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正在浏览一些雅典卫城的照片时，我的朋友忽然感慨地说：“不知你能否理解我，这些希腊的东西让我厌倦，它们太理性化了。”
是的，我能理解这一点。我们目睹了一系列灾难，我们有过骇人听闻的经历，我们承受了可怕的体验。现在，恐怕再没有人敢重谈某些天真的先哲所谓智慧就是仁慈的论调了。很早以来，人类就开始显示它的那部分非理性存在，这股非理性力量终于发动了一场无情的战争。尽管出于对非理性的害怕，人们给它披上了各种名目的伪装，它还是经常成为孕育罪恶的温床。只要对历史进行一些比较研究，就能够发现这一点。在思想理论领域中，这场非理性运动始而被人们含糊其辞地称作“反理智主义”，直至后来发展为“存在主义”。在心理学方面，探奥索隐的心理分析和研究潜意识的其他理论，将人类灵魂深处最污浊不堪的隐秘暴露于世，于是，我们心内这个被英国人称作“老亚当”的野兽就有了公民证。人们通过小说或其他文学性自白，勇敢地披露以往所缄口不谈或极力掩饰的离经叛道的念头，甚至赋予它们合法地位。在诗歌方面，那些最新的冒险穿越了茂密的原始森林，它们从浪漫主义起步，中经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即“无拘无束的想象和自由的表达”)、达达主义，我们拉美大陆的尖声派、创造主义，直至到达超现实主义。请注意，准确地描述一件事物并不一定意味着对它的批评，音乐领域内的革命受到了各种原始情绪冲动的浸染，已经发展到创造反音乐的音乐。绘画不是经历了印象主义、新印象主义点画技法、已提及的未来主义、立体主义、表现主义、抽象主义以及具体主义的冲击吗？今天，人们把诸如此类完全不同于对自然进行纯朴、理智的模仿的文化发掘出来了。不久前，新发现的非洲雕塑震动了作为世界艺术意识中心的巴黎；同时，古代墨西哥的奇迹也使巴黎人眼花缭乱。毕加索的作品好比一部生动的记录，上述艺术史上的动荡在他的作品中都留下了痕迹。朱尔·罗曼对1933年的欧洲作了如下描述——这些描写也适用于更大的范围：
“……在这个病态的欧洲，连阿波罗精神也染上了疾病，连缪斯们也坠入了邪恶。那些继承了泛雅典娜节优美传统的年轻女子，今天却合着赤道莽林中达姆达姆鼓的鼓点，顺从地摆动她们美丽的腰肢，并为此感到自豪。那些曾经以菲迪亚斯和米开朗琪罗的传统为财富的雕塑家们，竟宣布自己是原始偶像制造者的谦卑学生。有教养的观众有史以来第一次为他们丝毫不理解的作品鼓掌，仿佛沉湎在贪恋不舍的欢乐中……”
这就是人类的非理性！但是，难道古希腊人对非理性毫无了解吗？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不了解的。古希腊文化是一道抵御团团围住他们的野蛮势力的壁垒，构成这种野蛮势力的不仅有外族人，还有离希腊城邦不远的本国村野之民。希腊人刚刚摆脱野蛮的梦魇，面对着可能发生的再次堕落，他们在生活中时刻保持着警惕。阿波罗的业绩就在于驯化了狄俄尼索斯，狄俄尼索斯本来单枪匹马就能把整个希腊拖进疯狂的激流。然而，希腊人对非理性也并非全然没有了解。希腊人不是不知道我们脚下踩着的是一块不安定的土地。这种感觉早在荷马诗歌的晨曦中就已出现，而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离开过文学作品。总有一天，我们会以应有的关注认真研究这个题目。到那时，我们将纠正那些缺少敏感的、“正统的”人文主义者长期以来对希腊所作的歪曲。
与此同时也不能否认，在古希腊末期，人们极力想接近理性，结果，过分强烈的愿望引起了一种窒息状态。随着基督教的传播给人们带来的安慰，上述窒息状况才得到缓解，但这种缓解过程也是凌乱无序的。因此，我在我的《古修辞学》中这样结束道：“……从某天开始，希腊人疯狂地爱上了理性，这对于心灵的命运来说，既是伟大的，又是悲哀的。”
当代人文主义者也坚持认为，希腊的理性主义经历过内部的瓦解。比如，费斯蒂吉埃就说：“人们对于整天讨论问题已经感到厌倦，已经不愿再发表言论了；余下的只有技术。”这最后一句话我们听起来很耳熟，在我们的意识中引起了令人不安的回声。尼尔森也告诉我们说：“像一盏因缺少燃料而熄灭的灯一样，理性主义已耗尽了自己的活力。”然而，为什么会缺少燃料呢？通常认为，这是由于古希腊人在科学领域里未能发展起实验方法。这种答复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但也仅仅是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我们继而发问，为什么希腊科学会有如此命运？又有人会说，原因在于希腊人的演绎思维结构。但是诸如此类的答复，只能引起问题的反复。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析更为可取；这种分析认为希腊人之所以没有发展起实验科学，是由于在希腊不曾出现过真正的技术；希腊之所以不曾有过真正的技术，是由于劳动力的价格过于低廉；而廉价的劳动力则由于大批奴隶的存在。根据这种复合三段论或曰连锁影响论，人们就会得出结论说，奴隶制决定了希腊理性主义的溃崩。但是，这种论据仍嫌脆弱，不足以支持对这一玄妙问题的完满答复。比方说，这种答复较适用于物理学领域，但在数学或医学领域就不尽然；至于在宗教和哲学领域，这种答复就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它也难以透彻地解释当时人们为什么会这样普遍地摒弃理性。
