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愤第十一
【题解】
“孤愤”，指孤独和愤慨之意，抒发了韩非孤独的愤慨。“孤”即文中所谓“处势卑贱，无党孤特”；“愤”即愤慨于“重人”“当涂”，“朋党比周，相与一口，惑主败法，以乱士民”，法术之士不得进，人主不得悟。文中提出“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文中韩非怀着悲愤的心情，真实描述了法术之士向守旧势力抗争的艰难情景，强烈地提出了“烛私”、“矫奸”的要求。文中反应的激烈的政治斗争，在战国后期，很有典型性，韩非所表达的思想，对新兴政治势力争夺政权、巩固政权的斗争有非常大的启迪。
《史记·韩非列传》称：“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由此可见，雄视天下的秦王嬴政在读《孤愤》之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原文】
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1]。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谓重人也[2]。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阴情；能法之士劲直，听用，且矫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之外矣。是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3]。
【注释】
[1]智：同“知”，通晓。烛：这里用为照亮之意。矫：纠正，引申为惩办。[2]案：同“按”，按照。[3]当涂之人：指掌握重权的人。涂，同“途”，道路。
【译文】
通晓统治策略的人，必然识见高远并明察秋毫；不明察秋毫，就不能发现隐私。能够推行法治的人，必须坚决果断并刚强正直；不刚强正直，就不能惩办邪恶。臣子遵循法令办理公事，按照法律履行职责，不叫“重臣”。所谓重臣，就是无视法令而独断专行，破坏法律来为私家牟利，损害国家来便利自家，他的势力能够控制君主，这才叫做重臣。通晓统治策略的人明察秋毫，他们的主张若被采纳，自身若被任用，将会洞察重臣的阴谋诡计；能够推行法治的人刚强正直，他们的主张若被采纳，自身若被任用，将会惩办重臣的邪恶行为。因此，懂得策略和善用法治的人若被任用，那么位尊权重之臣必定为法律所不容。这样说来，通晓法术的人与当道掌权的人，是不可并存的仇敌。
【原文】
当涂之人擅事要，则外内为之用矣。是以诸侯不因，则事不应，故敌国为之讼；百官不因，则业不进，故群臣为之用；郎中不因，则不得近主，故左右为之匿；学士不因，则养禄薄礼卑，故学士为之谈也[1]。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饰也。重人不能忠主而进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烛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2]。
【注释】
[1]讼：通“颂”。歌颂之意。郎中：（lánɡ）古廊字。原指宫殿廷廊，置侍卫人员所在。官名。战国始置。帝王侍从官侍郎、中郎、郎中等的通称。其职责原为护卫陪从、随时建议，备顾问差遣等侍从之职。郎官一直沿用到清朝。如：郎官（郎中及员外郎的泛称）；郎中（郎官。汉代称中郎、侍郎、郎中为郎官，掌星宿之职）；郎将（官名）；郎署（宿卫官的官署）。[2]四助：指为当涂之人效劳的四种帮凶，即诸侯、群臣、郞中、学士。弊：通“蔽”。这里用为遮盖、遮挡之意。
【译文】
当道掌权的人擅自独揽政事机要大权，那么国外的诸侯、国内的百官都要为他所用。因此诸侯们如果不依靠他，那么办事就没有效应，所以为他歌功颂德；群臣百官如果不依靠他，那么所办之事也不会有进展，所以群臣都被他所役使；郎中官如果不依靠他，那么就不能接近君主，所以君主身边的侍从都替他隐瞒私情；学习读书的人如果不依靠他，那么收入就会微薄地位就会低下，所以学士为他说好话。这四种辅助势力是奸邪之臣用来掩饰自己的基础。重臣不能忠于君主而推荐自己的政敌，君主不能越过奸臣的四种辅助势力来洞察所有臣下，所以君主越来越受蒙蔽，而重臣的权势越来越大。
【原文】
