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1947年，22岁的我想成为一名作家。不久，我失去了工作，只好从曼哈顿搬到布鲁克林区寻找便宜的公寓，就这样住进了纪曼太太的房子。每当我想要写作时，总被楼上的一对男女打扰。房客莫瑞·芬克告诉我，男的叫纳森，犹太人，女的叫苏菲是波兰美人。当我第一次看到苏菲时，就爱上了她。但是我把对她的迷恋隐藏起来。从苏菲那里，我感受到真诚的友谊，使我能安心工作，我打算一直住在公寓里以完成写作。
一次，苏菲对我讲起过去、她的家乡及在纳粹集中营里的12个月。她忍受强暴和凌辱，为了儿子违心地用色相诱惑司令官……对此她充满罪恶感，内心留下创伤和痛苦。
战后，她在美国与纳森相遇，她把他当作恩人，深深地爱着他，同时也默默忍受纳森的暴虐。纳森的哥哥告诉我，纳森是个精神分裂症病人，全靠吸毒解除痛苦。他求我阻止纳森吸毒，但我未能做到。一天，纳森又发作了。他拿着手枪，在电话里威胁要杀死我和苏菲，我们只好逃走。我决定把苏菲带到南方家乡，同她结婚。苏菲答应和我在一起去，却拒绝同我结婚。她不断回想起华沙、故乡、在集中营的日子……她想念纳森。在我们疯狂做爱之后，苏菲不见了，原来她回去找纳森了。等我赶回那所公寓，看到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服毒而死。
【作品选录】
他们在车厢里等了几乎一整天。稍早些发电机已被关上，小客室里的灯泡都熄了，剩下的只有透过钉死的木板缝隙透入的日光。乐队奏乐声由远处传来。车厢里有股惊慌的骚动，黑暗中响起了焦虑的低语声——沙哑、声浪渐增，但一如树叶随风摩挲的声音一样模糊难辨。修道院那两个女孩齐声低吟着圣母祷辞，悲泣不止。韦托大声叫他们闭嘴，同时苏菲听到玫妲的声音由车厢另一端传来，要求抗暴分子和其他人保持安静，不要惊慌。
大约在中午时分，他们得知来自马其尼亚的那些犹太人的消息。韦托接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犹太人都上了货车。”韦托大声而沉郁地念了出来，苏菲惊骇地紧拥着杰恩和伊娃，立刻就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犹太人都被送到瓦斯室去了。”苏菲不禁随着修道院的女孩一起祈祷。这时候伊娃开始大声哭泣。孩子们一路上都表现得很勇敢，但此刻饥饿使得这个小女孩再也忍不住泪水。苏菲摇着她、安慰她，她痛苦地尖叫，她的尖叫声比希腊犹太人的命运更令苏菲恐慌不已。但很快的尖叫声停止了，前来解救的人是杰恩。他对妹妹自有一套办法——先用他们共有的私语劝她止住叫喊，接着抱着书坐在她身旁。在昏暗的光线中，念着小男孩宾乐的故事给他妹妹听；他时而哈哈笑着，悦耳的声音就像温柔的符咒，加上伊娃的疲累，终于使她合眼入睡。
好几个钟头过去了。近黄昏了。最后另一张纸条传到韦托手中：“AK第一批上了货车。”这明显地表示了一件事： 和犹太人一样，几百名义勇军也被赶上货车，载到柏肯诺和火葬场。苏菲直瞪着前方，两手放在膝上，等着就死，虽然惊恐，却第一次感到苦乐参半的解脱。那个威宁斯基的老侄女昏死了过去，“波兰舞曲”散了一地，她的两边唇角淌着口水。许久以后，苏菲回想不知自己是否也接着不省人事，因为她所记得的下一件事是，她搀着杰恩和伊娃，头昏脑胀地下了车，面对着弗礼兹·杰门·尼叶曼医生。
