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学·古文的衰落
自唐之韩、柳提倡古文的成功，至欧、王、曾、苏的再度辉煌，古文完全取代骈文，占据文坛的正统，下及元明清三代，前后千余年，大家辈出，名作如林，其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贡献极为巨大。不过，古文之衰，也是早见端倪的。元明清三代远不如唐宋，应是定论。究其原因，有如下数端。
①理论的弱点。韩、柳倡导古文，以明道为宗旨，文以载道是古文的“生命”，离开了六经孔孟之道，古文就不是古文了。许多古文家对文学的本质、宗旨与社会功能的理解的片面性，桎梏了古文理论的发展和古文创作的繁荣。理学家朱熹认为韩愈、苏轼这样的古文大家，虽然标榜文以明道，但实际上于道无补，毕生精力只是为了做好文章。文学才子袁枚则认为圣人之道本来是“明”的，毋须古文家操心费力：“三代后圣人不生，文之与道离也久矣，然文人学士必有所挟持以占地步，故一则曰明道，再则曰明道，直是文章家习气如此。而推究作者之心，都是道其所道，未必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也。夫道，若大路然，亦非待文章而后明者也。” (《答友人论文第二书》)曾国藩这样的正统事功家，竟然怀疑“文”与“道”能否合一。他说：“仆尝谓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可说理耳。”(《复吴南屏书》)他认为自孔、孟以后，文道合一、文以明道的著作屈指可数，其余的则二者不能兼顾：真正用以明道的语录讲章，往往不文;而讲究文采的古文，往往并不明道。这就是说，明道，是一条路;学文，是另一条路。文道合一尚不可能，何谈文以明道?可见文以明道之说，代有疑者。古文家始终不悟。理论与观念不能更新，难免走入末路。这，自然会直接妨碍创作的发展。
②环境的影响。晚明小品文这朵散文新花的厄运，已如前述。环境不利于古文，这在清代尤为明显。清王朝完成统一全国的任务后，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领域的钳制与镇压，更是史无前例，文字狱的惨酷便是明证。知识界和文学界自由思考的天地更加狭小，连清初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面对历史经验和政治现实研究经世致用之学的条件也没有了。许多知识界精英转入考据学，乾嘉学派由此而兴。而继承唐宋大家从事古文创作的桐城文士，为逃避严酷的政治现实，除了依附和发挥程朱理学外，别无出路;其明“道”之空疏，却受到势力强大的考据家的抨击，真是进退维艰。他们的这种困境，从而又为骈文家所乘。例如，稍晚于方苞、刘大櫆的程廷祚，不满于对唐宋大家的推崇，从而批评韩愈与欧阳修之辈，都是“内不足而求工好于文”，有失古人宗旨。“理充者华采不为累，气盛者偶俪不为病，陈言不足去，新语不足撰。”(《复家鱼门论古文书》) 这是由批评古文家进而批评古文理论。又如，在姚鼐编成《古文辞类纂》后，李兆洛即以《骈体文钞》相抗争，其《序》云：“天地之道，阴阳而已。奇偶也，方圆也，皆是也。阴阳相并俱生，故奇偶不能相离，方圆必相为用。道奇而物偶，气奇而形偶，神奇而识偶……文章之用，其尽于此乎!”这是从调和奇偶来为骈文辩护并批评古文的。与之同时的学者阮元著《文言说》，更进而为骈文争文统之正： 孔子著《易》之《文言》，用的是偶体。“凡偶，皆文也。于物两色相偶而交错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然则千古之文，莫大于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后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这是说骈文是正统，而且是源于孔子的;古文是后起的，既不古，也不文。其《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四六丛话序》也有类似的论述，指出“四书排偶之文(按指八股文)真乃上接唐宋四六为一脉，为文之正统。”阮元的偏颇，不必多议。不过，汉字的方块形和汉语的单音节便于骈对，骈对自古有之，是古今文章的最重要的修辞手段之一，却也是事实。政治不容其离经叛道，考据家讥其载道的空疏，骈文家则斥其不古不文而非正统，这就是清代古文所处的环境。
③其他文学样式的发展与繁荣。散文和诗歌，同为我国最古老的文体，历史悠久，成就辉煌，自南宋以后，渐趋衰弱。元明清三代，实际上是最富生命力的新兴文学戏曲与小说的繁荣昌盛时期，有一代又一代的文学才士为之倾注毕生精力，创作了许多不朽的作品;有一代又一代的接受者参与再创造，使之广泛流传，深入人心。古文一道，自然受到冷落。这一文学社会现象最易了解，毋须赘言。
④以古文自身而言，除了上文所说的理论的弱点，许多古文家对古文的本质和功能的理解有其局限而外;在另一面，即在“文质”关系的文的一面，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八股的干扰。唐宋古文大家在明道方面的作用虽然为理学家所否定，但他们在文章的艺术方面却可以驰骋天才，尽情发展，各具面貌，其成就是杰出的，富于独创性的。明清的文士则不然。黄宗羲说明代“三百年士人之精神，专注于场屋之业，割其余以为古文，其不能尽如前代之盛者，无足怪也。”(《明文案序上》)在明代，归有光是古文名家，又是八股(时文，制艺)专家;在清代，方苞为古文名家，又是八股专家。明代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和清代的《古文辞类纂》这些盛极一时的古文选本名著，竟然都是为写八股文提供范本，指示门径的;“以古文为时文”成为一种似乎带有创造性的经验，其反面就是“以时文为古文”的恶果了。所谓“以功令文之法为古文，故其古文最不古。”(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引蒋子潇)这一点，自明至清末，许多有识之士都看到了，连八股专家也在揭露八股及其对古文的侵蚀，更不用说古文的反对者了。关于归有光，章学诚说，归有光在八股文方面的地位，可以和司马迁与韩愈在古文方面的地位相提并论，称得上是百世不祧的大宗，“故近代时文家之言古文者，多宗归氏;唐宋八家之选，人几等于五经、四子(按，指《四书》)。”也正因为如此，归有光终不能及古人(《文史通义·文理》)。吴敏树说，自八股兴起之后，文章不及于古。并非没有能文之士，而是自幼学为八股，已成习气，“乃其心固犹不安于是，则又时时习为传记序论之作，以追逐唐宋之能者而与之后先;虽足以名于一时，而其气力亦衰减矣。此予所以录震川归氏之文，而为之三叹也!”(《归震川文集别钞序》)关于方苞，钱大昕说：“予以为方所得者，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神理也。王若霖言： ‘灵皋以古文为时文，却以时文为古文。’方终身病之。若霖可谓洞中垣一方症结者矣。”(《与友人书》)方苞以首倡古文“义法”为桐城初祖，而钱氏讥其“未喻乎古文之义法”，方苞以博学著名，而钱氏讥其“乃真不读书之甚者”，虽有学派门户之见，言过其实;但以时文为古文之病，方苞正与归有光相同。由此，也可见古文之衰是难以挽救的大趋势。及至海禁大开，西学东渐，社会急剧动荡变化之际，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体散文应运而生，力求摆脱传统古文的束缚，务为平易通畅而条理明晰，间或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无视戒律，使人耳目一新而传诵一时，为晚清的文体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五四文化革命提倡的白话文，也最终取代了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