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的内容·先秦两汉文学思想·两汉文学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及对文学认识的深化
武帝时期，汉代经济文化进入了昌盛和发展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为适应大一统帝国思想文化上的需要而提出的。先秦儒学经过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的改造，作为官方统治思想向各个角落渗透，封建正统文学观迅速发展并确立。与此同时，文学仍按自身的规律演进。“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文学逐渐从先秦文史哲浑然一体的状态中分离出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这首先表现为文人著作中术语的变化。人们开始用“学”或“文学”称经、史、子一类学术著作，而用“文”或“文章”称重文采辞章的文学作品。如：
夫齐鲁之间於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
——《史记·儒林列传》
汉世文章之徒，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扬子云。
——《论衡·书解篇》
文学之士，嘉其推步详密……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
——《三国志·魏书》卷二一
另外，西汉刘向、刘歆编校图书成《七略》，把《诗赋略》与《六艺略》《诸子略》并列，实际上已经将文学与学术著作区别开来。班固《汉书·艺文志》袭用了这一区分法，且进一步细化，将诗赋一略分为五类：诗一类，辞赋四类，体现了对文学认识的进一步深入。
与此相辅相成的是汉代儒家对先秦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主要体现在《礼记·乐记》和《毛诗序》两部著作中。
《礼记》有戴德所辑《大戴礼记》及戴圣所辑《小戴礼记》，而世面流行的多为后者，又称《小戴记》，它是西汉儒生对先秦礼仪制度文献的汇编，其间可能也有汉人所述。《乐记》作者历来颇多争议，有孔子后学公孙尼子、思孟学派、荀子等多种说法，迄无定论。《乐记》的文艺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关于音乐的起源。“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强调了艺术源于人心感物，情由心生，这一点涉及到音乐的本质。二是关于音乐的作用。认为“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由诗乐能看出政治的变化，“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三是指出我国古代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事实。由于我国古代诗乐合一以及艺术门类间的相通，其对后世文学理论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乐记》的文艺思想直接影响了汉代的《毛诗序》。
汉代传授《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但后来前三家诗失传，仅存毛诗。毛诗在《诗三百》各篇下均有小序，对该篇进行题解。在《关雎》题解前有一篇对《诗经》的总论，即为大序。关于《毛诗序》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郑玄《诗谱序》称《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三国吴人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称是东汉时东海卫宏所作。此外还有多种异说。目前研究者多认为它可能完成于汉代，但未必出自一人之手。《毛诗大序》是我国诗歌理论的第一篇专论，它提出的根本理论问题成为我国两千多年来正统权威的文艺纲领，影响极大。其主要文学思想如下。
第一，关于诗的本质。
《毛诗大序》进一步拓宽《礼记·乐记》《荀子·乐论》的思想：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它将诗看做是与人的追求目的紧密相连的情感抒发的产物，这就将诗的“言志”与“抒情”结合了起来，强调了诗的情感因素，也就更接近诗的本质。然而，《毛诗大序》将“志”放在“情”之上，肯定“情”，但认为应有限度，即“发乎情，止乎礼义”。从积极方面看，这一观念要求文学抒情非动物式滥情，而应当符合社会理性，如此，就将“情”限定在了审美范围之内。然而，《毛诗大序》倡导用儒家礼仪约束“情”，也就约束了诗的艺术性，为其流为说教工具提供了可能，也使得“情”成为后代许多文人不敢跨越的雷池。
第二，关于诗的社会作用。
从孔子的“兴、观、群、怨”，到荀子的主张用诗教“移风易俗”，儒家有重视文学社会作用的诗教传统，《毛诗大序》继承了这一传统并突出了诗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至于如何为政治教化服务，《毛诗大序》认为要“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从而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就充分肯定了文学批评现实的意义和作用。然而这种批评是有条件的，即“主文而谲谏”，即不可直白指谏，触犯统治者的根本利益，而要用语委婉，避免切直刻露，这又走向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一路，最终使之成为文学发展的桎梏。
第三，关于诗的分类和表现手法。
《毛诗大序》之前触及诗歌体制的是《周礼》，《周礼·春官》载：“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大序》据此提出“六义说”，但并没有给“六义”以清晰的界定。后来较有影响的是唐代孔颖达的解释：“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毛诗正义》)这就是今人沿用的“三体三用”说。
在解释《诗经》“六义”时，《毛诗大序》根据《诗经》作品的内容、地域等对风、雅、颂进行了划分：“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圣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而对于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并没有详细解说，这就引起了后人的极大兴趣，日后对它的解释也就层出不穷。流传最广且常为后人采用的是宋代朱熹的说法：“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卷一) 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也在后世的文学理论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从而形成一系列新的语汇，如“兴味”、“兴象”、“兴寄”、“兴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