苏菲当时并不知道他的名字，后来也没再见过他。我将他命名为弗礼兹·杰门·尼叶曼，只因这听起来就像一个纳粹医生的名字——苏菲觉得他突然出现又蓦地消失，然而却留下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印象。其一： 他相当年轻——约莫三十五，最多不超过四十——容貌英俊而冷酷。事实上，杰门医生的印象和外貌、声音、态度及种种特性都使苏菲永难忘怀。例如，他对她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想把你弄上床陪我睡觉。”粗野而无礼的话，没有修饰，也没有格调。对一个医生及绅士而言，讲这样的话未免失之猥亵，虽然他很显然是喝醉了，这可解释他何以如此鲁直。苏菲乍见他时所以会以为他是个贵族，是因为他和一个德国的年轻贵族军官长得很相像，那个人是她父亲的朋友，当她十六岁和父亲到柏林玩时曾见过他一次。他有纯粹的日耳曼长相、金发、碧眼、迷人的薄唇，看起来威武不屈，对苏菲十分冷漠，几达轻蔑的地步；然而，她却牢记着他那俊秀的脸庞。虽然苏菲不喜欢他，对于不必再见到他也感到高兴，却不禁想着： 如果他是个女人，大概就是倾城的美人。但是此刻这个相貌和他酷肖的医生，穿着党卫队制服，站在尘埃满布的月台上，因为喝多了酒而涨红脸，以柏林口音的德语对她说：“我想把你弄上床陪我睡觉。”
苏菲不理会他的话。这时她听见乐队的演奏声——零乱而走音，却使她感受到一种哀伤。
“我知道你是波兰人，”医生说，“不过你是不是也是共产党？”苏菲一手揽着伊娃，一手揽着杰恩，没有说话。医生打着嗝，又问了一次，接着他昏昏沉沉地转身向其他犯人，似乎已完全忘了苏菲。
她为什么不装聋作哑？要是她没有以德语回答，他很可能让他们三个人通过。但是她很害怕，因此无法理智地行动。她知道被送到这里的犹太人很少有人知道这回事，然而她因为常与玫妲在一起，明白“选择”的制度。此刻她和孩子们正面临这种严肃的考验；在华沙她听过几十次有关这回事的传言，现在却突然使她感到无法忍受。然而她在这里，医生也在这里，而越过这一列货车的那一头，就是柏肯诺，医生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任何人送入那个深渊。这个想法使她恐惧地张嘴喊道：“我不是犹太人！我和我的孩子都不是犹太人。”她又加了两句，“他们是纯种的波兰人。他们会说德语。”最后是，“我是个基督徒。我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医生又回过头来，他耸高眉毛，睁着醉矇矇的眼睛望着苏菲。他走近她，她闻得到一点酒气，畏怯地垂下眼睛，不敢迎接他的目光。那时候她憬悟到她说错话了，也许大错特错。她别过脸，望着另一排等候选择的犯人，看见伊娃的长笛老师撒奥斯基正好在这一刹那注定了他的命运——在一名医生微点一下头后，被遣到左列送往柏肯诺去的队伍。她回过头，听见杰门医生说：“那么你并不是共产党，你是个教徒。”
“是的，先生，我信仰基督。”真虚伪！由他的姿态、他的凝视，她觉察到他所说的话对她不但没有助益，反而引导她步上毁灭。她心想： 让我变成哑巴吧。
医生的脚步有点踉跄。他倾身对一个下属低声说了几句话，同时专心地剔着鼻孔。紧抱着苏菲大腿的伊娃开始抽抽噎噎地哭泣。医生以一种含糊但却不至听不清楚的声音说：“你信仰耶稣救世主？”然后他又说了一句话，一时令人不明了。“它不是说：‘让受苦的子民皈依我’吗？”他转过身去，因为酒醉而有点痉挛。
恐惧使苏菲舌头僵硬，喉咙涌上鲠块。她还没来得及答话前，医生又说：“你可以留一个孩子。”
苏菲说：“什么？”
“你可以留下一个孩子。”他重复了一句，又说，“另一个必须送走。你要留哪一个？”
“你是说，我必须选择？”
“你是个波兰人，不是犹太人。这使你拥有一个特权——选择。”
她的思想消退，停止。然后她觉得双腿发软，开始尖声叫喊：“我不能选择！我不能选择！”哦，她清楚地记得她的尖叫声，就算是在地狱降魔殿上受折磨的天使也比不上她叫喊声的凄厉。
