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的内容·汉代诗歌·乐府与乐府诗·汉乐府诗的地位和影响

汉乐府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连接先秦诗歌与魏晋诗歌的桥梁。它开创了一种新诗歌体式，生动地展现了汉代社会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汉人的精神风貌，并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感染着世世代代读者。具体来讲，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完成了中国诗歌从上古到中古的转变。

中国诗歌的创作传统，是由《诗经》和楚辞奠定的。特别是《诗经》，经过儒家文学理论的阐释之后，其作品的经典意义更是不可动摇。它要求后代不但在创作精神上，而且在艺术表现上也要遵循其“风雅”规范。但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自战国以来的新兴地主阶级，在文艺的创作和欣赏上却早已有了新的追求，甚至连当时最为好古的君主魏文侯，也是 “端冕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了(《礼记·乐记·魏文侯》)。这说明，任何时代的文学艺术，都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两汉乐府歌诗的产生也是如此。它的音乐形式不是先秦时代的老乐调，而是自战国秦汉以来形成的“赵代之讴，秦楚之风”，是来自于异域的“横吹”和“鼓吹”。它不但广播于民间，而且被朝廷搜集起来用于制作新的宗庙祭祀颂神曲以及军乐和丧乐; 它不但是汉代普通百姓们“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艺术，也是帝王将相文人雅士们用来抒写自己世俗之情的新文学; 它不但成为汉代诗歌艺术创作的主流，也直接开启了魏晋六朝以后中国诗歌发展的新方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汉代乐府歌诗的创作，完成了中国诗歌从上古到中古的转变，并为魏晋六朝以后的中国诗歌发展奠定了基础。

2.创造了新的诗歌语言形式。

汉乐府诗歌从音乐上讲是一种新乐调，从语言上看也是一种新形式。它不是对诗骚体的继承，而是一种新创造。从章法上看，它很少像《诗经》那样重章叠唱，大多是一章到底。即便是分章分节的作品，也很少有句子的重复，形式上多变化，如大曲多分为“解”，前面有“艳”，后面有“趋”和“乱”。从句式上看，除少数诗篇采用四言和骚体句式外，大都以杂言和五言为主，还有些七言句。从用词上看，它也不再有诗骚体那样多的虚词和单音词，而是以复合词和双音词为主。这一切都说明，汉代不但是中国诗歌传统从上古到中古转变的新阶段，也是中国诗歌形式从上古到中古发展变化的一个新阶段。代表这种转变的诗歌，主要就是乐府诗。它不但从形式上开创了汉以后的新诗体，并孕育了五言诗和七言诗，正是这三者，成为从汉到唐中国诗歌的主要形式。汉代乐府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从文学形式的创造方面看得最清楚。

3.树立了一种新的艺术典范。

班固在概括西汉乐府歌谣时，说它的特点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并把它和那些“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的文人赋，作了明显区分。这说明，汉代乐府诗在创作目的和创作动机上与汉赋是大不相同的。汉赋主要是文人们用以美颂讽喻的书面文学，更多地继承了《诗经》雅颂传统和屈骚精神，也更多地受到了儒家文学观的影响; 而汉乐府诗则是社会各阶层用以即兴抒发情感的歌唱艺术，在创作上较少受传统思想束缚，有更大的自由性。它或者直面现实，关注普通百姓的生活苦难;或者坦率抒情，尽情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这就是后人所说的汉乐府精神，也是一种新的艺术典范。它形成了两个传统：一个是由“缘事而发”的汉代乐府叙事诗，到建安文人“借古题写时事”，再到“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杜甫新题乐府，再到白居易等人所领导的以“歌诗合为事而作”为创作宗旨的新乐府运动的传统。一个是由“感于哀乐”的汉代乐府抒情诗，到建安文人“或述欢宴，或伤羁戍”(《文心雕龙·乐府》)的咏唱，再到鲍照“发唱惊挺”(《南齐书·文学传论》)的五七言乐府诗，再到自称“清雄奔放”(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的李白的乐府诗的传统。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汉代乐府诗不但开启了后世诗歌发展的方向，创造了后世诗歌的主要语言形式，而且也开创了后世中国诗歌创作的一个新传统，树立了一种新的艺术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