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范畴·知行

儒家关于认识和实践关系的哲学范畴。“知” 指认识、知识等; “行” 指行动、行为。但这里的 “知” 主要指道德意识，“行” 主要指道德实践。孔子认为“知” 有三种，最上为 “生知”(生而知之)，其次为 “学知” (学而知之)，其三为 “困知” (困而学之)。孟子发挥孔子 “生而知之” 的观点，认为人生而具有“不学而能” 的 “良能” 和 “不虑而知” 的 “良知”，即所谓 “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等。这里虽未涉及 “知” 与 “行” 的关系，但既然是 “生而知之”，所谓“知” 当然在 “行” 之前。事实上，历代儒家大都主张 “知先行后”，在他们看来，“知” 的对象是先验的道德法则，或名 “天理”，或名 “本心”，是通过正心诚意的功夫或内心的体认获得的，而 “行”不过是实践这些道德法则罢了。也就是说，“知” 是“行” 的依据，而 “行” 则是“知” 的结果。程颐曾经打过一个比方： “譬如人行路，想从洛阳到京师，必须先知道要出哪个门，要行哪条路，方向路径知道了，然后才能到。如果不知，虽然有往京师之心，却向哪里行去?”“知在行先” 并不是轻视 “行”，恰恰相反，儒家强调的就是 “力行”，至少是 “知行并重”。朱熹曾将 “致知” 和 “力行” 比作人的两足，鸟的两翼，车的两轮，说是 “不可废一”。王守仁主张“知行合一”，认为 “知” 和 “行”是统一的：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左传》昭公十年： “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 这一句后来被概括为 “知易行难” 的儒家格言，就是强调 “行” 的重要性。“知在行先”本来是在道德哲学范围内立论，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难以自圆其说，故朱熹提出 “知行相须”、王守仁提出 “知行合一”，来加以弥补。朱熹说： “曾被虎伤者，便知得是可畏。” 王守仁说：“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入口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耶?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先知路歧之险夷者耶?” 都是说的“知在行后” 的道理。显然，他们在 “知” 与 “行” 的关系问题上是二元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