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曾巩《先大夫集后序》原文|注释|赏析

曾巩

公所为书，号《仙凫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纪》者十卷，《清边前要》五十卷，《广中台志》八十卷，《为臣要纪》三卷，《四声韵》五卷，总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于世。今类次诗赋书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为十卷，藏于家。

方五代之际，儒学既摈焉，后生小子，治术业于闾巷，文多浅近。是时公虽少，所学已皆知治乱得失兴坏之理。其为文闳深隽美，而长于讽谕，今类次乐府已下是也。

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当此之时，太祖、太宗已纲纪大法矣。公于是勇言当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当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忧怜百姓、劳心万事之意;而推大臣从官执事之人，观望怀奸，不称天子属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难言，则人有所不敢言者，虽屡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祸福动其意也。

始公尤见奇于太宗。自光禄寺丞越州监酒税，召见，以为直使馆，遂为两浙转运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见知。初试以知制诰，及西兵起，又以为自陕以西经略判官。而公尝切论大臣，当时皆不悦，故不果用。然真宗终感其言，故为泉州，未尽一岁，拜苏州;五日，又为扬州。将复召之也，而公于是时又上书，语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龃龉终。

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穷久矣，海内既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烦碎，治财利之臣又益急，公独以谓宜遵简易，罢筦榷，以与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争言符应。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阴;而道家之说亦滋甚，自京师至四方，皆大治宫观。公益诤，以谓天命不可专任，宜黜奸臣，修人事，反复至数百千言。呜呼! 公之尽忠，天子之受尽言，何必古人? 此非传之所谓主圣臣直者乎?何其盛也! 何其盛也!

公在两浙，奏罢苛税二百三十余条。在京西，又与三司争论，免民租，释逋负之在民者。盖公之所试如此。所试者大，其庶几矣。

公所尝言甚众，其在上前及书亡者，盖不得而集。其或从或否，而后常可思者，与历官行事，庐陵欧阳修公已铭公之碑特详焉，此故不论，论其不尽载者。

公卒以龃龉终，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记; 藉令记之，当时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欤? 后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读公之碑与书，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见其表里，其于虚实之论可矣。

公卒，乃赠谏议大夫。姓曾氏，讳某，南丰人。序其书者，公之孙巩也。

“书序”文体向为曾巩所擅专。所以方望溪称道“南丰之文长于道古，故序古书尤佳。”(《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七引) 林琴南也赞叹“曾子固为目录之序，至有条理。”(《选评古文辞类纂》) 其实，曾氏的善作“序”体，于“目录”之外亦有名篇佳作传世。举如《范贯之奏议集序》、《李白诗集后序》、《张文叔文集序》、《齐州杂诗序》和《先大夫集后序》一类，无不是记人事论古今、语旨新颖; 而行文至理，情挚意深，以发人所未发更独具一格。仅以末二篇所论，一是替自己的“拙者之适”、“闲为小诗”(《齐州杂诗序》) 作注，以志邑治“无事”; 一是用“勇言当世得失”六字，概括祖父曾致尧文如其人的悲剧一生。作者或“娱情写物”，力显“齐故为文学之国”; 或寓意人事，尽抒祖孙两代的“直不见容”。(林琴南语) 兼以两序文笔唱叹有致，或平淡、或“雄浑” (茅坤语) 则更见曾子固以书序见长，以说理见长的“南丰”本色。

