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文献·魏晋南北朝诗文研究文献·建安文学研究文献·曹丕研究文献
曹丕字子桓，曹操卞氏所生长子，生于汉灵帝中平四年(187)，黄初七年(226)卒。生平见《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及徐公持《曹丕评传》①。《三国志》本纪载：“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隋书·经籍志》著录《魏文帝集》10卷，注曰梁23卷，说明梁末已有较大毁损，唐时仅存10卷。《宋史·艺文志》仅著录1卷。张溥辑《魏文帝集》2卷，赋诏令策表序等一百九十余篇。严可均辑文4卷，冯惟讷辑诗35篇42首，逯钦立辑诗38篇。黄节《魏文帝诗注》辑录28首，余冠英《三曹诗选》选注21首，注释详明。
在三曹研究中，毋庸讳言，曹丕研究最为冷清，并且在很长时期内对其政绩与诗歌的评价偏低。刘勰就曾提到过一种 “旧谈”，认为曹丕文才“去植千里”，而表示不以为然，认为这种“旧谈”是“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当然，这并不是说曹丕研究一无所得，曹丕研究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尤其是20世纪末叶，研究者突破了僵化的思维模式，曹丕研究呈现出新的气象。主要标志是，出现了第一部曹丕研究专著——章建新的《曹丕》(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出现了第一部校注——夏传才、唐绍忠的《曹丕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同时，研究曹丕的论文也在不断增多。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至1976年27年间曹丕研究文章仅10篇左右(同期曹操研究文章多达200篇以上)，而从1984年至1994年10年间，曹丕研究论文有五十余篇。
大体来说，学术界对曹丕的研究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政治家曹丕
在封建社会，曹丕通常被视为篡逆的奸贼和阴险凶狠、心胸狭窄的小人。郭沫若40年代的旧作《论曹植》①于1952年改订再版，打响了替政治家曹丕“平反”的第一枪，这与鲁迅在《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替诗人曹丕的“平反”遥相呼应。与后者不同的是，前者流露出明显的扬丕抑植的倾向。郭文认为“曹丕这个人并不如一般所想象的那么可恶”，“他并不是一位寻常的材料”。“在政治见解上也比乃弟高明得多，而在政治家的风度上有时还可胜过他的父亲……他是一位旧式的明君典型”。对此观点，学界或肯定，或否定，或折衷。例如，王巍在肯定曹丕一些政治措施的同时，认为他的一些做法表现了他的心胸和气度狭隘。由此看来，曹丕还不能称得上是旧式明君典型②。夏传才《曹丕集校注·序》中全面评价了曹丕，认为：“魏文帝曹丕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是不可忽略的政治活动家、诗人……他是三国时期魏国的第一任皇帝，经他的手彻底结束了汉王朝四百余年的统治，促进了三国鼎立局面的最后形成。他又继承乃父的事业，继续进行统一战争，而且在执政期间希冀振兴，对东汉以来政治的积弊进行改革。”同时，作者也认为：“他既没有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又缺少广阔宽厚的胸怀……郭沫若说他是‘旧式明君的典型’，这个评誉恐怕过高了。”胡明认为，应当承认，曹丕与曹植均是政治上极有训练的人物，都有野心，只是技术与性格有较大的差异。曹丕作为一个政治人物，陈寿说的“迈志存道，克广德心”的崇高境界虽未能达到，但“明君”这一评价也许还是有一定根据的③。周家驹认为，作为帝王的曹丕具有“政治魄力”，作为文士的曹丕“正是以对旧事物、旧秩序的亵渎和叛逆，表现出了一个正在觉醒的人的本质，表现出了自由真实的性格力量，而这又正是创造艺术美的决定因素”。因此，曹丕正是魏晋名士的先驱④。这就不只是肯定了曹丕的政绩，同时也肯定了曹丕的人品，这是前所少见的。
2.诗人曹丕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用近代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曹丕所作的诗赋很好。”五六十年代，学术界对曹丕诗歌评价依然较低，并没有遵从鲁迅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认为，由于曹丕在思想上与大贵族官僚地主们的接近，以及他后来大半生都过着宫廷游宴的生活，因此他的诗歌反映的生活面就比较狭窄，艺术风格不免流于纤弱。这种论断，代表了当时学界的普遍看法。20世纪后期，对于曹丕文学的评价有所变化。夏传才《曹丕集校注·序》将曹丕诗歌分为四类：一是宴饮、田猎和游乐;二是军事活动和政治理想;三是人生无常的感慨;四是男女情爱与离愁别绪。并认为曹丕对中国诗史的贡献乃在于“他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很多学者不再执著于曹丕诗歌是否具有现实主义因素的讨论，而是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新的观点。葛晓音认为曹丕的诗很少表现建功立业的壮志，而往往是怀着悲观迷惘的心绪探索人生的意义，力图借任自然的哲学获得解脱①。曹丕的诗歌心理情绪与表现兴趣更多的放在男女相思情爱题材上，呈现出一派清绮婉约所谓“阴柔美”的风情辞色②。
3.文论家曹丕
与对曹丕的人品和诗歌的评价迥异，对曹丕文论的评价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并且评价较高。郭沫若《论曹植》一文中对曹丕许之以“文艺批评的初祖”。因为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这些观点触及到了文学自身规律的问题，体现了文学的自觉精神，是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第一，曹丕文论第一次充分地肯定了文学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 第二，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文气说;第三，首次提出了“诗赋欲丽”的新见解;第四，对文章体裁的认识;第五，开一代文学批评之新风。这已经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然而在对曹丕文论的具体内涵的理解与评价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分歧。比如“文气”问题就言人人殊。或以为，曹丕讲“文以气为主”，其实是说文以气清为主。气清就是“清峻”“通脱”的表现，亦即“任气”的意思。还有些文章分别谈了文气说与大业说的关系，认为气乃指作者的精神力量以及这一精神力量所外化的作品的艺术力量。而大业说则是针对曹植而言的，从中可以看到这一文艺思想斗争中如何交织着政治上的权位斗争①。在曹丕文论的研究中，多数学者充分肯定了他在文学批评史上和古代文论史上的开拓之功，许多论者从不同的方面剖析了曹丕文论的内涵。问题在于具有创意者较少，一些新见也还有可商补处。
注释
① 徐公持文见《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① 后收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② 参见王巍《建安文学概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③ 参见胡明《关于三曹诗的评价问题》,《文学评论》1993年5期。④ 参见周家驹《曹丕放议》,收《建安文学新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① 参见葛晓音《八代诗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② 类似的见解又见前引胡明的文章以及陈飞之《曹丕诗歌的内容和风格》(《广西师大学报》1986年2期)。近似的论述还有周欣的《论曹丕诗歌创作》,《求是学刊》1992年6期;韩晖的《论曹丕诗歌的悲剧意识》,《广西师大学报》1994年1期;李洲良《三曹诗歌的意象与风格》,《北方论丛》1991年4期。① 参见孟复《曹丕“文气”说浅析》、吕美生《论曹丕“文气”说的历史渊源》、徐寿凯《〈典论·论文〉中的两个问题》,并载《建安文学研究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