凡当涂者之于人主也，希不信爱也，又且习故[1]。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恶，固其所自进也。官爵贵重，朋党又众，而一国为之讼。则法术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爱之亲、习故之泽也，又将以法术之言矫人主阿辟之心，是与人主相反也[2]。处势卑贱，无党孤特。夫以疏远与近爱信争，其数不胜也；以新旅与习故争，其数不胜也；以反主意与同好恶争，其数不胜也；以轻贱与贵重争，其数不胜也；以一口与一国争，其数不胜也。法术之士操五不胜之势，以岁数而又不得见；当涂之人乘五胜之资，而旦暮独说于前。故法术之士奚道得进，而人主奚时得悟乎？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僇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3]。朋党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于重人矣[4]。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贵之；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权重之[5]。是以弊主上而趋于私门者，不显于官爵，必重于外权矣。今人主不合参验而行诛，不待见功而爵禄，故法术之士安能蒙死亡而进其说[6]？奸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门益尊。
【注释】
[1]习：亲信。[2]阿：曲从、迎合。辟：通“僻”，邪恶。[3]僇：通“戮”。杀戮。[4]比周：结党营私。[5]功伐：功劳。[6]合：比较。
【译文】
当道掌权的人对于君主来说，极少是不被信任宠爱的，并且是君主所亲昵熟悉的。至于迎合君主的心理，投合君主的爱好和厌恶，本来就是重臣得以晋升的途径。他们官职重，权力大，党羽众多，而成为全国人歌颂的对象。那么法术之士人想求得君主的重用，既没有被信任和宠爱的亲近关系，又没有受君主亲昵熟悉的恩泽，又想用法术之言纠正君主的偏邪的心，这些是与君主的心意相反的。法术之士所处的政治地位卑下低贱，无党羽且孤立。以关系疏远的人与关系亲近受宠爱信任的人相争，就是竞争多次也不能取胜；以新来的客人的身份与君主的所熟悉亲昵的人相争，就是竞争多次也不能取胜；以违背君主心意与投合君主好恶的人相争，就是竞争多次也不能取胜；以地位卑下低贱与地位高贵重要的人相争，就是竞争多次也不能取胜；以一个人与全国人相争，就是竞争多次也不能取胜。法术之士处在这五种不能取胜的形势下，加上常年不能与君主见面；当道掌权的人凭着这五种能取胜的条件，每天早晚都能独自在君主面前进言。因此法术之士靠什么途径得到重用，而君主什么时候才能醒悟呢？所以法术之士凭借不能取胜的客观条件而又与当道掌权的人势不两立，法术之士怎么会不危险呢？法术之士可以用罪名来加以诬陷的，就借用国家法律来把他们杀掉；法术之士不能强加以罪名的，就用私家剑客来结束他们的性命。这样一来，明白法术而违背君主意志的人，不是被官吏杀戮，就必然死于刺客的暗杀。结党营私以蒙蔽君主，歪曲事实方便自己的人，必定会受到重臣的信任。因此他们之中可以用功劳作为凭借的，就会用官职爵位来使他们显贵；他们之中不能用好名声作为凭借的，就利用外国诸侯的势力而得以显贵。因此蒙蔽君主而奔走私家门下的人，不因官爵显贵，就必然得到外国诸侯的倚重。现在君主不仔细考察就妄行杀戮，不待建立功劳就奖赏爵禄，所以法术之士怎么能冒着死亡的危险来进献他们的主张？奸邪之臣怎么肯处在有利的地位而引退自身？因此君主的地位越来越低了，而奸臣私家的地位越来越尊贵。
【原文】
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1]。”今有国者虽地广人众，然而人主壅蔽，大臣专权，是国为越也。智不类越，而不智不类其国，不察其类者也[2]。人主所以谓齐亡者，非地与城亡也，吕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谓晋亡者，亦非地与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专之也[3]。今大臣执柄独断，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袭迹于齐、晋，欲国安存，不可得也。
【注释】
[1]越：古国名。也称“于越”。姒姓，相传始祖为夏少康庶子无佘。封于会稽。春秋末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灭吴称霸，战国时为楚灭。[2]智：同“知”，知道。[3]吕氏：西周初，周武王建国后把齐地封给开国功臣吕尚，即姜太公，又名吕望，姜子牙。以后齐国为吕尚后代世袭，所以齐国为吕氏之国。姬氏：（jī）黄帝的姓。周人以后稷（黄帝之后）为祖，亦姓姬。六卿：古代天子有六军，六军的主将称六卿。
【译文】
