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的内容·中唐诗歌·“舍官样而就家常”的元白诗派
乔亿说：“韩诗多不经人道语，奇辟处惊人。白诗善道人心中事，流易处近人。”(《剑溪说诗》卷一)这一结论同样也适用于元和诗坛的两派作家，白居易的“善道人心中事”代表着中唐诗另一方向的特征，在张籍、王建的乐府诗中即已显示出来。张戒《岁寒堂诗话》曾说：“张、王乐府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自李白以后，就没什么人专心做乐府诗。大历诗人普遍不擅长写作乐府歌行，张籍、王建忽然热心于写乐府诗，可以说是诗坛新动向，随后就引发了元稹、白居易等人涉笔乐府诗创作的风气。
张籍曾师从韩愈，但他的创作风格却不和老师一路。韩愈多写古诗，而张籍却工于乐府歌行，遂与同样擅长乐府歌行的王建并称为“张王”。相对而言，他们写作古题乐府较少，更多的是写自命题的歌行。歌行在当时被归入古风，故姚合《赠张籍太祝》称“古风无手敌，新语是人知”。清代贺贻孙则称“张司业籍以乐府、古风合为一体，深秀古质，独成一家，自是中唐七言古别调”(《诗筏》)。像《送远曲》结句“愿君到处自题名，他日知君从此去”便是合乐府古风为一的例子，诚如庞垲所谓“作诗者指事陈词，能将日用眼前、人情天理说得出，便是奇诗”(《诗义固说》)。其他如《牧童词》《野老歌》《节妇吟》等都能化用口语，取眼前景、身边事，写出不平常的意致。然而以李怀民《中晚唐诗人主客图》为代表的后代诗家对张籍的推崇，主要是着眼于他的律诗。张籍律诗直承大历诗的格调，五律《宿临江驿》一首简直就是刘长卿《余干旅舍》的翻版。七律质朴少文，化精警为松散，比大历诗更加白话化、散文化。似《移居静安坊答元八郎中》《寄王六侍御》等作语句顺妥，明白如话，多用流水对，很能体现他的特色。王建的乐府和律诗风貌接近张籍，但艺术表现手法较张籍为丰富，平朴中往往有奇警，有巧思。《辽东行》云：“年年郡县送征人，将与辽东作丘坂。宁为草木乡中生，有身不向辽东行。”《送衣曲》云：“絮时厚厚绵纂纂，贵欲征人身上暖。愿身莫著裹尸归，愿妾不死长送衣。”《望夫石》云：“山头日日风复雨，行人归来石应语。”叶矫然说“王仲初句质而实巧”(《龙性堂诗话》初集)，说到了点子上。王建诗总体上比张籍更浅白，用口语词也更多。如《岁晚自感》云：“人皆欲得长年少，无那排门白发催。一向破除愁不尽，百方回避老须来。草堂未办终须置，松树难成亦且栽。沥酒愿从今日后，更逢二十度花开。”浅白如家常话。据盐见邦彦《唐诗口语研究》统计，王建诗中用口语词65例，仅次于白居易和元稹，而他的作品数量却远少于元白。王建的创作中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部分，那就是宫词。王建作有《宫词》七绝百首①，他听族人王守澄谈宫中秘闻，笔之于诗，记载了不少唐代宫廷风俗和秘事，在当时富有新闻价值，故流传极广，后代尊之为宫词之祖，仿效者不绝。通代之什有史梦兰《全史宫词》，断代之什有李商隐的陈隋宫词，历朝之什有秦兰徵《天启宫词》，蔚为大观②。
张籍的乐府写作在当时影响极大，甚至成为时人模仿的对象。元稹、白居易于张、王为后进，白居易有《读张籍古乐府》云：
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敦。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始从青衿岁，迨此白发新。日夜秉笔吟，心苦力亦勤。时无采诗官，委弃如泥尘。恐君百岁后，灭没人不闻。愿藏中秘书，百代不湮沦。愿播内乐府，时得闻至尊。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读君诗，亦知君为人。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贱贫。病眼街西住，无人行到门。
