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研究《独创体系·光耀千秋》

(一)首倡“两结合” 理论开新篇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身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958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则对诗歌又强调指出：“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这是毛泽东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的法则，根据文艺发展的规律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要求，把革命的气概和求实精神相统一，运用于文艺创作，倡导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1.“两结合”是对我国传统文艺理论的批判继承

毛泽东所提的“两结合”，是建立在对我国文学历史经验的科学概括的基础上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都是文学艺术的基本创作方法，在我国古代文学艺术创作中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很高的成就。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古代神话和战国时代的《楚辞》则是浪漫主义的滥觞。此后两千多年的文学发展过程中，由于历代作家的辛勤劳动，使这两种创作方法日臻完善，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面旗帜下几乎汇集了文学史上所有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但这两种方法的运用，也不是绝对分开、毫无联系的，不少现实主义创作渗透着浪漫主义精神，不少浪漫主义作品体现着现实的针对性。有的作家又曾使用这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进行创作，并且取得了成就，这是文学史上常见的现象。《诗经》中的《硕鼠》、《伐檀》、《七月》等，就其总体来说应当属于现实主义范畴，但其中又不乏浪漫主义的因素。《离骚》是浪漫主义作品，但其中涉及到屈原的身世和楚国的遭际，反映的又是历史的真实。乐府诗歌《孔雀东南飞》以及关汉卿的《窦娥冤》总体倾向无疑是现实主义的，但也渗透着作者的理想，结局尤其是浪漫主义的。郭沫若“五四”之际写就的《女神》充满了叛逆和反抗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对于祖国新生的渴望，整个诗集充满了幻想和夸张。但这些浪漫主义诗作也都强烈地体现着现实主义，即广大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要求。

2.“两结合”是对外国文艺理论的科学借鉴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现象，不独中国文学中存在，外国文学中同样存在。高尔基在谈到巴尔扎克、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果戈里、莱蒙托夫、契诃夫等古典作家时说：“我们就很难完全正确地说出，他们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因而，“在伟大的艺术家们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常好象是结合在一起的”。(《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现实主义并非没有理想和向往，浪漫主义也决非抛弃现实。只不过在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中，侧重面、倾向性有所不同。但我们也应看到，尽管文学史上许多杰出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一定程度的结合，但这种结合是不自觉的，也是不完满的。就创作方法来说，无论现实主义方法还是浪漫主义方法，都在不断的发展成熟之中。

中外文学史告诉我们，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最基本的创作方法，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总是不同程度地结合在一起。高尔基对“两结合”思想进行过长期探索，有过多次阐述。他说：“是否应该寻找一种可能性，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成为第三种东西。”(《谈文学及其他》)高尔基又说：“这种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合流的情形是我国优秀的文学突出的特征。”(《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法捷耶夫也说：“进步的浪漫主义原则跟现实主义结合，这是证明一个艺术家有崇高的理想……”(《苏联文学批评的任务》)他们都感到仅仅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都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都在探索寻找一种新的创作方法。

毛泽东提出的“两结合”创作方法，正是中外许许多多理论家、文学家对“两结合”问题探索的继续。他总结了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和我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实践经验，最终发现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是文艺反映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当然这一创作方法，毛泽东早已酝酿多年了。早在1939年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时，他就亲笔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成为提倡这一创作方法的最早雏形，不过后来提得更加完整和明确了。



(二)躬行“两结合” 诗词树丰碑



毛泽东不仅提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而且运用这种创作方法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当然，这不是说毛泽东自从提出这一创作方法以后才用之于实践。理论来源于实践。他在提出这一创作方法之前，早就在他的实践中为运用“两结合”创作法树立了光辉榜样。

1.理想与现实相结合，形象和意境相统一

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反映在毛泽东诗词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把伟大的革命现实与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有机的结合又都是通过所塑造的英雄形象和优美的艺术构思表现出来的。

《念奴娇·昆仑》是一首气势磅礴想象奇特的诗篇。它把揭示客观世界的本质规律与抒发主观世界的理想愿望结合起来，通过巨人要裁截高大的昆仑山，抒发诗人扭转乾坤的宏伟怀抱和实现“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词作描写昆仑山时，采用了形象刻画和特征概括的艺术手法;在写巨人形象时，运用了奇异的想象和极度的夸张。这样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塑造了一个奇丽的、完美的、高大的艺术形象。现实的描绘浸透着理想的光芒，理想的抒发融和着现实的本质，读之使人豪情满怀，深受鼓舞。另外如：《七律·答友人》、《七律二首·送瘟神》都是属于这类革命现实和革命理想相结合的名篇。