医生怕她的叫声引起了别人的注意。“闭嘴！”他命令道，“快选择，选择，去他妈的，不然我把他们两个人都送到那边去。快点！”
她不敢相信这件事。她不敢相信她正跪在坚硬的水泥地上，紧紧拥住她的孩子，觉得他们的血肉几乎要透过一层层的衣服和她的融合在一起。她发狂地完全难以置信。这种感觉反映在医生那个年轻的助手眼里。当她祈求地抬头望着这个结实的年轻人时，他目瞪口呆，瞪大了神色茫然的眼睛回视她，似乎是说：“我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不要让我选择，”她听到自己低声祈求，“我不能选择。”
医生对助手说：“那么，把他们两个人都送到那里去吧。”
“妈妈！”她听到伊娃哽咽但细削的声音，就在这一刹那她把这孩子从她身边推开，踉踉跄跄地站起身。“把小的带走！”她叫道，“把我的小女孩带走！”
这时候，那个助手小心而温柔地——这是苏菲永远难以遗忘的——握住伊娃的手，将她带到等着就死的区域。那孩子不住地回头，脸上黯然而哀求的表情将永远停驻。由于苏菲泪眼模糊，因而没有看清这无疑会使她心碎的表情。
“她带着长笛和玩具熊。”苏菲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无法将这件事说出口。无论是用哪一种语言。”
在晦暗的光线中我眨眨眼睛，逐渐看清苏菲和纳森躺在杏色床单上。他们身上所穿的衣服，就是许久前的那个礼拜天，我第一次看到他们在一起的服饰——她穿着那套过时的衣服；而他也穿那套落伍的灰色宽条法兰绒西装，看起来像是个名声响亮的赌徒。他们躺在彼此的怀里，紧紧拥抱，由我站立之处看来，他们就像是愉快地打扮好自己，准备下午出外散步的爱侣，但突然灵机一动，决定躺下来睡个午觉，或亲吻、做爱或仅仅是呢喃细语，结果被永远冻结在这个庄严而温柔的拥抱中。
纳磊说：“我要是你的话，就不会看他们的脸。”他停了一会儿又说：“但是他们并没有受苦。他们吞服了氰化钠。前后不过几秒钟而已。”
羞愧和懊恼使我的双膝发软，差点没跪下去，但是纳磊伸手扶住我。我打起精神跨入门内。
一个警察上前来挡住我，问：“大夫，他是什么人？”
“家人。”纳磊所说的并不假。“让他进去吧。”
房里景物依旧，只是床上躺了两个死人。我不忍再看他们。我走向关上的留声机，注视那一叠唱片，想着才不过是下午苏菲和纳森还播放过音乐。蒲塞尔的喇叭独奏曲，海顿的大提琴协奏曲，田园交响曲的一部分，葛路克《奥尔非》曲中追悼尤里获士——这些都包含在那十几张假漆唱片中。我把这些唱片由转轴上移下来。其中有两首曲子对苏菲和纳森别具深刻的意义。一首莫扎特降B大调钢琴协奏曲——莫扎特临终前所写——我和苏菲在一起时，她曾多次播放这首乐曲；她总是躺在床上，一只手臂遮覆着眼睛，听着缓慢、甜蜜而悲伤的曲子泛滥满室。莫扎特写这支曲子时已濒于生命的终点；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记得苏菲大声说出她的猜想)，这首乐曲才会充满一种几乎像是喜悦的认命？苏菲继续说，要是她有幸能成为一名钢琴家，这支曲子将是她最先演奏的作品之一。那时我并不知道苏菲的往事，所以对她接着说的一段话，也不完全明了。她说每一次听到这支曲子时，总是会想起孩子们在暮色中弹奏，吹着笛子，而同时黑夜的阴影会慢慢地笼罩茵绿而安宁的草地。
两个穿白衣的陈尸所人员走进房间，手上的塑胶袋沙沙作响。另一首乐曲是苏菲和纳森两个人一整个夏天都经常播放的。我不想对它所包含的意义多加解释，因为苏菲和纳森都失去了信仰。但这张唱片就放在那叠唱片的最上面，当我取下时，忍不住这种直觉的臆测，认为在他们最后的痛苦——或恍惚，或他们在堕入永恒的黑暗前的任何感觉——他们所听的乐曲是：“耶稣，人类希望的喜悦”。