越国虽然国富兵强，中原各国的君主都知道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说：“它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现在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虽然地广人众，然而这个国家的君主闭塞，大臣专权，这样一来，君主对自己的国家就像对越国一样不能控制了。知道自己的国家与越国不同，却不知道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已使国家不像是自己的了，这是不懂得明察事物的类似性。人们之所以说齐国灭亡了，并非是说它的土地和城市也灭亡了，而是指原来的吕氏已不能控制它而由田氏占有了它；之所以说晋国灭亡了，并非是说晋国的土地和城市也灭亡了，而是指原来的姬氏已不能控制而由六卿把持了它；如今大臣掌握大权而独断专行，而上面的君主却不知道收回权力，这就是君主不明智。与死人患同样病的，不可能活下去；与亡国行事相类似的，不可能生存下去。如今沿着齐国、晋国的老路，想要国家安稳地长存下去，那是不可能的。
【原文】
凡法术之难行也，不独万乘，千乘亦然[1]。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于人有所智而听之，因与左右论其言，是与愚人论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贤也，人主于人有所贤而礼之，因与左右论其行，是与不肖论贤也。智者决策于愚人，贤士程行于不肖，则贤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论悖矣[2]。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洁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辩进业[3]。其修士不能以货赂事人，恃其精洁而更不能以枉法为治。则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听请谒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货赂不至，则精辩之功息，而毁诬之言起矣[4]。治辩之功制于近习，精洁之行决于毁誉，则修智之吏废，则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决智行，不以参伍审罪过，而听左右近习之言，则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处官矣[5]。
【注释】
[1]万乘：万辆兵车，泛指大国。[2]程：这里用为法度、规程之意。[3]精：细致、精密之意。洁：（jié）操行清白、品德高尚之意。治辩：办事，才干。[4]伯夷：殷朝末年殷诸侯国孤竹君的儿子。开始时，孤竹君让伯夷的弟弟叔齐做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把君位让给伯夷，他不接受。两人都不肯当君主，就投奔周文王。后来周武王伐纣，他们竭力反对，认为臣不该伐君。周武王灭商后，他们就逃往首阳山中，不食周粟而饿死在首阳山上。[5]参伍：指参伍之验，用事实多方面加以验证。
【译文】
大凡法术难以推行，不光是在大国是这样，在中小国也是这样。君主身边近臣不一定很有智慧，但君主听取人们中有智慧的人的意见时，却还要与身边近臣讨论智慧的人的言论，这就是和愚蠢的人讨论智慧；君主身边近臣不一定贤德，但君主礼遇尊重人们中有贤德的人时，却还要与身边近臣讨论贤德的人的行为，这就是和品德不好的人论贤德的人。如果智慧的人的计谋由愚蠢的人来决定，贤德的人的德行要品德不好的人来评定，那么贤德有智慧的人就会感到羞耻而君主的论断必然也就是与事实相悖的。臣子中有想做官的，那些品德上修养自己的人将用纯正廉洁的品质约束自身，那有智慧的人将用办事的才干推进功业。这些品德好的人不会用财物贿赂、侍奉人，而是坚持自身的廉洁，更不可能违反法度来办理政务；那么品德修养好的人和明智的人就不会去侍奉君主身边的近臣，也不会理睬私人的请托。君主身边的近臣，没有伯夷那样高洁的德行，索求的东西得不到，贿赂的财物不上门，那么修士和智者高尚的品德与竭尽全力建立的功绩就会被埋没，而诽谤诬陷的流言就会兴起。办事的才能和功业受制于君主身边的近侍，精纯廉洁的品行取决于近侍的诽谤和吹捧，那么那么修士和智者一类官吏就要被废黜，君主的明察也就被阻塞了。不按功劳裁决人的才智和品德，不通过事实的多方验证来审定人的罪行和过错，却听从君主身边亲信的话，那么没有才能的人就会在朝廷中当政，愚蠢卑污的官吏就会窃居官职了。
【原文】
