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盖是《水浒传》人物画廊中的重要人物，也是作者施耐庵所着力推崇的梁山好汉之一。

晁盖本是郓城县东溪村人，在乡里官为保正， “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因而在江湖上享有美名，人称“托塔天王”，各路英雄对之十分的心折。当得知贪官梁中书将有十万贯的金银珠宝进贺蔡太师生辰后，刘唐、公孙胜便不约而同来找晁盖谋取“不义之财”。于是“智取生辰纲”便在交游广泛、对黑暗腐朽的社会现实的不满早已郁勃于心的晁天王组织下导演出来。这次“似盗实公”的劫夺，给残酷搜刮民脂民膏的统治者一记沉重打击，同时也成了日后水泊梁山聚义的重要契机。

不久事发，由于一向交好的宋江、雷横等官府中人的暗中相助，晁盖带领庄客顺利地逃脱官军的追捕，来到阮氏三雄居住的石碣村，准备投奔梁山泊。

梁山泊方圆八百里，其中聚集着七八百打家劫舍之徒，为首的是白衣秀士王伦。此人妒贤嫉能，心胸狭窄，对前来投奔的晁盖等众位好汉毫无接纳之心。曾经遭此同遇而早就蓄愤于心的林冲忍无可忍，火并了王伦。在众人的执意要求下，晁盖被拥戴为新的山寨之主。

晁盖由地方乡绅，变而为“盗匪”之首，看似偶然，实属必然，它是由当时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高俅等奸臣上下勾结、狼狈为奸，使得民生凋敝，苍生不宁。随着矛盾激化，反抗浪潮的涌起，矛盾已一触即发。晁盖等人的大胆劫夺并进而公开与统治者对抗正是社会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晁盖敢于反抗、轻财货、重义气，这些优良品性使其赢得了人们的钦敬，他成为梁山首领也正是势所必然。

“一从火并归新主，会见梁山事业新”。晁盖一即位“便教取出打劫得的生辰纲——金珠宝贝，并自家庄上过活的金银财帛，就当众赏赐众小头目并众多小喽罗”，此举再次实现了他仗义疏财的一贯品格。之后，他又安排整点仓库，修理寨栅，打造军器，命令兵士加紧操练准备迎敌官军，有力地稳定了军心，为梁山基业的巩固作了积极努力。由于晁盖“作事宽洪”，理事有方，以此梁山头领们“真乃是交情深似股肱，义气如同骨肉”。在其后的反抗斗争中，上下一心，共同对敌，梁山势力不断壮大，声势日盛。

晁天王礼贤下士，发展山寨实力，打击官军，他对梁山事业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然而，真正将梁山事业推向辉煌顶峰的并非晁盖。所以如此，固然可说是因其早早离世时间限制所造成，但更是其本人性格等方面的弱点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水浒传》中没有集中叙写晁盖的章回，但是就零散所述看，作为头人的他尽管有上文所述的广结人缘、疏财仗义诸多优点，而其不足之处也是容易发现的。投奔梁山之时，王伦的小人之心早被吴用看穿。晁盖却漠然无知，反说：“我们造下这等迷天大罪，那里去安身?不是王头领如此错爱，我等皆已失所，此恩不可忘报!”如此迷糊，显然是太不机敏了。而劫取生辰纲之事败露时，晁盖慌乱中竟不知“走那里去好”!做头领后某日，闻报官军前来围剿，晁盖“大惊”，连忙问军师“官军将至，如何迎敌?”许多事情表明，关键时刻晁盖不能沉着冷静，缺乏主见。这对一个管领众多好汉的头人来说显然是不能允许的。

晁盖每每性情急躁并由此而犯错误。杨雄、石秀二位好汉上山时，讲起同入伙的时迁偷鸡之事，“不说万事皆休，才然说罢，晁盖大怒，喝叫：‘孩儿们将这两个与我斩讫报来!’”盛怒之下，不问青红皂白就要杀人。要不是宋江、吴用、戴宗众头领在旁极力劝阻，两个不远千里而来的壮士的性命就会草率断送了，那岂不冤哉!

性情急躁甚至构成了晁盖中箭身亡的直接诱因。围攻曾头市时，晁盖轻率出战已是一误，尔后轻信僧人之言，盲目深入，更完全是求胜心切感情用事的错着。结果中了圈套。慌忙突围，厮杀中“不期一箭，正中晁盖脸上，倒撞下马来”，箭毒难解，匆匆告别了人世。

如果说晁盖之死充分暴露了他性格中的致命弱点：急躁。那么，临死之时，他“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这一番嘱托，及他从来很少考虑梁山泊聚义的前途问题，更谈不上想到将义勇军引向什么明确的发展方向，这些则显示出他又一方面的不足：短视、狭隘、缺乏深谋远虑。

众所周知， 《水浒传》作者所全力歌颂的理想领袖人物是宋江，晁盖则是王伦到宋江的自然过渡，晁盖的形象是为宋江作陪衬。明白了这一点，那么作者描写了晁盖身上存在的诸多缺点，其用心也就是容易理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