂肯停妻再娶”，“空白说要改嫁奴，宁可剪下发做尼姑”，“打死了奴，做个节孝妇;若要奴再招夫，直待石烂与江枯。”最后，她拟以一死抗争到底：

这些沉痛哀婉的唱词，虽不乏封建意识，但毕竟是对市俗偏见的控诉，追求清白和高尚的表白。至今读之感人。

玉莲投江后，为走马上任的安抚钱载和救起，并收为义女。而玉莲家中人都以为她已经死了。她的父亲、婆母至为悲伤。

不久，十朋之母来到京师，见到十朋，备说原委。十朋知妻子守节投江，痛不欲生。只好与母亲同赴潮阳任所。

几年后，朝中丞相易人，新相获悉王十朋政绩卓著，于是升任吉安太守。

玉莲在钱载和家中生活。钱载和获知王十朋原来被委饶州佥判，而不知改为潮阳，于是派人到饶州寻找十朋。到饶州正逢饶州佥判王士宏全家因水土不服而亡，遂误以为王十朋病殁。几年后，钱载和认为，十朋既已亡故，玉莲应改嫁。这时王十朋已到吉安，时有邓尚书为十朋说亲。在一次“荐亡”的道场中，十朋与玉莲偶然相遇，双方都十分惊异，但终于未敢相认。

最后，钱载和开华宴，请来邓尚书、王十朋，是为纳聘，同时取出玉莲荆钗，以为礼物。王十朋见此荆钗，百感交集，于是向众人详细陈述了这荆钗的历史和他们夫妇的遭遇。同时，钱载和亦把玉莲被救的往事诉说明白。王十朋与钱玉莲终于相见团圆。

这个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表现了两个品格高尚的人物。王十朋不做相府东床，不仅表现了他对玉莲爱情的坚贞，同时也表现了他不慕荣华的高尚情操。虽然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他保持了值得赞美的品格。钱玉莲的品格，更加令人敬佩，她是在被欺骗的状况下，依然坚信十朋，坚持气节的，这尤为难能可贵。她与丑恶势力的抗争，达到了“一死相拼”的程度，即宁死也不屈服!

《荆钗记》的故事感染着历代读者和观众，从平民百姓到帝王宫室，都有它的“知音”。《清升平署存档事例漫抄》卷四记载着咸丰十一年二月初一日笔点唱的剧目，第一个就是《荆钗记》，而且要在当年夏天带到避暑山庄去演唱。今天的昆曲舞台上，《荆钗记》仍作为传统剧目不时演出。

《荆钗记》结构严谨，语言畅达，既很典雅也很通俗。这些方面的成功，使作品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表现。王十朋与钱玉莲的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今后仍将会在民间长久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