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1]。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与相异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是以国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势而臣得国，主更称蕃臣，而相室剖符[2]。此人臣之所以谲主便私也[3]。故当世之重臣，主变势而得固宠者，十无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当死亡也。智士者远见而畏于死亡，必不从重人矣；贤士者修廉而羞与奸臣欺其主，必不从重臣矣。是当涂者之徒属，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而不避奸者也。大臣挟愚污之人，上与之欺主，下与之收利侵渔，朋党比周，相与一口，惑主败法，以乱士民，使国家危削，主上劳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于上，臣有大罪于下，索国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注释】
[1]人主：意译之为人的主人。自荀子以来，对国家领导人就有了很多称呼，君主则是直指诸侯君主，人主则另有所指。因为战国以来，“陪臣执国命”者大量增加，而对他们则不能称为“君主”，所以这里称呼这种人为“人主”，也可称“主人”、“主”。[2]蕃：通“藩”。周代谓九州之外的夷服、镇服、蕃服。后用以泛指域外或外族。这里用为外邦小诸侯之意。剖符：指剖分信符来任命官吏，分封领地，调兵遣将等，这种大权原应为君主所执掌。[3]谲：（jué）欺诈、诡谲之意。
【译文】
大国的祸患：在于大臣的权势太重；中小国的祸患，在于君主对身边的侍臣太信任；这是君主的共同祸患。况且臣子有了大罪，就等于君主有重大失误，臣子和君主的利益是不一样的。怎么样来弄明白呢？回答是：君主的利益在于给有才能的人授任官职，臣下的利益在于没有才能而得到官职；君主的利益在于给有功劳的人授以爵禄，臣下的利益在于没有功劳而得到富贵；君主的利益在于让豪杰之士发挥才能，臣下的利益在于结党营私。因此国土减少了而私家富起来了，君主的地位卑弱了而大臣的权势加重了。所以君主失去权势而大臣得揽国政，君主改称藩臣，相国大臣行使君权。这就是臣下所以欺诈君主谋取私利的原因。所以当代掌控国家大权的大臣，君主变换了而仍能保持宠信的，十个中还不到两三个。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臣下的罪行太大了。臣下有大罪的，他的行为是欺骗君主的，他的罪行应当处死。智术之士看得深远而畏惧受牵连遭死罪，必定不会跟从那些位高权重的大臣；品德好的人修身廉洁，耻于和奸臣共同欺骗君主，必定不会跟从那些位高权重的大臣。这些当道掌权者的门徒党羽，不是愚蠢而不知祸害的人，必定是腐败而不避行奸作恶的人。大臣挟持了这些愚蠢腐败的人，对上和他们一起欺骗主人，对下和他们一起搜刮民财侵害百姓，互相勾结成一个团体，互相统一口径，迷惑君主败坏法纪，以此扰乱民众，使国家危难削弱，使君主忧劳屈辱，这是他们的大罪啊。臣下有了大罪而君主不去禁止，这就是大的过失啊。假使君主在上面有大的过失，臣下在下面有大罪，想求得国家不灭亡，是不可能的。
【评析】
所谓孤愤，即孤独与愤慨，韩非着重强调了智术之士与当涂之士这两种人，这两种人的斗争，体现了当时韩国政治力量的尖锐对立。最终造成了“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势而臣得国”的严重局面。韩非满怀悲愤心情，真实描述了法术之士向守旧势力抗争的艰难情形，强烈提出了“烛私”、“矫奸”的要求。
韩非悲愤的是“窃国大盗”，他们表面上清正廉洁，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他们已经盗取了一个国家。他们的实际权力已经超过了最高统治者。但最高统治者还沉迷享乐而不自知，直至倒台方才恍然大悟。这些窃国大盗往往都很自私，都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而损害国家和他人的利益。窃国大盗专权擅为，君主大权旁落，必然的结果就是亡国。
总之，韩非孤愤的是“当涂之人”对国家的破坏，对君主的蒙蔽。而君主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明辨忠奸，维护自己的治权，这样才能保持国家的安定，君臣才能和平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