我们把苏菲和纳森合葬在内梭郡的一个墓地。这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以安排。毕竟，缔结“自杀协定”的犹太人和天主教徒(《每日新闻》在第三版刊载这件事情时，便是这么界定的)，活在罪恶中的未婚情侣，一个美丽一个英俊，一个心神丧失的青年的悲剧，等等——在1947年时，这一切都是超级丑闻的材料。读者可以想象得到合葬所引起的各种异议。但是葬礼因为无需接受任何宗教的命令而极易安排。纳森和纳磊的双亲都信奉希腊正教，但母亲已故世，而那个八十几岁的父亲身体衰老不堪。此外，苏菲除了纳森根本举目无亲。这些情况使得纳磊在安排葬礼时更可权宜行事，葬礼就在下一个礼拜一举行。纳磊和纳森两个人已有多年没到犹太教会堂去过。当纳磊问我有何建议时，我说我认为苏菲不会希望由牧师或任何一位圣职人员主持她的葬礼——也许这是使苏菲下地狱的冒渎假设，但我确信我是正确无误的。
因此我们在种种情况下，尽量使葬礼文明而庄重。主祭时有点小问题。但那天下午我和纳磊站在一起和送葬者致意时，并不知道这一点。参加葬礼的只有一小群人。第一个到达的是蓝道家的长姊，她嫁给了一位外科医生，和她十几岁的儿子由圣路易城搭机前来。两个衣饰昂贵的指压治疗专家布莱托和柯兹，和两个与苏菲共事的小姐一起到达；她们沉着脸低声哭泣，把鼻子哭得红红的。叶塔·纪曼，气馁而步履蹒跚，和她一起来的有莫瑞·芬克和肥胖的迈西·穆卡柏利；他虽搀扶着叶塔，但由他那惨白的脸色及迟疑的脚步看来，他自己也需要别人搀扶。
纳森和苏菲的朋友也来了——大约六七个年轻人，都在布鲁克林学院任教，包括孟提在内，因此我称之为“孟提·赫柏集团”。孟提是个温和的学者。我和他不熟，但颇欣赏他，那天我和他较为接近。这个场合有种沉重而庄严的气氛，没有一丝某些葬礼上可能见到的即兴戏谑。静肃和紧张、哀伤的面具，显示了真正的惊骇，真正的悲剧。没有人有心去安排音乐，这是个嘲讽，也是件可怕的事。当送葬者步入玄关后，我听见风琴声弹奏着古诺的《圣母颂》。想到苏菲和纳森深爱音乐，这支别扭而平凡的曲子使我的胃部翻腾不已。
反正我的胃大概早已不成形了，我的平衡感也一样。自华盛顿搭上火车后，我几乎没有过冷静的一刻，也不曾合眼歇息过。这件事情使我罹患暂时性失眠症；既然睡不着，在万籁俱寂的时刻里——我徘徊在街道上，在富勒布须区的酒店进进出出，不断喃喃自语：“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灌了一大堆啤酒，使我保持微醺，但不至酒醉。就在这种半醉，以及一种怪异的错乱时疲惫感下，我坐在一张板凳上，倾听德威牧师在纳森和苏菲的棺材上方说教。请这位德威牧师来也不是纳磊的错，他觉得无论如何总要有个圣职人员，但犹太法师似乎不大适当，神父则不列入考虑——所以他的一个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便建议请德威牧师。他是普救说的信奉者，四十出头，有张平和的脸，一头卷曲的金发，唇形姣美。他穿着黄褐色牧师服，套上一件黄褐色的祭袍，腰部束起，挂着一把大学兄弟会的金钥匙。
那时候我发出了第一声薄弱而清晰的笑声，使得周围的人有些不安。我从没看过比我年长的人戴过这种钥匙，尤其还是在校园之外，这使得我一见就讨厌的人更形滑稽。纳森要是看到这个可笑的家伙一定会大声咆哮！我无精打采地坐在孟提·赫柏旁边，吸着荷兰海芋馥郁的香气，觉得这个德威牧师唤醒了我体内的杀人潜力。他无礼地说着昏话，提到了林肯、爱默森、卡内基、斯宾诺沙、爱迪生和弗洛伊德。他曾提过耶稣一次，语意含糊——这一点我倒不在乎。我愈坐愈低，将他的声音摒除，就像关掉收音机的音量一样，只在心中捕捉最清楚可笑的陈腔滥调。这两个迷失的孩子。猖獗的物质主义时代的牺牲者。全体人类价值的损失。古老的自恃原则失败。相互沟通的无能！