2.寓乐观于艰险，树英雄于困境

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洋溢在对革命斗争艰苦性的描写之中，是毛泽东运用“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又一体现。《采桑子·重阳》、《清平乐·会昌》、《七律·长征》等前面已作过具体分析，这里再谈《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词。诗人发挥奇特的想象，把美丽的神话和壮丽的现实结合在一起，既描写了革命烈士的光辉形象和人间“曾伏虎”的伟大革命斗争，又描写了神话中的广寒宫嫦娥与吴刚的优美形象。一方面对杨、柳两位烈士以及无数革命先烈的英勇献身，表现出由衷的悼念之情，另一方面更以无比的热情歌颂了无产阶级惊天地泣鬼神的不朽业绩，高度赞扬了先烈们无限忠于革命事业的伟大共产主义精神。词作一反悼亡词的悲切情调，洋溢着乐观豪迈、昂扬的基调。

此外，再如“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飚为我从天落”、“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等等，这些表现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歌颂崇高革命理想的豪言壮语，决非空想，而都是来源于伟大革命斗争的现实，发自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理想。毛泽东诗词使我们从现实出发，引我们展望未来，鼓舞我们战胜困难，激发我们为实现远大理想而奋斗到底。这就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思想威力与艺术魅力。



(三)独创“两结合” 风雨见精神



1.“两结合”理论显示的个人气质

毛泽东之所以能充分地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并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这种方法的艺术功能，这是由许多条件决定的。首先一点是诗人特有的个人精神气质。据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评论：毛泽东是一位既崇尚务实又富于幻想的人，他生长在中国最动荡不安的时代，他对当时社会的不公正现象深恶痛绝。永远地不安于现状，永远地追求新的境界，这就是这位伟人的最突出的性格特点。在他的感情世界里，永远跃动着诗人般的激情和变革的力量。所以他创作的每一首诗词，虽都立足于现实，但却都闪烁着一种理想的光辉，充满着对理想境界的执着追求和热切希望。他的诗词也就成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

2.“两结合”方法具备的坚实基础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巨大变革，充满了严酷的现实、崇高的理想，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这是诗人运用这种创作方法的主要源泉。毛泽东参加并领导了现代中国全程的革命斗争，与广大工农兵群众生活、战斗在一起。他既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又是伟大革命的倡导者与领导者;既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参加者，又是领导人民实现崇高理想的伟大革命领袖。这种无可代替的历史地位，使他能有效地把现实生活中的实事求是精神和远大理想紧密地结合，艺术地反映出来。诗人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能够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并发现现实生活中的新生事物的萌芽，预见它们的发展前途，因而更能高屋建瓴的驾驭他的艺术世界，成为独领一代风骚的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3.“两结合”方法产生的深远影响

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了古代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中积极的一面，从时代精神的高度出发，提出我们时代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革命的”。这种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是辩证统一的、不断发展的客观世界在文学艺术创作上的反映。这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文艺科学的突出贡献，它为无产阶级文艺创作阐明了一条重要原则，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这种无产阶级的全新创作方法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把革命理想和革命现实辩证统一地表现出来，既要深刻反映革命现实的本质，揭示其发展历程，又要鲜明、强烈地抒发革命理想，显示其胜利结局，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文艺的教育、鼓舞、激励的作用，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事实正是如此，毛泽东“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倡导，在我国当代文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基本精神，在当代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已经有很多体现。概括地说作家在文学创作中运用这一创作方法，能够把现实和理想结合起来，把政治倾向性与真实性、艺术性统一起来，正确地反映我们伟大的时代，成功地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同时对于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的优良传统，对于更好地发挥文艺作家的个性和风格，也都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给我们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繁荣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当然由于文艺战线上的错误思潮的干扰和破坏，也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1958年的民歌“大跃进”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便是对作为“两结合”创作方法基础的革命现实主义缺乏足够的认识，不适当地强调了“革命理想”，将这种创作方法推向了极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4.“两结合”理论经历的严峻考验

新时期以来，围绕“两结合”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文艺界曾展开过几次热烈的争论。作为学术问题，在探索过程中出现不同意见的论辩是正常的。但是任何割断历史，无视事实的做法都是不科学的。我们提倡“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并不意味着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只准运用这一种创作方法，统统排斥其他方式。应当说，任何经过时间考验的创作方法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和长处，都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发生过有益的作用，都有值得总结、提高、推广的价值。大千世界五光十色，文艺创作方法完全可以多种多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了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应该提倡创作方法和创作风格的多样化，不应该反对“两结合”，也不应该把“两结合”看成是唯一的创作方法。事实上，毛泽东本人从来不是这样认识的。他提出的“双百方针”，就是有力的科学的证明。

毛泽东的诗词以及其诗歌理论的建树，给中国文学宝库和世界文艺百花园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和璀璨的明珠。它们同毛泽东的英名一样，永远铭刻于人类文明史，永远闪耀着不灭的智慧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