虽然当时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已经写出，从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序可知其写作动机是和李绅之作，很难说是受张籍影响。但诗中表明，他写作新乐府的基本宗旨与张籍的“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是相通的。《秦中吟》序云：“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一作略举)其事，命为秦中吟。”新乐府这种反映现实就事论事的文体特征显然具有新闻性质①，“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欲采之者传信也”(《新乐府序》)，所以流传极快。其议论强烈的干时倾向，更在朝内掌权者中产生极大的震动。然而自元和五年(810)离开左拾遗的职位，他的思想就逐渐丧失早年的锐气，诗歌也消磨了积极干时的批评精神②，逐渐转向抒写日常生活的闲适情趣，而那些讽喻诗也很快被人遗忘。若干年后他感慨人们只知道《长恨歌》和闲适诗，没人知道新乐府了。这常被看作是他对狭隘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反省。但应该说，新乐府的写作并没有错。且不说作家的良心和责任感需要他们正视现实，即使就诗歌艺术来看，也不是没有成功的经验。比如多样化的议论方式就很值得注意：或就事论事、或现身说法、或因事寄慨、或旁敲侧击、或引古诫今、或托事寓讽、或借题发挥、或对比见意、或托物比兴、或寓贬于褒、或通体议论，不拘一格。而《长恨歌》《琵琶行》则光大了汉乐府的叙事传统，影响深远，直到吴梅村《圆圆曲》《永和宫词》、王闿运《圆明园词》、王国维《颐和园词》还能听到其回响。
白居易是唐代诗人中现知第一位自己编集作品的诗人，他将全部诗作分为讽喻、感伤、闲适、杂律诗四类。其中感伤和闲适两类题材、主题多有重叠，从情感类型上看不出差别，也许分类的着眼点不在题材或主题而在于阅读对象。闲适诗是流播于世的场面话，而感伤诗则是写给亲交知己的私房话①。有了这样的界线，诗中就没有不可说的话了。事实上，对白居易而言，没有不可以入诗的题材，也没有不可以表达的内容，诗歌成了他日常生活的详细记录，举凡官职迁转、人事升沉，生老病死、种植营造，一切都在诗中加以咏歌，津津乐道，过于频繁的写作和取材的无所限制不免导致庸常和琐屑的结果，给人以写作过剩和饶舌的感觉②。但这不是诗歌趣味的问题，应该说是诗歌的功能发生了转移。如果说开元诗人的写作重感发情兴，大历诗人的写作重情感体验的交流，那么白居易的写作就着眼于生活的记录。他过若干年就将作品整理一番，编订成集，这成为他回顾和总结平生经历的契机，他丰富的诗集就仿佛是一部详细的回忆录，寄托了他整个的人生①。
元稹虽和白居易并称“元白”，但两人的水平和成就并非等同。究两人齐名的由来，一是写作新乐府，一是亲密无间的唱和，主要是近体诗的步韵和韵。元稹的新乐府作品成就不高，近体唱和则与白居易常在伯仲间。由于诗歌写作的日常化，他们进一步发展了杜甫诗歌内容生活化与纪实性的倾向。前人说“眼前寻常景、家人琐俗事，说得明白，便是惊人之句。盖人所易道，即人所不能道也”(贺贻孙《诗筏》)。诗歌内容的日常化，实际是对日常生活的诗意发现。发现和捕捉日常生活中的诗意和美，寄托人生的感慨，成为他们诗中引人注目的特点。像白居易《晚桃花》诗：“一树红桃桠拂池，竹遮松荫晚开时。非因斜日无由见，不是闲人那得知。寒地生材遗较易，贫家养女嫁常迟。春深欲落谁怜惜，白侍郎来折一枝。”诗的主题虽很一般，但绝不是观念化的产物，而是基于体验的发现，是一般人生经验、个体身世之感与当下生物状态的融通，包含着人生经验的深度和广度。元稹著名的《遣悲怀三首》，捕捉了清寒家庭最典型的生活细节，引发后人无限的共鸣。元稹和白居易将诗歌的交际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有时甚至承担书信的功能。白居易《与元九书》说：“自八九年来，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频繁的唱和在使诗歌交流变得日常化的同时，也使两人的诗风互相影响，互相接近。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自述于诗“常欲得思深语近，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丰韵宛然”，这同样也是白居易诗的艺术追求。他们在诗歌语言上都有强烈的口语化倾向②。唯“元稹作意胜于白，不及白舂容暇豫”(叶燮《原诗》外篇下)而已。
