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文献·魏晋南北朝诗文研究文献·乐府诗研究文献·《木兰辞》

此诗最早著录于陈释智匠《古今乐录》，而最早收录在《古文苑》中。《乐府诗集》归入“横吹曲辞”一类。其写作年代历来是争论的焦点。

1.汉代创作说。近年在河北完县发现元至顺三年(1332)立《汉孝烈将军记》碑，称：“神姓魏，字木兰，亳州人。汉文帝时，单于侵境，大括天下，民以御，神父当从戍。父极痛无一男子可代己者，哀叹良久，竟行。神自闺中闵其父，志既洗铅粉，脱梳珥，变戎服，贯甲胄，趋赴军中。”又唐人编《独异志》“木兰从军”条把木兰排在汉代三国人物之中。又明代《重修汉孝烈将军庙记》也载：“而孝烈颠末，且复见之汉之词，唐之歌，元之记焉。”所谓“汉之词”，当是《木兰辞》。就是说，《木兰辞》在汉代就产生了，后经三国以后歌手的演唱修饰，到南北朝才被智匠收入《古今乐录》中的。但此说基本上可以否定：元朝人据传说写成的碑文怎能作为根据，来考订中古史实呢?

2.三国创作说。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云：“古乐府中，《木兰诗》《焦仲卿诗》皆有高致。盖世传《木兰诗》曹子建作，似矣。然其中云‘可汗问所欲’，汉魏时，夷狄未有‘可汗’之名，不知果谁之词也。”传说为三国曹植所作，连魏泰自己也抱存疑态度，后世几乎就没有人再相信此说了。

3.北朝创作说。《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云：“木兰不知名。”据王应麟《玉海》引《中兴书目》说，《古今乐录》是陈代释智匠于光大二年所作，由此而知，诗必产生于光大二年前;又南人不知木兰名，可推断作于北方。综合各家之说，根据是：第一，从北朝《李波小妹歌》看，北朝女子确有能征惯战、崇尚武勇的风气。第二，苏轼提及此诗，谓直叙无含蓄，在蔡氏《悲愤》之下。《悲愤》二诗，东坡以为非出建安，乃后人作，然后人不能在范晔之后无疑。《木兰诗》当亦在南北朝时代。第三，从体制风格上说，《木兰诗》天真活泼，如起头数句，“东市”四句，“旦辞”四句，“爷娘”以下数句等，显然是民歌口吻，断非文人之笔。第四，此诗有后人润色语，如同《孔雀东南飞》，但不能据诗中一二语断其起于何时。胡适《白话文学史》、陆侃如《中国诗史》、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及《从杜甫、白居易、元稹诗看〈木兰诗〉的时代》等都补充了许多例证，用以说明是北朝之作。作于北朝何时?又有北魏、西魏的分歧。 清人姚莹《康纪行》说木兰是魏孝文帝时人。近人多有补充其说者。根据是：第一，“天子”是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年后的新称，“可汗”还是旧称。第二，“明堂”太和十五年三月始建，十月成，十八年从平城迁都洛阳。故此诗所写是十五年至十八年间事。第三，太和九年(479)有“蠕蠕犯塞，诏任成王澄讨云”，到十八年约十年，《木兰辞》所写正这数年间事，尤以后几年的可能性更大。第四，诗中“策勋”反映了北魏的史实。“十二转”并非转升十二级，因《魏书·李先传》：“转七兵郎”，与木兰转尚书郎同。主张西魏创作说的根据是;第一，“愿为市鞍马”四句与《新唐书·兵志》所说“十人为火，火有长”一致，应征者要自备战具。又云：“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后周，而备于隋，唐兴因之。”故诗产生在西魏后，初唐前，因唐玄宗以后府兵制度废除。第二，“可汗问所欲”云云证明“可汗”“天子”为一人，定是外族在中国当了皇帝，可以证明不是隋唐，而在西魏或北周。第三，《古今乐录》两次提及此诗，并列在“梁鼓角横吹曲”中，证明梁代已经采用。西魏亡于556年，梁亡于557年，说明557年前已有此诗，因此不会晚至北周。

