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研究· 关于《毛诗序》的几个问题·《诗大序》的内容和意义

《诗大序》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第一篇诗歌专论，它比较全面地继承总结了先秦儒家诗歌理论，其主要的内容和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阐述了诗、乐、舞的起源、关系及本质特征。《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关于诗、乐、舞的起源，《荀子·乐论》说：“夫乐者，乐也，人情所不能免也”。《礼记·乐记》说：“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诗大序》继承了周人的观念，认为诗、乐、舞起源于 “情动于中”，内心萌生激情，无法抑制，自然而然地要借助精练的语言(诗)、有节奏的音声(乐)和躯体的扭动(舞)来宣泄，这虽是感性经验的总结，但在现代心理学的研究中可以找到充分的科学论据，内在的激情总要通过外在的行动宣泄出来。从内心与外物的关系以及人的生理本能的角度解释诗、乐、舞的起源，是解释文学起源的一种重要理论。其合理内核在于，不论是说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还是游戏、原始巫术，归根结底都是借助诗、乐、舞等艺术形式宣泄内心的激情。

人类初期，诗，乐、舞三者合一，《诗经》时代三者也并未完全分离，乐为诗之声，诗为乐之词，古人言“乐”往往包含着“乐语”“乐舞” (《周礼·大司乐》)。《诗大序》继承了先秦时期的认识，更明确具体地论述了艺术萌起时期诗、乐、舞紧密融合的表现形态及不同艺术形式的艺术功能。

“诗言志”是我国古代诗论中的开山的纲领，也是先秦时期各学派的共识。先秦时期“诗”、“志”同用，“情”、“志”为一，并都带有浓厚的伦理道德的政教色彩。《诗大序》忠实地继承了先秦时期的观念，虽然仍是强调诗歌的政教功能，但毕竟将情、志结合起来，初步认识到文学艺术抒情言志的本质特征。

其二，论述了诗歌与时代、政治、地理等文化因素的关系。《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吴公子季札对“周乐”的长篇评论，便具体地体现了周人“审乐以知政” (《礼记·乐记》) 的观念。《诗大序》继承周人之说，指出“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 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认为不同的时代产生不同的诗歌，诗歌内容是时代政治、道德和风俗的反映。在这种观念支配下，《诗大序》又提出了“风雅正变”之说，认为“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把诗歌看作是时代的产物，有一定的道理，但依此机械地去推测诗篇的时代或划分诗歌的正变，则缺乏科学性，也不符合《诗经》的创作实际。

其三，强调了诗歌的政教功用。周朝乐官教诗于瞽矇国子之时，就十分注重“教六诗，以六德为之本。”(《周礼·太师》)“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周礼·大司乐》)孔子教诗论诗之时更是突出 《诗经》 “思无邪”、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的政教功用。《荀子·乐论》、《礼记·乐记》也都反复强调诗乐 “入人也深”、“化人也速”、“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认为“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导之。”(《礼记·乐记》)《诗大序》进一步明确指出诗具有“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的功能，“故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认为诗歌不仅是社会政治活动的反映，而且可以能动地改造社会。故强调将诗歌作为政治工具，进行政治和伦理道德教育。这种观念影响极大，成为两千年封建社会儒家诗论的主要特色，《诗三百》所以被奉为政治经典，后世诗人所以高举“风雅比兴”进行诗文革新运动，东西方文学的创作与批评所以会存在巨大差异，都主要源于此。强调诗歌的政教功用，从积极方面说，影响诗人面对社会人生，关心人民饥苦、国家兴亡而避免无病呻吟的唯美主义倾向;从消极方面说，泯灭了诗歌自身的艺术属性，抑制了文学创作艺术的正常发展。

其四，具体阐述了用 《诗》于政教的六种用途。《周礼·春官大师》云： “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诗大序》继承其说云：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产生于用诗时代的《周礼》“六诗”和 《诗大序》“六义”都是讲诗之用。从《诗经》的角度说，是诗的作用或用途，从用诗人的角度说，是用诗的方法。大师教瞽矇则偏重用于典礼的风、雅、颂，兼及赋诗之用; 偏重于声之用，兼及义之用。颂用于宗庙祭祀，雅用于朝会宴飨，风用于日常生活之礼。教国子则偏重用于赋诗的赋、比、兴，兼及典礼之用;偏重义之用，兼及声之用。兴为用诗“感发志意”，“引譬连类”;比为用诗“言古以剀今”，比较类推;赋则是敷布其志的具体方法(参见鲁洪生《从赋、比、兴产生的时代背景看其本义》《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3期)。《诗大序》产生的经学时代，奉《诗》为政治经典，当作谏书，用于政教，用 《诗》来发挥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故《诗大序》之“六义”则是对《诗经》政教之用的概括。《诗大序》以为风，用于教化与讽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实现政教的两种方式是：“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讽谏的原则是： “发乎情，止乎礼义”。讽谏的形式要“主文而谲谏”，“文”有多义，或指用歌乐讽谏的文雅的表达形式，或指比喻象征不直言其过的文雅的语言表现形式，或指温柔敦厚，不疾言厉色的文雅风格，总之是追求一种“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政教效果。古人所以格外推重尊崇委婉含蓄的艺术风格与此直接相关。雅用于“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用于“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赋、比、兴原来为“赋诗断章，余取所求”借诗言志的用诗方法，汉儒沿用其法解说“诗人本意”，比附经义，赋诗之用衍成政教之用，成为 “主文而谲谏”的用诗方法。《诗大序》虽没有明确解释赋、比、兴，但在毛 《传》标兴及汉儒以兴说诗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毛《传》所标116兴皆是描写山川草木、鸟兽虫鱼以及时间、事件、行动等具体形象的诗句，然后从中“感发志意”。从修辞上说，即是“引譬连类”。如《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毛《传》 曰：“兴也。苹，萍也。鹿得萍呦呦然而相呼，恳诚发乎中，以兴嘉乐宾客当有恳诚相招呼以成礼也。”本是毛《传》运用赋诗之兴法从诗中感发出的政教之意，却要说成是诗本义，就无异于说诗人是运用了兴的手法进行创作才使诗会有了这种喻意。故使赋、比、兴的含义从用诗(赋诗之用、政教之用) 的方法向表现方法转变。从这个意义说，又是毛 《传》标兴开启了后世对《诗经》表现方法的艺术总结。

《诗大序》既是儒家礼教的宣传品，又是先秦至两汉诗歌理论的全面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