毛奇龄《西河诗话》在论述元白诗的艺术倾向时曾指出：“盖其时丁开、宝全盛之后，贞元诸君皆怯于旧法，思降为通侻之习，而乐天创之，微之、梦得并起而效之……不过舍密就疏，舍方就圆，舍官样而就家常。”这段话很精辟地指出了元、白诗在意象结构、遣词造句、主题与取材各方面的特征，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将刘禹锡并列为白居易的追随者。如果从关系的密切、唱和的频繁来看，刘禹锡当然是元白集团的作家之一，但他的诗风和元白的清浅流利很不相近，有一种前所未见的老辣和雄浑之风。
刘禹锡不像其他诗人那样善写乐府歌行，除了仿民歌体裁的《竹枝词》《浪淘沙》外，他的成就主要是在近体律绝。刘禹锡同柳宗元一起经历了永贞革新和以后的贬谪，但他生性不像柳宗元那么多愁善感，他是个坚强而乐观的人。不只“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秋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之类的名句表现了他乐观的心态，《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再游玄都观》两首绝句也最典型地表现了他冷峻而诙谐的性格。面对严酷的政治迫害，他总是横眉冷对，不屑一顾。即使到晚年，他仍不畏衰节，唱出意气豪迈的秋歌;不惧播迁，唱出正气凛然的壮歌;不服老迈，唱出朝气蓬勃的暮歌①。刘禹锡诗总洋溢着一股不屈不挠的豪气，白居易许为“诗豪”，真是再贴切不过了。历经政治和权力斗争的迫害，他对政治和官场的黑暗丑恶有不同寻常的深刻认识，豁达诙谐的性格赋予他以幽默的眼光，犀利的笔调，不是像白居易《新乐府》那样直斥丑恶，而是用寓言的方式写出 《百舌吟》《飞鸢操》《聚蚊谣》等政治讽刺诗，那笔致横生，辞调老辣的谐趣，最能显出刘禹锡的个性。在刘禹锡全部的创作中，后人最为推崇的是七律。方元鲲《七律指南》卷一指出：“刘、白唱和齐名，然梦得锻炼磨砻，不流入浅易。”的确，刘禹锡七律无论是咏怀古迹还是抒情寄慨，都继承了杜甫晚年作品的成熟老到，气势内敛，笔力沉厚，一种雄浑苍老之风，在中晚唐诗中卓然杰出，成为后人追摹效法的对象。胡应麟说：“七言律以才藻论，则初唐必首云卿，盛唐当推摩诘，中唐莫过文房，晚唐无出中山(指刘禹锡)。”(《诗薮》外编卷四)这几家作品都是以工稳浑成著称的，代表着唐代七律成熟的境地。而刘禹锡七律骨力沉厚，甚至让人忘却才藻之工稳，讽味《西塞山怀古》《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等名作，不难体会到这一点。七绝也是刘禹锡擅长的诗型，后人许为中唐一大家。翁方纲甚至以为，中唐诗除韦应物、柳宗元、韩愈三家古诗，只有李益和刘禹锡七绝足与盛唐方驾(《石洲诗话》卷二)。刘禹锡善于将深沉的人生体验纳入七绝短小的篇章中，感时伤事之作，情味浓郁。以《金陵五题》为代表的怀古诗，以小见大，写得含蓄蕴藉，耐人寻味，典型地体现了唐诗的审美理想，给予晚唐咏史和怀古诗以极大影响。不能否认，人们对刘禹锡七绝的推崇是与对《竹枝词》《踏歌词》《堤上行》《浪淘沙词》《杨柳枝》等一系列民歌体作品的赏爱分不开的，这部分词义清新、韵调流转的短歌，保留了民歌的生动鲜脆的风味，在唐诗中格外引人注目。其中《竹枝词》是流行于巴山楚水的民歌曲调，刘禹锡作有两组十一首，白居易也作有四首，摹写风土民情，天然流丽，宛转多姿，为唐诗增添了一种绝不同于南朝乐府民歌的全新的诗歌体裁。风气一开，后人竞相仿效，晚唐五代有李涉、皇甫松、孙光宪步踵而作，宋代自苏东坡、黄山谷、范石湖、杨诚斋以降，不乏作者。元代杨维桢《西湖竹枝歌九首》传为名唱，和作百余首，蔚为大观。明清两代，地域风土意识愈益强化，专咏一地风土民俗的《竹枝词》专集层出不穷，内容尤贵于搜奇猎异，保存了大量有关民俗民情的地域文化资料，成为诗歌创作引人注目的一个支派①。