4.南朝至初唐人写定说。张玉榖《古诗赏析》说，诗中用“可汗”字，木兰当是北朝人，而诗则南朝人所作。黄庭坚说此诗是唐朔方节度使韦元甫得自朔方，恐未确，因据《旧唐书·韦元甫传》，韦氏长期在南方做官，未任朔方节度使。即使此曲是韦元甫发现的，也应得自南方，还是经南朝人写定之说较近事实。如“对镜贴花黄”句，即是南朝后期至唐初妇女的装饰。梁简文帝《倡妇怨十二韵》“生情新约黄”句、《戏赠丽人》“异作额间黄”句，唐卢照邻《长安古意》“纤纤初月上鹅黄”句等，《木兰诗》“朔气传金柝”诸句，均用词华丽，对仗工整，亦似梁陈以后体格。

5.隋代创作说。宋程大昌《演繁露》首倡此说：“据‘可汗大点兵’，当为隋唐人所作。”近人姚大荣《木兰从军时地表微》亦力主此说，而论证最详尽的是齐天举。根据是，第一，诗中自市鞍马情节可以认定诗产生在府兵制实行后。府兵制始自西魏、北周，但不见有成文，当时情况是“自相督率，不编户贯”，与诗中所写不合。寓兵于农的府兵制度是隋以后事。这可以从《隋书·食货志》《高祖纪》《新唐书·兵志》中找到很多例证。第二，隋文帝受禅让于北周，统一中国，但由于北方长达二三百年的异族分裂统治，政治制度很难一朝统一。关于“天子”和“可汗”的混称，刚好说明隋天子和各部胡人的关系。第三，诗中写木兰脱戎装着旧装云“对镜贴花黄”句，风俗源于北周。《资治通鉴》陈纪太建十一年载，周宣帝时“禁天下妇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宫人，皆黄眉墨妆”，说明此诗上限不早于北周宣武帝末年。第四，《木兰辞》风格是尚武精神，不止于北朝，隋代承北周而起，在精神上直接继承北朝尚武精神。结论是：“木兰故事从隋代开始流传，《木兰诗》成于隋末或者唐初。”^①

6.唐代创作说。最早收录此诗的《古文苑》称唐人作，《文苑英华》以为韦元甫作。《沧浪诗话》称：“《木兰诗》，《文苑英华》直作韦元甫名字，郭茂倩《乐府诗集》有两篇，其后篇乃元甫所作也。”刘克庄《后村诗话》说：“《木兰诗》，唐人所作也。”近世学人徐中舒、逯钦立、唐长孺等先生并以为《木兰诗》为唐人所作。即以后出的唐文为例，第一，“昨夜见军帖”句：帖作为一种文书形式在南北朝时罕见，而在唐代却普遍盛行。吐鲁番阿塔斯那七八号墓出土 《唐西州高昌县粮帖》三件、《唐西州蒲昌县下赤亭烽帖》六件、《唐残帖》一件，可以为证。第二，“可汗大点兵”句：以征召入伍兵士为“点兵”亦唐代习用语。《唐律疏义》“吴卫士不平”条：“拣点卫士，取舍不平者，一人杖七十，三人加一等。”《贞观政要》“贞观二年”条有“简点”。杜甫《新安吏》《兵车行》亦有点兵语，说明是唐代用语，前代未见。第三，“策勋十二转”句：《旧唐书·职官志》知周隋十一等，只有唐代十二等。木兰由白丁酬员加十二转至上柱国。在隋代上柱国是难得的。唐高宗以后，战事日多，以功高勋也多，故实际地位渐低，见《旧唐书·职官志》记载。由此来看，“诗人叙木兰策勋十二转的时代背景应在高宗以后”。第四，“出门看火伴”句：《新唐书·兵志》载“十人为火，火有长”，是编制。王梵志诗：“同火共纾。”《木兰诗》说的“火伴”亦即同火的兵士^①。

注释

① 齐天举《〈木兰诗〉》的著录及其时代问题》,《文学遗产增刊》第14辑。① 唐长孺《〈木兰诗〉》补证》,《江汉论坛》1986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