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亚洲诸国出现了一次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潮。它包括：1896－1898年菲律宾资产阶级革命、朝鲜甲午农民战争、越南黄花探起义、中国辛亥革命、印度孟买工人大罢工和伊朗、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在这次席卷亚洲的革命风暴中，“几万万被压迫的、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要求新的生活，要求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列宁：《亚洲的觉醒》，《列宁全集》第一卷，第四四八页)列宁把这次斗争高潮看作是亚洲觉醒的标志。

在19世纪最后三十年，欧美资本主义列强加强了对亚洲各国的掠夺。除日本而外，亚洲各国先后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帝国主义不仅把亚洲各国变成它们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更重要的是把这里变成投资市场；把大量的过剩资本输出到殖民地来开矿、筑路、设厂，利用当地的丰富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来攫取超额利润。其结果，一方面造成亚洲人民贫病交加；另一方面加速了亚洲国家的自然经济解体，促进了亚洲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无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矛盾在20世纪初急剧尖锐起来，这是亚洲觉醒的内在原因。1905年俄国革命也影响了开始觉醒的亚洲人民，发展成为20世纪初的巨大革命风暴。

亚洲觉醒与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亚洲革命风暴相比，具有一些新因素和新特点：人民运动由自发转变为自觉，由分散转变为有组织的为争取民主权利和民族独立的群众性斗争；斗争主力不仅有破产农民、手工业者，而且有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参加，使斗争有了新的阶级基础；这次斗争抛弃了中世纪的宗教色彩，在民族意识日益增强的基础上，把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作为斗争的旗帜，使斗争有了新的思想基础；东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开始有了直接的联系和配合，从而使斗争的威力和作用更加显著。列宁高度评价了亚洲觉醒的历史意义。列宁认为，20世纪初，世界有两大革命潮流：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东方革命是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影响下爆发的；而它反过来又支援和配合了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两股革命潮流相互配合、相互支援，把世界范围的斗争联成了一个整体。西方革命唤醒了沉睡的亚洲；亚洲人民革命成为打击帝国主义的前哨，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可靠同盟军。东西方互相配合，使帝国主义腹背受敌，这必将加速帝国主义的灭亡。列宁特别指出：东方革命的兴起，摧毁了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掠取超额利润的源泉，这就将铲除在西方工人中滋生工人贵族的土壤，促进西方工人革命化，推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向深度和广度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