元白一派的诗人还有李绅、杨巨源、朱庆余、张祜、羊士谔、陈羽、武元衡、徐凝等，各有成就，也有一二名篇为人称道，但整体水平不高。其中李绅是创《新乐府》之名并率先写出十二章的诗人，可惜他的作品已失传，无法加以讨论。这里还应该论及的两位诗人是贾岛和姚合。贾岛从韩愈学诗，后人习惯将贾岛视为韩孟一派的成员。余成教《石园诗话》云：“韩门诸人诗分两派，朱庆余、项斯以下为张籍之派，姚合、李洞、方干而下则贾岛之派也。”这未免为韩门弟子的说法所囿，实则贾岛、姚合的诗风自成一派。他们在张为《诗人主客图》中都列于“清奇雅正主”李益门下。这一派诗人绵延了大历诗专攻五律的传统，可以说是晚唐诗风真正的宗主①。就风格而言，只有贾岛才真当得起 “清奇僻苦” 四字，张为以孟郊为“清奇僻苦主”其实并不合适。孟郊多了一层“沙涩而带芒刺感”②的味道，而贾岛则无之，有的是禅意的清空，构思的奇创，取景的幽细，造语的锤炼，这一切都得自他每每自嘲而又自得的“苦吟”。正如闻一多所说的，“现在的贾岛，形貌上虽然是个儒生，骨子里恐怕还有个释子在。所以一切属于人生背面的，消极的，与常情背道而驰的趣味，都可以溯源到早年在禅房中的教育背景”。他爱夜胜过黄昏，爱冬胜过秋，偶尔的放达也只是“杏园啼百舌，谁醉在花旁”，“芦苇声兼雨，芰荷香绕灯”那温暖的片刻中同样渗透着一丝禅意。尽管也有“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似的天然佳句，妙手偶得，全不费力，但他大多数诗作相信都是出于刻苦功夫。“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一联，他声称“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简直自怜之极，但后人却很不以为然。人们更喜欢的是他笔下冷淡沉寂的景致和幽暗宁静的境界。在晚唐暗淡的世道中，贾岛冷淡无为的情调引起人们广泛的共鸣，他的诗风也为许多诗人刻意模仿。有像李洞那样顶礼膜拜的，有像孙晟那样“画贾岛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的，也有像皮光禹那样自称贾浪仙之俦的，诚如宋代方岳所说：“同时喻凫、顾非熊，继此张乔、张𧏖、李频、刘得仁，凡晚唐诸子皆于纸上北面，随其所得深浅，皆足以终其身而名后世。”(《深雪偶谈》)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诗人被如此地偶像化过，以致晚唐人写五律，或多或少都带有一点贾岛幽奇炼饰的味道。这表明，贾岛诗风在某种意义上集中体现了晚唐末世的时代精神和士人心态。正因为如此，后来宋末江湖派、明末竟陵派、清末同光派的诗风也无不归趋于贾岛，似乎“每个在动乱中灭毁的前夕都需要休息，也都要全部的接受贾岛”①。闻一多这一结论至今看来还是非常深刻的。
姚合与贾岛并称“姚贾”，应该是因诗作同以五言近体为主，尤工五律。两人的风格原不相近，艺术旨趣更是明显有不同的追求。贾岛五律注重宣泄内心的孤介奇僻之气，偏于求奇;而姚合五律则更多地流露沉潜和品味普通人生的闲适意趣，重在求味。这种差异决定了他们在题材选择和意象营造、语言风格各方面也显出孤寒奇僻和清雅闲淡的异趣②。相对于贾岛的刻苦幽奇，姚合显得平易和明朗，真挚率性是其魅力所在，同时也是艺术平庸的部分原因。姚合写诗从不“苦吟”，自称“诗文随日遣，不是为求名”(《闲居遣怀十首》之八)，甚至“寻常自怪诗无味，虽被人吟不喜闻”(《寄李干》)。像七律《寄主客刘郎中》之类，很让人怀疑他的诗才。即使在他所擅长的五律中，也有“月色生松里，泉声在石间”(《寄陆浑县尉李景先》)这种点金成铁的例子。究姚合之得名，实与对“吏隐”主题的开拓与发展有关，具体地说就是他在《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中为自己描绘了一幅懒吏的自画像：“簿籍谁能问，风寒趁早眠。”“唯愁明早出，端坐吏人旁。”“纵出多携枕，因衙始裹头。”“爱闲求病假，因醉弃官方。”“每旬常乞假，隔月探支钱。”