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含秦)散文·历史散文·《国语》·召公谏厉王止谤

一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 “民不堪命矣!” 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二

王喜，告召公曰： “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

召公曰： “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 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 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 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三

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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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选自《国语·周语上》，是一篇以记言为主的历史散文。其标题是后人所加，又有题为《召公谏弭谤》，其内容没有区别。

《国语》文章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反映当时政治家的某种“民本”思想。选读的这篇《止谤》，就是比较突出的一篇，历来为选家所重视，二千多年来传诵不衰。

这篇散文所记述的是召穆公劝谏周厉王止谤的主张，指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语意周详，说理精湛，颇有见地。

召公的谏辞很精彩，重点突出，章法严整。文之中间部分是一正讲，且在前后都作了设譬：前喻“防民之言有大害”，后喻“宣民之言有大利”。最妙的是将正意与喻意，夹和成文，开合自如，笔意纵横，极富逻辑力量。至于事件的前因后果，只在首尾两节文字中，用精约的语言，点明即止，不作详述，使召公谏辞十分突出。作品篇幅不长，只有二百五六十个字，文字也比《左传》平浅。因此，在这里将用“边讲边析”方式来进行讲读，望大家注意。

文章段落分明，首节文字是第一段，主要说明事件的前因;第二、第三节文字是第二段，召公进谏状况;第四节文字是第三段，即末段：交代事件之后果。

以下即分段讲析——

第一段：事件的前因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 “民不堪命矣!” 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厉王，即周厉王，名胡，周夷王之子，在位三十七年，后被放逐。虐，酷虐，虐待。谤，此为指责之意，不作“诽谤”讲，这两句意思是说，周厉王对老百姓残暴、虐待，因此国人，即老百姓都指责厉王暴虐。古代“国人”与“野人”是有区别的：农夫住田野小邑，称为“野人”;居住在城里的人，称“国人”，是指平民、手工业者和商人。此泛指老百姓。这里开头三字，点明了事情发生的根源。“谤”是“虐”的必然反映。接着，召公对厉王说的这句话，更进一步言明了厉王确实很暴虐。召公，即召穆公，名虎，周之卿士，是西周宗室，是召康公之后裔。召，一作“邵”。不堪命，“堪”，禁得住，受得起。不堪，就是受不住了。“命”，此指厉王之政令，其暴虐程度，已使百姓不堪忍受了。“民不堪命矣”五个字，它概括了大量事实，包含着无数的“血泪仇”和千万人众的怨忿与指责。可知问题已严重到什么程度。对此，厉王又怎么看呢?他听了召公的话后，先是大怒，后即去找卫国的巫者来监视国人的言行，只要卫巫报告，厉王即把被告的人杀掉。卫巫，指卫国的巫师。古代以降神事鬼为职业的人。可见，厉王的的确确是一个暴君。在他的凶残统治下，结果当然是，“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就是大家敢怒而不敢言，把怨恨压在肚子里，人们在路上相遇，也只能用眼相视而已。这几句短语，令“王虐民怨”之状，历历在目。其实，怨而不言，比怒而敢言，更具爆发性。正如鲁迅所说：“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与乔木。”(《野草·题辞》)这篇谏辞所以这样写，是用突出“暴”与“怒”来为厉王的悲剧结局提供依据，也是为召公进谏说明理由。

这是第一段，阐明事件的因由。下边就是第二段，是全文的基本部分——

第二段：召公之谏辞

王喜，告召公曰： “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

弭谤，弭(mǐ米)，消除停止的意思。弭谤，即消除谤言。这是文章承上启下的过渡段，也是进一步揭露了厉王：他不仅是个暴君，而且是个笨君。你看，闻谤而怒，监而杀之，何其暴也;现在，人们怒而不言，大喜弭谤，又是何其愚也! 以上的“怒”与这里的“喜”，正好全面地描绘了厉王既暴又蠢的性格和为人。

召公的谏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

召公曰： “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 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 为民者宣之使言。”

在此，召公向厉王讲了第一层意思：对民只能“宣”，而不能“壅”。因为你那“弭谤”(即“止谤”)，只是拦住人们的嘴，而不是真正消除意见。障，原指防水堤，此作动用。正如“防川”用的是“壅”法，即用泥石堵塞江河一样，“壅而溃”，“伤人必多”，是非常危险的;至于要封住百姓的嘴，那是更难了。因此为川者(治水的人)，应采用排水疏导的办法。决，排除。导，疏导。为民者(治理民众者)，必须宣导人民，广开言路，使大家畅所欲言。