我心想：“去他妈的狗屎！”我意识到我大声地说出了这句话，因为孟提伸手拍拍我的腿，温和地“嘘！”了一声，混杂着压抑住的笑声，显然同意我的见解。接下来我一定打了会儿瞌睡，因为我的下一个知觉是看见两具铜棺从我身旁的走道推过。
“我想我快吐了。”我的声音很大。
孟提说：“嘘！”
在上车前往墓地前，我溜进附近的一家酒吧里，喝了一大杯啤酒。我明白这样的举动极为笨拙，但似乎没有人介意。等我们到达墓地时，我已经很不灵活了。在这块新开辟的大墓场，苏菲和纳森也是最先占有一席之地的少数人之一。没有被践踏过的绿地，在十月温暖的阳光下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当我们的行列往前行进时，我只怕两个我所爱的人将被埋在高尔夫球场内。有一会儿这种想法似乎颇为真实。我陷入酒醉者有时会有的幻想： 我看见打高尔夫球的人一个接一个站在纳森和苏菲的墓地上，把球挥打出去，喊着：“去了！”又忙着换上二号铁杆。
我和孟提并肩坐在一辆凯迪拉克里，翻着《美国名诗选集》，除了这本诗集外，我把笔记本也带来了。我向纳磊建议让我朗读一些句子，他很喜欢这个主意。我决定在最后分手前，让苏菲和纳森听听我的声音；让那个德威牧师作最后致词是我所无法忍受的，所以我翻着艾蜜莉·荻金荪的诗，搜寻着最可爱的句子。我还记得，在布鲁克林学院图书馆，使得纳森和苏菲聚合的就是艾蜜莉： 我认为她也应该向他们告别。当我找到合适的或者我该说完美的诗篇时，我感到极端的狂喜；轿车在墓地旁停下时，我兀自轻声发笑。我摔出了车子，差点没卧倒在草地上。
德威牧师的祷辞和他在停尸间所说的大同小异。我总觉得纳磊好像暗示过他尽量简短。他快说完时，从口袋中掏出一小瓶泥土，将泥土倒在苏菲和纳森的棺材上。但是这可不是普通的泥土。他告诉送葬者，这些泥土是自全世界六大洲收集来的，表示我们必须记住死亡是无所不在的，无论任何信仰、任何肤色、任何国籍的人最终都要死。我想，纳森在神志清醒的时候，对德威愚蠢的言行一定很不耐烦，他会运用模仿的天赋，嘲谑地学那个牧师说话。纳磊正对着我的方向点头，我跨上前。在炙热而寂静的午夜，唯一的声音就是蜜蜂飞舞的鸣声，由植在两个坟墓之间的花中传出。我步履不稳，毫无知觉，只想着艾蜜莉，蜜蜂以及她的歌颂。
“丰足造就了这张床，
以敬畏造了这张床；
躺在那里静静等待，
卓越而公正的裁判。”
我犹豫地停住口。我的口齿依然清晰，但欢欣及哀伤的交杂使我停顿下来。我和苏菲、纳森的这段友谊，不是一直都和床扯上关系吗？从我第一次听见他们在我楼上的房间做爱，一直到他们在床上相拥而死，直到我死也难以将这种印象自心中逐出吧？那时候我开始觉得衰弱疲惫。
“愿它的垫褥平整，
愿它的枕头丰满；
不要让晨曦金色的喧闹，
骚扰这块土地。”
在前面，我曾提及年轻时候所记的日记，一些爱恨交织的关系。后来我认为那些生动而可贵的段落——我一直舍不得扔掉的——似乎和我的柔弱、缺乏男子气概及缩头缩脑的热情有关。日记中记载了我和蕾恩及丽丝共度的失败夜晚，与这段故事。其余的大部分都是些年轻人的空想和空论，许多年前，我判定那些都毫无价值，带到后院去付之一炬。有几页逃过了那场小火，但是，我所以保留这几页，不过是为了留做历史记录。在这七八页的日记中——自上了由华盛顿的火车到葬礼过后那一天的胡言乱语——我找到了三个值得保存的短句。然而就连这几个句子也不具有什么近于不朽的性质，现在看来尤其粗糙，唯一的好处是出自肺腑。