“印朱沾墨砚，户籍杂经书。”这种流露出非吏化倾向的吏隐生活图景，在唐诗中是从未被描写过的新鲜内容，他在吏隐生活中捕捉到的诗意的细节，如“移花兼蝶至，买石得云饶”、“就架题书目，寻栏记药窠”、“惊蝶遗花蕊，游蜂带蜜香”、“扫舍惊巢燕，寻方落壁鱼”，极大地丰富了传统的吏隐主题，使吏隐主题愈益同士大夫的人生理想——一种艺术化的人生联系起来，愈益向他的目的性的方向发展。从后世习惯称姚合“姚武功”而不是姚少监，即可知姚合的得名完全是由于《武功县中作》组诗。这组作品不仅奠定了姚合的名声，也使古典诗歌里的一个类型——衙斋诗得以确立①。这是后话。而他和贾岛对晚唐诗风的影响则是主要的，晚唐诗整体上的独工律体和诗风的僻苦、平易两种取向无疑是直承贾岛、姚合而变本加厉的。而唐诗的创造力除李商隐、杜牧一两家外，就只有细节的润饰，再没有宏大的构建了。
注释
① 世传王建《宫词》百首,《唐诗纪事》本、陈解元书籍铺刻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王建诗集》本杂有九首他人之作,当从《万首唐人绝句》、毛晋《三家宫词》本,吴企明《王建〈宫词〉辨证稿》(《唐音质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有详考。② 参见丘良任《历代宫词纪事》,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① 参见张保健《“诗歌合为事而作”——论白居易(新乐府〉的新闻性》,《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② 参见王谦泰《论白居易思想转变在卸拾遗任之际》,《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① 参见静永健《白居易诗四分类试论——关于闲适诗和感伤诗的成立》,载《中国诗学》第3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收入《白居易“讽谕诗”研究》上篇第二章《诗集四分类之构想》,勉诚社2000年版。② 参见川合康三《语言的过剩》,载《白居易研究讲座》第二卷《白居易的文学与人生》,勉诚社1993年版;刘维治中译,题作《从词语的繁复看唐代文学中的白居易》,收入《元白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① 参见丸山茂《作为回忆录的〈白氏文集〉》,《日本中国学会报》第47集,日本中国学会1995年版;蒋寅中译载《周口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② 参见入矢义高《白居易的口语表现》,曹虹译,《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第4—5期。① 参见萧瑞峰《刘禹锡诗论》第二章《论刘禹锡的抒情诗》,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① 详见丘良任《竹枝纪事诗》,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① 参见杨明《浅论张为的〈诗人主客图〉》,《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② 闻一多《贾岛》,《唐诗杂论》第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① 闻一多《贾岛》,《唐诗杂论》第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② 参见刘宁《“求奇”与“求味”——论贾姚五律的异同及其在唐末五代的流变》,《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① 参见蒋寅《“武功体”与吏隐主题的拓展》,《扬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