在类似希腊理性衰落这样复杂的整个进程中，经济、社会因素肯定将以它们自己的方式产生影响。但是，这类危机实质上是一种精神危机；也就是说，是外部世界在人的整个思维领域中所引起的反应的变化。假如我们确实希望理解这种变化，就必须探究更深的、更富有活力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动机并不那么符合逻辑，也并不那么清晰明确。流行于当代的“逃避自由”之类的提法就与对这个层次的研究有关，这只是一个例子。理智的世界观使个人背负起自我决定的沉重压力，这种重负使个人在无意识中采取了畏缩的态度，这就是“逃避自由”。当古典理性主义开始对来自习惯和信仰的结构施加影响时，当亚历山大大帝拆除了分隔古希腊各城邦的障碍，使他们融于一个不曾相识的广大世界之中时，希腊人立即变得比他们的前辈更加自由，同时也更加无所依托，他们面临着一个更为有力、更加广阔的大自然。这时，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和主宰，他们必须在形形色色的哲学面前自己决定取舍，他们必须自己选择为个人谋取福利的道路。每个人都有自由在地球上拓宽了的领域里按照自己的愿望生活，都有自由凭自己的物质手段开辟自己的生活之路；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成为他自己，这种自由最后使他面对令人晕眩的外部世界产生了孤独感。这就是看来珍贵的自由所包含的危险。
确实，当人类能够随心所欲时，他们就遇到了更大的困难。我认为，后古典时期的希腊人曾经发现了这一令人不悦的真理。前几代希腊人也许还能够在生活中正视自己的思维自由。后来的希腊人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面对不可把握的前景，恐惧万分。他们所遇到的困难与我们今天所遇到的相似。希腊人的脱身之计就是否认自由的存在。于是，他们向星卜术求援，他们宁要巴比伦人僵化的宿命论，也不要每天所承受的可怕的责任感。也正因为如此，历史循环论在当时得以广为流传。人们认为一切在昨天都已经发生，一切又将在明天、后天重演，以至无穷；进步本是一种幻想，未来在没有出世之前就已经衰老。一些更富于批评精神的人在怀疑论中寻找庇荫。他们认为，既然一切皆作真实，理性的选择就不再可行，责任感随之消失。还有些人宣扬简朴的生活中包含着美德。像今天一样，置城市文化于脑后，从而回避城市文化所带来的令人疑惑的结果。最后，还有一些人主动接受权威，以求减轻自身的负担；接受权威最终成了主要的解决方式。(雷米德·古尔蒙不是说过接受和服从是一条“天鹅绒铺成的小路”吗？)古代城市的诸神已经不适宜充当这种权威。诚然，他们依然存在，但是随着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出现，它们的权威已经低落；而在过去，它们曾是政治与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
分析到这里，我们发现，当时的不协调之处与今天何其相似，两者都造成了同一种症候，这就是群众对帝王和独裁者的奉承。当然，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对统治者的崇拜无疑是一种政治手段；但是，这类手段之所以行得通，还在于群众需要某种具有魔力的援助。在古代诸神离开它们的宝座后，这些空着的宝座期待着继承者。此时，只要有一点好运气，任何一个无赖都能够占领这个位置。这一点对帝王们来说，更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大多数人总是习惯于不知不觉地把帝王看成他们的父亲。不过，人们所能发现的具有魔力的援助并不仅仅来自帝王。随着时机的成熟或时局的恶化，随着宗教思辨日益教条化，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甚至伊壁鸠鲁等古代大思想家，都成了人们敬重的人物，人们认为他们具有某些超越凡人的美德，具有高于一切理性判断力的眼光和能力。奥尔德斯·赫胥黎也曾谈起过智者，说他们“因改变了自己的生存公式，使之超越了凡人的规范，因而也就获得了超越凡人的认识能力”。