在这里，召公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即：治民如治水，只能导不可壅! 只有广辟言路，国基稳固，家国兴旺。虽然，他的以水喻民，从统治者立场出发来看待阶级对立的关系，其目的，不待言，当然是为了巩固其统治权。但是，他能重视民间舆论，反对镇压，是“民本”思想在当时政治家政见中的具体反映，是具有进步性的。召公这个思想，也是本文的中心内容，题旨所在。

下边是这段的第二层意思——“宣之使言”的具体措施。召公继续说——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辨，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这是说，因此天子要听取意见而治理政事，使那些三公九卿，以及朝廷中的比较高的官员(即“列士”)都向君主献诗。瞽献曲，乐师向国君进献乐曲。瞽，此指乐师，因为古代乐官一般都由盲人充任，因他善于辨音，其所献乐曲，多采自民间，故能反映人民意见。史献书，即指史官献书于君，使其知晓古往今来的政事得失，以吸取借鉴。师箴(zhēn珍)，师，少师，仅次于太师的乐官，献箴可以纠正国君的错误。箴是一种寓有劝诫的文辞，与后世格言相似。瞍赋，“瞍”(sǒu叟)，无眸子，曰瞍;赋，就是由瞍朗诵公卿上献的之诗给国王听。这里的“赋”，是一种具有一定音节腔调的诵读，与下文“矇诵”有异。矇是有眼珠子而不能见物的盲者;诵，不配乐曲的诵读。百工谏等两句，是说，各种手艺人也来进谏，至于平民(即“庶人”)的意见，则由臣子转奏给天子。并做到：国王左右的人(“近臣”)，尽规劝之责，而国王同宗大臣，则帮助察看政事得失，加以弥补。瞽史教诲;耆艾修之，是说乐师、史官都用歌曲、传说对国君进行了教诲，又有国内元老，把下边献上的东西，加以整理，转达国王去考虑、去付诸实行。这就是后边所说的“而后王斟酌焉”的意思。耆艾，耆(qí其)，六十岁人，叫“耆”，五十岁人叫“艾”，斟，取也;酌，实行。最后一句是说：这样，才使国君行事而不致违背情理。悖(bèi贝)，违背。

召公在此引经据典地讲了一大通话语，是指出天子听政，管理国家，必须让各种人(文中指出十三种人)，采用各种方式，有唱的，有讲的，有吟的，又有写的，还有教的，既有直达天听，又有间接来路，其目的却只有一个：“事行而不悖”。召公援引大量古事来与当今天子作比较，最终希望厉王能够加以仿效。这是第二层提供具体措施的意见，下边进入第三层意思——说明“宣之使言”的好处。

“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 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 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

财用句的意思是说，人类的一切财富，用度都是由山川生产出来的。不过，土地又有“原”与“隰”同“衍”与“沃”的区别：高爽而平坦之地，曰原;低洼而潮湿之地，称为隰(xí习)。而衍，是指低下而平坦之处;沃，指有河流灌溉之地。所以，人类衣食资料就从这里产出。

口之宣言也等四句，是说，让人用口发表言论，在这些言论中，可以列举出政事的好与坏。善败，指政事的好坏与政局的治乱。兴，列举也。行善备败，做好事，防备、防范干坏事。阜，厚也、增多。是说，实施好的政治而防止弊政，就可以借此来增加人们的财物、器用和衣食。

文章一连用了三个“于是乎”，用喻意与正意结合法，以排比句式出之，致使语势磅礴，说理透辟。前边两个“于是乎”是比喻，后边一个“于是乎”是主旨，比喻是为主旨服务的，强调“口之宣言也”的重要性。召公还特别指出，只有通过了解“民言”，才能从中知道，哪是“善”?哪是“败”?也只有知道了“善”与“败”，才能“备败”而“行善”。这才是“阜财用衣食”的关键所在。文章就这样地从比喻引出主旨，而又从主旨阐明它的巨大作用，把一个“宣言”的命题，提高到关系国计民生和国之存亡的绝顶重要的地位上来。因此，这是一件无论如何不可忽视的大事。这样，此通谏辞的说服力，就大大增强了。但是，作者认为还不够，还要从事物的规律上加以阐释。于是，召公进一步说——