《先大夫集后序》是曾巩“书序”文中的一篇力作。考“序”体滥觞于汉，而“书序”或以《太史公自序》为佼佼者。左思《三都赋》虽经十年磨砺而成，终因皇甫谧作《三都赋序》才得以名震于时，致洛阳为之纸贵。遂有后人文集求人作序的蔚然成风。虽如此，“书序最难工”却显而易见。所谓“宜平时窥涉博览，适以精思，凡求序之书，尤必加以详阅，果能得其精处，出数语中其要害”。(《选评古文辞类纂》)《先大夫集后序》是为乃祖文集作序，作为文集主人的嫡孙曾巩自然是格外重视。不过曾子固深知“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的通病(见《寄欧阳舍人书》)，不但是铭碑一类文须防范，也是书序文体应警惕的。所以，作者能一反成法旧俗，对先祖的生平、仕宦、政绩并不一一点列，却紧紧抓住“勇言当世得失”六个字，抒思亲之幽念，寄缅怀之深情，更将其满腹悲愤，慨叹于先祖的“卒以龃龉”，寄望于“追睎祖德”唯在宏扬“先大夫集”之要旨。作者以“勇言得失”贯穿全篇，凡谋划布局、逐层叙论，遣词用辞都能得体相宜，并不以夸饰取胜。后人有论此篇“委曲感慨，气不追悔”者，(见《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七引)似颇得其妙。

考“先大夫”曾致尧、字正臣、卒于北宋祥符五年(1012)五月，“公没八年而博士子巩生，生若干年，水渍墓，改葬公龙池乡之原头”(王安石《曾公墓志铭》)，遂有请王荆公“为我志而铭之”(同上)。而欧阳修作《曾公神道碑铭》亦云：“庆历六年夏，其孙巩称其父命以来请曰：‘愿有述’”，所以曾巩在本文的结语中说“读公之碑与书，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其实还应包括王安石写的“墓志铭”。欧、王二人的一碑一铭已将曾致尧的生平事迹记述详尽，因此，《先大夫集后序》唯出新意方能脱俗以醒人耳目。这既是作者提笔时的便利，亦是面临的难处。所以曾巩能独出心裁，只以“勇言当世得失”勾勒全文，已足见其与众不同。

“公所为书”，“总一百七十八卷”，且“皆刊行于世”;而“自为十卷，藏于家”者“类次诗赋书奏一百二十三篇”。作者篇首的这一段记实既是“书序”文的要求，又是对作者下文提炼出“勇言当世得失”的注释和依据。所谓“序贵精实，跋贵严洁，去其赘言，出以至理”(《选评古文辞类纂》)。曾巩欲出语不凡，中其要害，唯有从“先大夫集”的“实”处，选得其“精”处。所以全文以“勇言当世得失”立意果然不落俗套，从文集的介绍考订一变为寓含新意的专论。

曾巩行文惯以委婉曲折，峰回路转的手法。作者要辩析“勇言得失”，便先论“勇言”的经过与结果;从幼时的“皆知治乱得失兴坏之理”，到宋初的“言人所不敢言”;以至“切论大臣”，“所言益切”。至于结果则由“长于讽谕”，到“屡不合而出”，直至“皆不悦”、“不果用”，落得个“卒以龃龉终”。曾巩要言不烦，一意翻作数层，从“后生小子”叙起，比及“公始出仕”。直至上“益以材见知”。从入仕的前后作层层跌宕，而给人以“勇言”愈盛愈坚的直言进谏之心。作者满腔热情，赞扬先祖的尽君臣之道，“疾当事者不忠”，“不以利害祸福动其意”。曾巩虽感慨太宗的“始见奇”，真宗的“终感其言”;却又为先大夫的“不果用”，“卒以龃龆终”流露出深深的激愤。作者在阐述先大夫的一生悲剧时，指出他以天下治乱为大义，直言进谏的可贵;又对先祖忠谏，天子优容，而朝臣龃龉的“不称天子属任之心”深表忧虑。曾巩行文以时间为序，但记述先大夫的“勇言得失”却处处是“天下之要”。后人有以二、三、四节分述“先大夫集”中的“五代时著作”、“仕宋后奏议”、“太宗、真宗时再进再绌”似过分拘泥于时间上的概念。其实“类次诗赋书奏”并不能区分先大夫“勇言得失”之信念的日益坚定。作者致力于记人事的新角度，将叙事、议论、抒情结合起来，行文极其自然，而笔端多有蕴藉。从时间可见出先大夫的仕宦生平，但更能得出乃祖“勇言得失”的始终如一。人物的秉性忠直，进谏益切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足使耳目一新。