这类事实似乎引导我们产生这样的想法，即芸芸众生现在无法、将来也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在同意这个令人厌恶的结论之前，有必要注意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能够把钟表往回拨，却无法改变时间的进程。人类一旦失去了信仰支柱，一旦认识了自由可能导致的种种前景，似乎只能付出某些代价来逃避自己的责任。人类垒起禁闭自己自由的防卫性城墙，为此，他们必须承受某种无意识的负罪感作为代价。这种负罪感在意识层次表现为惧怕。所有处于衰落时期的古代社会好像都感受着非理性的惧怕的威胁。当时的人们，不管是异教徒还是基督徒，不仅普遍惧怕地狱之火，而且对离自己更近的现实也怀有惧怕的心理。在离我们最近的那个帝国时代，异教徒和基督徒都害怕中邪和着魔，害怕可怖的恶梦和在空中运行的物体，惧怕“骗人的魔鬼”、“无头狗”，他们因此而祈求保佑。特图利亚诺曾说，几乎所有的人都受某种恶魔的追逐。波菲里奥认为所有的房屋里都充满了鬼怪。的确，在今天，我们并不惧怕——更准确地说，我们还不曾惧怕——什么精灵、鬼怪等等。但是，当代人在理性面前的退缩总是伴随着不同一般的苦恼，这种现象在今天已经司空见惯。有些苦恼也许有理由，而更多的则无疑是出于纯神经性的原因，我们必须牢牢记取： 为了换来怯懦地逃避过的自由，昔日付出的代价很可能再次付出。
我想说的另一个情况是，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历史在重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并没有回到公元前1世纪。今天，我们不仅处于与以往不同的物质环境中，而且拥有一些西塞罗的同代人以及18世纪——人类思维史上理性认识的发端年代——的人们都不曾知道的东西。正是由于人类认识的不断进步，我们今天得以发现，古希腊时代的理性主义者曾陷入一些错误认识。他们的理性生活观有许多缺陷。这种观念非常狭隘、自负、缺乏敏感。持有这种观念的古希腊人轻视人本应战胜的内心深处的黑暗势力，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这种黑暗势力最终要进行可怕的报复，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谈到。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希腊的理性主义之所以失败，并不是因为一切理性主义注定要招致不可避免的失败。希腊人对于人性的脆弱缺少足够的、正确的认识，他们在构思理性所能担负的任务时，眼界过于狭窄，并以理性的名义提出了一些难以实现的要求，这种情况有如一百年前就已有人说过的那样，他们“在海湾里寻找洋姜——异想天开”。这起码是希腊理性主义受挫的部分原因。18世纪和19世纪的理性主义者基本上重犯了他们的错误，而我们今天正在品尝这些错误引起的反应所带来的苦果。在一个明智的理性主义者看来，上述错误引起的反应乃是一场挑战；这种反应并不意味着必须交出理性已经征服的领域，而是说明理性应该采取一种更加聪明、更为现实的战略。理性必须认清它的对手，古希腊后期的人们回避了这一点。应该承认，有人曾大胆地说过，文明“是靠一些人的意志和个性维持的一个细长而又微弱的烛花”。理性应该承认深深影响着人类思想和行为而往往又不曾被人们意识到的非理性的力量。真正具有想象力的作家总是能够凭本能理解这一点。为了同非理性力量进行斗争，人们必须理解它的运动规律，必须深知，与它论理(这是没有用的)和否定它的存在(这是危险的)都不是战胜它的办法，只有耐心地运用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道德主义”这种社会性手段或曰社会制约，才能达到目的。道德主义是一种实用性手段，它意味着有意识地运用、强调一种美德，以便最后获得这种美德。这场理性与非理性之战不可能决出最后的胜负。然而，如果我们对之加以引导，就有希望逃脱葬送了希腊理性主义的那种失败命运。
(刘承军 译)
注释：
朱尔·罗曼(1885—1972)： 法国作家。
菲迪亚斯(前490—前430)： 古希腊最著名的雕塑家。
米开朗琪罗(1475—1564)：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刻家、画家、建筑设计师、诗人。
见朱尔·罗曼《奴颜婢膝的人们》第27卷(1947)，第24章。
见《阿尔丰索·雷耶斯全集》第13卷，第558页。
雷米德·古尔蒙(1858—1915)： 法国作家。
奥尔德斯·赫胥黎(1894—1963)： 英国作家，《天演论》作者老赫胥黎之孙。
特图利亚诺(155—220)： 生于迦太基，基督教的赞颂者。
波菲里奥(234—305)： 亚历山大哲学家。
【赏析】
雷耶斯在《理性的濒死奋斗》这篇文章中再一次点燃了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战火。作者认为，20世纪人类进入了一个非理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非理性不仅导致了战争的爆发，而且导致了文学和艺术领域的退化，例如，典雅的欧洲文学艺术要向原始的非洲艺术学习了。作家认为，这是理性的失败，也是人类的失败。作者相信，理性失败的根源，在古希腊人那里就已经埋下了种子。理性的退化和非理性的盛行，是人类发展中的一个错误；人们需要做的，就是尽力纠正这个错误。
实际上，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理性和非理性两者之间的战争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从未停止过；理性和非理性都曾经统治思维领域，但谁都不曾永久地占据上风；关于二者孰优孰劣的争论，至今仍在延续。