“有一天我会明了奥斯维辛。”这是个勇敢却无知而荒唐的陈述。没有人能够明了奥斯维辛。我所写的应该是：“有一天，我会写出苏菲的生与死，借以证明真正的邪恶永远也不会自这个世界消失。”奥斯维辛本身仍是难以说明的。然而关于奥斯维辛最深刻的描述，根本不是一个陈述，而是一个反应。
问：“告诉我，在奥斯维辛，上帝何在？”
答案是：“人何在？”
我所挖掘的第二个句子，或许有些太表面化，但我仍然留下了。“让你的爱普及所有的生物。”这句话有点说教的意味。然而，它所用的文字非常美丽，我记得在我记载的那一页里还夹了一朵干枯的水仙，而句子下有我用铅笔一画再画的直线，似乎当时曾经深深苦恼的丁哥，第一次直接领悟了死亡、痛苦和损失，以及人类存在的谜，而试着由纸上挖掘出硕果仅存的——或许也是唯一的可以忍受的——真相。“让你的爱普及所有的生物。”
但是我的这一点知觉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并不是我个人的认知。这个认知是全球性的，也是上帝的财产。如老子、耶稣、释迦牟尼等思想曾有过片面的注解，其他数千个先知也都说过发人深省的言论，包括作者在内。但这又带出了第二个问题： 这句话的真实性——或者，如果不能说是真实性，那就是这句话的不可能性。因为奥斯维辛不是曾阻塞了这种爱的流泻？就像人类血管中致命的栓塞？或者将爱的本质完全地改变，因此，在一个允准建立奥斯维辛黑暗组织的世界中，将爱缩减到荒谬地去爱一只蚂蚁，或一只大蜥蜴，或一只毒蛇，或一只癞蛤蟆，或一只毒蜘蛛，或狂犬病病毒——甚至是其他愉快而美丽的东西？我不知道。也许现在还找不到答案。总之，我保存着这句话，好提醒人怀抱脆弱而永恒的希望……
我所留下的最后一个句子是一行诗句，我自己的诗。在葬礼之后，我陷入酒醉的一种空白状态。我搭地铁到康尼岛去，想要借此排遣我的哀伤。最初我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使我回到那些下等酒馆林立的街道，因为我从不觉得那里是这个城市最迷人的地方。但是那个下午天气温暖晴朗，我心里非常的孤寂，康尼岛倒不失为是个迷失自己的好地方。公园关闭了，其他每一处的娱乐中心也停止营业。海水又太冷，不适宜游泳。但好天气使得那里仍吸引了不少开车前去的纽约人。傍晚时分，霓虹灯亮了起来，街上挤满了游手好闲的人。在胜利餐厅外的小咖啡店里，我的生殖腺曾为蕾恩及她空洞的淫语而激荡不已。我停下脚步，继续前行，又走回来，由于它令人想起挫败的经验，似乎是个让我沉溺的好地方。为什么人类会愚蠢而不快的回忆自苦？但是我很快就忘了蕾恩。我叫了一大壶啤酒，然后是另外一壶，喝了个烂醉如泥。
那晚稍后，天空布满了星辰，太平洋的风带来了秋天的气息，使人有丝寒意，我一个人站在沙滩上。那里阒静无声，除了闪亮的星星，围拢在四周的黑暗外；城里的灯光映出奇怪的尖塔，那哥特式的屋顶，巴洛克式的高塔。这些塔中最高的一个，有绳索从尖端垂下的构台，看起来像只大蜘蛛，也就是跳降落伞的地方。就在这个令人眩晕的最高栏杆上，我曾听见苏菲发出愉悦的笑声，和纳森一起往地面坠落——那是初夏的事，现在却好像已隔了亿万年。
直到这个时候，我的泪水终于涌出——不是喝醉酒后激动的眼泪，而是自从我在华盛顿上了火车后就一直忍住的泪，积存到现在，再也无法抑制，像温暖的小河一般，流泻到我的手上。当然，若不是思及昔日的苏菲和纳森，这眼泪不会决堤而出，但是也使得过去几个月来鞭挞着我的心的愤怒和哀伤随之发泄： 苏菲和纳森，是的，还有杰恩和伊娃——伊娃和她那只独眼的玩具熊——还有爱迪·费勒，鲍比·伟德，拯救我的小黑奴阿提斯特，梅丽·韩特，南特·杜纳，以及玫妲，她不过是这世上英勇而遭受凌辱、荼毒的千万青年之一。我不为六百万犹太人或两百万波兰人或一百万塞尔维亚人或五百万俄国人哭泣，但是，我为那些直接间接与我变得亲近的人而哭，我流着泪走过空无一人的沙滩；然后眼泪流干了，我弯身在沙滩上跪下，二十二岁的年轻人，突然奇异的脆弱而衰老。