“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这是说，人民在心里考虑思索，并从口里说出，一旦思考成熟，就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这又怎么可以堵塞他们的口呢。质而言之，人民要发言，乃规律使然，是不可抗拒的，你要“弭谤”，也是办不到的。召公在此，总拢前意，用反诘语调谏以最后两句：“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如果，你一定要用堵人之嘴的办法对待人民，那还有多少人会来支持你，赞助你呢?与，此为助也，赞同、帮助。

最后这两句很重要，也很明确，指出“壅民”的后果很严重，失道寡助。正好与前边的“道路以目”相呼应，文章结构显得严谨。召公比较委婉的言辞，也适合为臣子的地位与身份，表现了人物语言的个性化。

第二段文章确是重点，它从“宣民以言”的重要性讲起，讲到具体措施和“宣言”途径，再讲到“宣言”与“壅口”的利弊得失，既喻言，又直言，既正面又反面，从古代先圣和当前民怨等不同角度，反反复复加以比较，加以阐发，最后使自己文章的题旨“宣之于言，民富国强”，十分突出。召公的话，本是很有道理，用意也很明白，他是帮助厉王改正错误，巩固其统治的。但是，这个厉王，拒不纳谏。这样写，为结果“乃流王于彘(zhī雉)”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根据。同时，也让召公与厉王这两个历史人物形象鲜明，从而达到了《国语》作者撰述要旨：以记言来对历史人物的评议。

第三段：交代事件后果

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厉王不听召公劝谏，国内人民于是不敢说话。这样过去了三年，这位周天子厉王就被人民放逐彘这个地方，赶下了历史舞台。彘，春秋时属于晋国，今山西霍县境内。这里的三年，是指公之前842年，召公进谏之事则发生在前845年。

在这末段，又一次出现了“国人莫敢出言”，不是作者行文上的任意重复，而是有意识地匠心独运。它的用意是什么呢?首先，在文章建构上，是一种必要的照应，让结构紧密，无懈可击;更重要的是说明事态发展起了极大变化：开始“不敢言”，还只是“道路以目”，是一种消极的反抗;现在，过了三年之后，“莫敢出言”，其结果是：“流王于彘”，成为直接的、明火执仗地推翻王位的反抗行动。这完全证实了召公谏辞的正确性与极端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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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这篇散文记言畅晓，层次分明，在记言过程中兼有叙事，其脉络也很清晰。沿着厉王方面发展的一条叙事线是：“王虐”——“王怒”——“王喜”——“王不听”;沿着人民方面发展的是：“谤王”——“莫敢言”——“道路以目”——“流王于彘”。两条线索互相交织，互往深度伸展，形成事件矛盾的两个方面的相互斗争、相互演进，最后，以“流王”结束了故事，以极度对抗方式解决了矛盾。这样，使这个二三千年前的历史故事，至今仍然熠熠闪光，富有强大的感人、抓心的力量。

二、这是一篇以记言写人的佳篇，也体现了先秦叙事散文的共同特色。本篇的“召公谏辞”是全文的中心，也是记言的重点。记言中，喻理结合，夹喻夹议，言约意赅，且层层推进，完全达到了以记言来写人、评人的要求。虽然全文以记言为主，但也给人一个故事感。

在记叙召公言论中，那种有情理、有思想、有措施和有胆识的“谏辞”，不仅言辞本身富有哲理和逻辑力量，具有极大说服力，而且这些言论还体现了陈言者的思想高度和为人规范。一个忠直的、富有责任感的、有远见的古代政治家绰约可见。

三、真人真事更具摄人灵魂的力量。召穆公是春秋时代一位实有的古代政治家，因此，文中的召公言论不至于完全是作者的虚构。他提问题异常尖锐，用喻也很通俗形象，引人深省。周厉王不听劝诫，最后终为人所逐，西周因此出现了一段(约十四年)“贵族共和政治”，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有意义的一页。不说别的，单指中国历代纪年来说，也具有特殊重要性。因为，在此以前，历代纪年一直不清，中国可靠的纪年，就从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开始。

召公这篇谏辞，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小。那些头脑清醒的政治家或统治者也很重视它。唐朝一代明君李世民和贤相魏征都曾受此文的薰陶。魏征在自己的《谏太宗十思疏》中，就说过这样的话：“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宣深慎。”它把民比作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要唐太宗进行“十思”，以积聚德义，以安社稷，重视人民的力量。可以看出，魏征谏疏，正是召公谏辞的化身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