早期人类，不分理性与非理性，自然科学、哲学与巫术、宗教、迷信是混合的，巫师、祭司垄断知识，总体上是非理性占上风。古希腊实现了理性主义的兴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是理性主义者。柏拉图将人性分为三个部分，即理性、志气、欲望，其中以理性为最高，理性应该支配志气和欲望。从希腊哲人以降，理性被当做人类的本质，是人类思想的目的和主宰。当基督教神学兴起，神性被夸大到极端，而人的理性被踩在了脚下，应该说是非理性处于统治地位。中世纪以后，资产阶级哲学家高举着理性主义大旗，批判中世纪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虚妄，反对封建主义的愚昧、无知和非理性，理性主义取得了全面胜利。此后，哲学家不断构筑和完善着理性主义哲学体系。黑格尔在康德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致密的思辨哲学，使理性主义哲学达到了顶峰。18世纪英、法等国的启蒙运动倡导以理性作为建立道德、美学以及思想体系的方式，倡导者将自己视为大无畏的文化先锋，并且认为启蒙运动的目的是引导世界走出充满着传统教义、非理性、盲目信念以及专制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黑暗时期”)，理性重新战胜了神学。德国的哲学革命使18世纪成为“人类理性化”的伟大世纪。然而，19世纪开始，非理性开始它的反攻。叔本华的唯意志哲学开创了非理性主义的先河，接着尼采将其改造为“超人”哲学。20世纪初形成的以狄尔泰、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继承了唯意志主义思想，使非理性主义哲学系统化了。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弗洛伊德主义又继承了唯意志主义和生命哲学关于人的精神活动具有复杂的多层次的结构的论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社会历史和文化现象。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存在主义使非理性主义思潮汹涌澎湃，影响遍及西欧、美洲。而这正是作者所不能接受的理性的失败，作者呼唤理性的回归，压制这股非理性的浪潮。
其实，现在的时代到底是理性占上风还是非理性占上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问题的关键在于，人到底是应该崇尚理性，还是崇尚非理性？我们知道，在人类的思想史上，笛卡儿是杰出的理性主义大师，而尼采是典型的非理性主义代表。那么，要判断理性与非理性谁更重要，如同判断笛卡儿与尼采谁更重要一样。理性是人所独有的，是人与其他任何生命体的根本区别之所在。没有理性，人类就不可能认识到自身对于社会规范的需求，也不可能自主地创设或者运用法来约束自我，规范自我，制止恶行。正是由于人有了理性，才可能有自知之明。理性主义给人类带来了19世纪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繁荣。
尼采是非理性潮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古希腊文化包括了两方面的特质： 酒神阿波罗代表理性，而酒神狄奥尼索斯则代表了非理性。古希腊崇尚理性精神，为西方科技发展埋下了根基；而古希腊崇尚非理性精神，则直接带来了它的文化艺术的繁荣。尼采认为，酒神精神体现了酒醉后的生命原始冲动，而有原始冲动的生命才真正具有生命力。生命哲学大师柏格森也有句名言：“理性的特点就是无法理解生命。”在他看来，生命是绵延流动的，充满激情的，这些原始冲动力或生命激情正是文化艺术的原动力。连马克思也说：“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所以，理性不是万能的，而非理性也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是道德堕落和滋生罪恶的温床。
在许多人的思想中，崇尚理性，排斥非理性，已司空见惯。要么认为非理性就是“不要理性”，“否定理性”，甚至“丧失理性”；要么将非理性同非理性主义混为一谈。其实，理性、非理性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工具”，无时无刻不在人的认识、生活和实践中相辅相成地发生着影响。理性是文明进步的导向，非理性是历史前进不可或缺的动源，已历史地成为人们的共识。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体，具有双重性和复杂性。
(徐杏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