我沉沉地睡着了，做了一些可怕的梦，就和爱伦·坡那些故事相若： 我被一个巨大的机器撕成两半，在一个泥涡中浮沉，被禁闭在石洞中，最可怕的，遭到活埋。一整夜我都觉得无助，说不出话，无法动弹或叫喊，无情的泥土似嗒—嗒—嗒的规则旋律挥落，重压在我身上。一个即将被埋在埃及沙地中的活尸。冷漠逼人的寒冷。
我醒来时已是清晨时分，我躺在沙滩上，透过薄雾仰望着蓝色的天空；像一个水晶球，孤独而宁静，维纳斯在平静的海面上缓缓升起。我听见孩子们在附近吱喳低语，动了动身子。“艾济，他醒了！”“看啊，他脸上长满了胡子！”“去你的！”感谢我的复苏，我憬悟到那些孩子在我身上盖满了沙，在这层保护的外罩下，我像个木乃伊般安全地躺着。就在这个时候，我心里浮现了这样的诗句：
在冰冷的沙土下我梦见死亡，
但黎明醒来时，
我看见明亮的晨星。
这不是最后审判日——只是早晨，早晨！
(谢瑶玲 译)
【赏析】
《苏菲的抉择》出版于1979年，评论家称它是“现代经典作品”。小说以独特的方式阐释了“从地狱里爬出来的苏菲为什么又选择了死亡”，获1980年全美图书奖。
小说以女主人公苏菲的人生经历为主线，描写了她同美籍犹太人纳森深沉、热烈、变态的爱情悲剧，以及同青年作家丁哥的爱情纠葛，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性摧残，揭露了德国法西斯集中营令人发指的内幕，控诉了纳粹残杀无辜的罪行。
苏菲的回忆及她同纳森的爱情悲剧，构成了作品的主要情节。苏菲是一个年轻、漂亮、温柔、善良、多才多艺的波兰女子。二战爆发前，她在故乡克瑞科生活了20年。良好的家庭教养和浓郁的宗教氛围，塑成了她温柔、善良的性格，给予她多方面的才能，她不仅精通德文、俄文，会速记，而且音乐造诣也很高。但父亲把她嫁给一个冷漠的丈夫，而她对丈夫的爱“不比我对生命中从未见过的铁石脸庞的陌生人更多”。在纳粹统治期间，灾难接踵而来。父亲和丈夫被杀害，她本人无辜被捕，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特别是儿女的惨死，在她的心头刻下了永不愈合的伤痕。在集中营里，她虽侥幸存活，但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出狱后怀着对新生活的憧憬，她来到纽约，巧遇犹太青年纳森，纳森帮助她恢复了健康，燃起了她对生活的希望。但纳森是个精神分裂症病人，对苏菲时冷时热，反复无常。病发时对苏菲拳打脚踢。她爱纳森，是因为纳森是她的救命恩人。苏菲内心被一种强烈的罪恶感包围着，因为她和其他受害者不同，除了是受害者，她还是帮凶。她在集中营里曾无奈地帮纳粹做过一些事，例如打印、翻译文件等。苏菲永远不会原谅自己。虽然她用尽全力摆脱负罪感，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死亡。只有这样才能摆脱那无尽的痛苦。
最让她有负罪感的是，纳粹军官强迫苏菲在女儿和儿子中选择一个活着，她被迫抛弃一个孩子而救另一个孩子。对此她深感负罪，因为没能挽救她的孩子。在苏菲看来，她永远得不到赦免。苏菲的负罪感是彻底的，“这种罪孽的负担太沉重，她承担不下去了”。完成忏悔后，只有死亡才能把她从“被罪孽和绝望所腐蚀、所破坏的自我封闭”中解脱出来。
苏菲的负罪感主要来自她的几次选择： 支持或反对反犹太主义，支持或反对波兰地下组织，支持或反对纳粹……无论在集中营内外，她都成了罪恶的同谋。尽管从奥斯维辛释放出来，苏菲永远不能摆脱它们的控制，就像永远的梦魇折磨着她的心灵。尤其是失去两个孩子的痛苦，这是她最深的负罪来源。苏菲不得不面对几次选择所带来的痛苦和恐惧，无法逃避，死亡成了她最终的选择。