“书序”巧妙地把“勇言当世得失”的言“其大者”放在“勇言”的经过与结果之后，以针锋相对的语辞，揭示出“公之言”的要旨。朝政弊端种种，“先大夫”每直言进谏，力矫其谬害。所谓“遵简易”以除“多烦碎”;“罢筦榷”以抵“治财利益急”;“与民休息”以变“民穷久”;“天命不可专任”以斥符瑞;“黜奸臣”以“疾当事者不忠”;“修人事”以远“道家之说滋甚”。《宋史·曾致尧传》称“先大夫”“性刚率，好言事，前后屡上章奏，词多激讦”。曾巩在“序”文中称“先大夫”力陈“罢苛税”、“免民租”、“释逋负”、或“反复至数百千言”，或凡奏“二百三十余条”，真是据理力争，竭尽心力。作者论述至此，将“勇言”种种结以“主圣臣直”四字，堪为“文中遵王敬祖应有之言”(《选评古文辞类纂》卷二)。曾巩叙记先大夫之“历官行事”，“勇言得失”，虽处处皆不得志，但作者一笔归之于“公之尽忠”、“天子之受尽言”。其实赞先祖忠谏，唱叹不尽; 而称天子优容，或隐寓作者的委曲感慨，为先大夫亦为自身的终不得志。所谓“呜呼”二字，含无限不尽之意。有赞有叹，有褒有贬，似有千言万语。既为先大夫之“勇言得夫”而自豪，亦以其“卒以龃龉终”而怀无限的悲愤。作者的运笔之妙即使在细节处亦显机警。所谓“以上叙奏议，在太宗时，不言财利，在真宗时，不言符瑞”(《唐宋文举要》 甲编卷七) 曾巩评论时弊，借“先大夫”之口“疾当事者不忠”，却又处处小心，避开帝王所忌讳处，先“不言财利，”后“不言符瑞”，材料的运用与铺排恰如其份，或大或小，或轻或重都选放在行文的当存之处当置之时。可见作者驾驭文字和精于谋篇的本领高出众人一筹。

王安石的《曾公墓志铭》 中记曾氏以疾不起，有遗戒曰：“毋陷于俗，媚夷鬼以污我”。可知“先大夫”以泱泱君子之人，直言进谏之士，求清白坦荡于一世，疾“俗媚夷鬼”于身外。其理想、境界和言行一致的品格足以使后世敬重。作者对“先大夫”的阐扬“有大体”，而“文章措注处极雄浑”(茅坤语)，通篇充满着一种低回环复的咏叹抒情的气氛，从“先大夫”的诤谏直切，“勇言得失”的新角度去表现文集的精神与大旨，更去展示人物的品质与风貌。在整饬统一的结撰之中，作者亦注意字、辞的选用和文句的章法。行文间的感叹句、虚字和迭语的利用自然且适时、有力，举如“呜呼!公之尽忠，天子受尽言，何必古人?此非传之所谓主圣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全文句式与字、词选用都尤居特色。“呜呼”发千般感慨，言不尽意;“何必”二字力称臣君的一忠贞，一讷谏之可贵;而“主圣臣直”为这一复合句中的关键语，给人的印象极深刻。而迭语“何其盛也!何其盛也!”的用在句尾，是作者的直抒胸臆，其感情色彩最浓。它形象而生动地将曾巩喜在心里，笑在脸上，盈溢于笔端的心理状态和无穷寓意，刻画得惟妙惟肖，使书序文有奇效。

后人每论此篇褒多贬少，虽“书序”而记人事、详根由、明情状，抒心怀;叙、记、议融合掺杂，使全篇“委曲感慨”，“浑然磅礴”，不由人不启迪心志，爱不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