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朱安群刘友林

其一

亦知戛戛楚囚难， 无奈天生一寸丹。

铁马行鏖南地热， 赭衣坐拥北庭寒。

朝飡淡薄神还爽， 夜睡崎岖梦自安。

亡国大夫谁为传? 只饶野史与人看。

其二

久矣忘荣辱， 今兹一死生。

理明心自裕， 神定气还清。

欲了男儿事， 几无妻子情。

出门天宇阔， 一笑暮云横。

文天祥

文天祥被俘后，坚贞不屈，连元世祖也感叹：“谁家无忠臣”，于是将天祥押至燕京。己卯，祥兴二年，至元十六年(1279)；罹(lí)，遭；狴犴(bìàn)，牢狱。在狱中，天祥被枷项缚手，备受折磨，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动摇他的爱国之心。在囚禁中，他陆续赋诗十七首，这是第五首。

这首七律，为答人劝降而作。天祥初至燕京，劝降之人甚多，甚至包括被俘的宋德祐帝赵(被元人封为瀛国公)，天祥一见，“北面拜号，乞回圣驾”。君降而臣不降，可见文山所忠的并非某一君王，而是国家社稷。此诗是天祥爱国之心的坦诚表露。戛(jiá)戛，困难的样子，诗人哪会不知道作一个囚犯的难处呢?只要他肯仕元，即刻可以封侯拜相，只是“无奈天生一寸丹”。这不禁使人想起诗人的另一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同样表露出诗人的一片忠心。这“一寸丹”，是诗人的精神核心所在，无论是在南地还是在北庭，都始终不曾改易。诗人回想自己曾在福建、广东、江西一带“南地”率兵抗元，凭的是“一寸丹”；如今，坐拥囚衣于北地，支撑自己的还是这“一寸丹”。热、寒二字，写的不仅是气候差别，更是心理感受的迥异。当年，驰骋铁甲战马，行军鏖战，凭的是一腔热血；如今，国破家亡，身入狴犴，着囚衣，令人肠断心寒。颈联承首句“楚囚难”，表明自己在险恶的环境中不改其忠。飡(sūn)，同飧。两句以白天吃的和晚上睡的来概括狱中环境之恶劣。尽管如此，诗人却依然“神还爽”、“梦自安”。其精神支柱是什么?是对国家的一腔挚爱，是那股浩然正气。早在天祥被俘之初，张弘范就曾劝降说：“国亡矣，忠孝之事尽矣，正使杀身为忠孝，谁复书之?丞相其改心易虑，以事大宋者事大元，大元贤相，非丞相而谁?”天祥答：“商非不亡，夷齐自不食周粟，人臣自尽其心，岂论书与不书?”诗末两句又感叹“亡国大夫”无人立传，与前面的态度岂不矛盾?其实这里的意思是，即使无人为我在正史立传，只给野史增添些材料供后人作谈资，我也不计较。我坚持公忠爱国的态度，只是保持大节，只凭天地鉴孤忠，不是为了虚名垂世。这一笔，更托出了诗人人格的高尚。

“一寸丹”，既是文天祥理想人格的核心，也是此诗的诗眼所在。无论南地或是北庭，“行鏖”或是被囚，也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有传还是无传，有了这一颗爱国之心，任何艰难、险恶，都能甘之如饴。这种高尚的人格情操在诗的风格上也体现出来了。全诗化沉重为轻松，写险恶以安详，甚或还带有些许幽默、几分诙谐。对于生活条件的如此险恶，诗人视若等闲，仅称之为“淡薄”、“崎岖”。只有胸存一片丹心，才能在险境中如此泰然自若，才能写出这般胸襟坦荡的诗篇。

文天祥被囚于燕京，不仅要面对元人的威逼利诱，还要受到骨肉之情的折磨，后者甚至比前者更加难以忍受。眼看妻子儿女流离失所，自己却不能屈节以救，实在令人肝胆俱摧。但诗人却以对国家社稷的挚爱，淡化并抑制了骨肉之情。这首诗就再现了这一痛苦的心理历程。

诗人对自身的荣辱早已不再计较，现在更是将生与死视如一途。据邓光荐《文丞相传》载，天祥初至燕京，见元平章(即宰相)长揖不跪。平章威胁说：“此人生死尚由我。”天祥慨然回答：“亡国之人，要杀便杀，道甚由你不由你。”平章“默然去”。诗人能够视死如归，是由于他“理明心自裕，神定气还清”。这个“理”，不是儒家抽象的道德准则，而是以死报国的一腔赤诚，所以诗人才能做到在荣辱、生死面前心平气静、神清志豁。但是，自己固然可以杀身成仁，“留取声名万古香”，只是“人谁无骨肉”?诗人忍着悲痛，写下了“欲了男儿事，几无妻子情”的诗句，读来令人泪下。空坑战败，天祥的妻妾子女多人俱失散，最后只剩下妻欧阳氏与二女至燕都，“皆留东宫，服道冠敝衣，日诵道经”(见《纪年录》注)。真可谓“一家妻子枉填沟”(本诗其六)。难道诗人真是全无骨肉之情吗?请看他的一封家书：“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言至于此，泪下如雨。”诗人的骨肉之情何等深沉，何等强烈，而要做到几乎没有“妻子情”，需要多么大的精神力量才能控制啊。尾联，诗人从自身的骨肉之情中挣脱出来。出门远望，宇宙广袤无垠，自己这点悲痛又算得了什么呢?于是付之一笑，心胸顿觉更加空阔。但洒脱之中，却又隐含着无限悲辛。为了励志报国，文天祥作出了多大的牺牲，忍受了多大的痛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