小说除了描写苏菲的一生外，还以相当多的篇幅探讨历史和现代文化问题，从不同人物的眼光和角度探究犹太民族问题，为读者展现了一幅相当广阔、丰富而又复杂的社会画面。作者以强烈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在小说中不仅回顾了二战中种族灭绝的惨痛和美国南方蓄奴制的罪恶，而且通过描写美国现代依然存在的种族歧视，表现了作者对人类未来的深切忧虑。纳森本是一个聪明、有才华的青年，他预言“犹太人在战后的潮流中将在文化上兴起”。然而现实生活中却受到排挤和歧视，这令他愤怒不已，“作为一个犹太人，我把自己看成是悲伤和痛苦的权威”。他意识到在当今社会犹太人“决不会在任何地方得到安全。……甚至在美国”！这个吸毒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实际上是时代和社会的受难者和牺牲品。他是整个犹太民族苦难和不幸的象征”。作者在小说中也描写了自己民族过去蓄奴制的罪恶，波兰的遭遇使作者联想起旧南方，“在波兰和南方，种族同时造成了残忍和同情，偏见和理解，敌视和友爱，剥削和牺牲，刻骨的仇恨和疯狂的爱恋”。不仅如此，斯泰伦还客观表现了美国社会中黑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实际上小说包含了40到70年代美国社会的现实，也反映了战后整个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机和人类生存的困境。和20世纪的众多作家一样，斯泰伦依然固守着自己的信仰，试图为人类找到一条救赎之路，纳森和苏菲死后，作者安排了一个打破宗教禁令的合葬仪式。面对痛苦和死亡，斯泰伦苦苦思考：
“有一天我会明了奥斯维辛。”这是个勇敢却无知而荒唐的陈述，没有人能够明了奥斯维辛。我所写的应该是：“有一天，我会写出苏菲的生与死，借以证明真正的邪恶永远也不会自这个世界消失。”奥斯维辛本身仍是难以说明的。然而关于奥斯维辛最深刻的描述，根本不是一个陈述，而是一个反应。
问：“告诉我，在奥斯维辛，上帝何在？”
答案是：“人何在？”
深刻的质问回响在20世纪。当尼采宣告上帝死了的时候，苏菲在纳粹占领下的故乡小城，在奥斯维辛，甚至在美国也一次次看到上帝弃她而去，面对人类的苦难他无动于衷。于是苏菲就成为一个现代人类意识的代言人，这是对西方世界乃至整个人类社会信仰失落而无法救赎的深刻写照。但作者仍然相信有那么一个具“恢弘之爱”的上帝，他既不是基督徒的上帝，也不是犹太人的上帝，“让你的爱普及所有的生物”，他是超越一切的“怀抱脆弱然而永恒的希望”。只是在我们看来，这希望太渺茫。作为一名南方作家，斯泰伦把美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切入到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虽然面对人类救赎的幻灭仍然保持永恒的希望，但他也无法摆脱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无法找到一条正确的解救之路。
这部作品结构复杂，风格独特，情节安排十分巧妙，并且以生动的语言和幽默的插曲增强叙事效果，具有独特魅力。作者以南方作家特有的直觉和对人类苦难的理解与同情，把现实生活中的悲剧以艺术化的方式，通过独特的风格呈现在我们面前。
(刘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