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其，莫应丰的长篇小说《将军吟》中的一位老将军，空军新编第四兵团司令员。他因于“文化大革命”前夕给吴法宪提过意见，在北京受到批评后， “带着一个错误尾巴”回空四兵团主持工作。随着那场运动的开展和深入，彭其的那个在会议上公开提出的意见，竟变成了“罢官”“夺权”“反党”的罪行，继而遭到了秘密绑架、挨批受斗、囚禁密室、撤销职务等惨无人道的人身迫害和残酷无情的组织处理。对此，彭其进行了顽强的、不妥协的斗争，表现出一个老共产党人面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淫威而威武不屈的革命精神。
彭其是一个身经了自秋收起义至“文化大革命”的整个历史过程的部队高级将领。彭其一出场，就面临着十分险恶的政治环境。因为他是带着“错误尾巴”主持工作、领导运动的，这使他的处境更为艰难。摆在他面前的路有两条，要末投靠林彪反党集团、顺从“造反派”的胡作非为，助桀为虐，打倒部队许多忠实于党的优秀领导干部;要末坚持真理、主持正义，同违背党的原则和人民的利益的事作坚决的斗争。前者不但可以使自己免遭于难，甚至可以升官晋级;而后者则是一条险恶的畏途，稍有不慎，就将给自己带来灾难。彭其选择了后者。
彭其是一个耿直、坦率、光明磊落的人。他从不讲假话，心里怎样想的，他就要放炮似的放它一通，故有“炮兵司令”的美称。然而，他的耿直，并不是那种简单粗暴，不讲原则的直捅，而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经过理智的思索的一种个性表现。当文工团的造反派冲击机要部门时，彭其清醒地知道硬顶是无济于事的，他便巧用计谋，使这些人上当吃亏。事后他便以坦荡的胸怀，当众说明了自己“搞了一个小小的阴谋”的真相，并以一颗慈祥的老人之心，恳切地、反复规劝文工团的年轻人，要小心不要上某些野心家、阴谋家的当而去做有损于党和国家利益、有损于部队战备的事。在那次长达一个下午的促膝谈心式的报告中，彭其赤诚相见，肝胆相照，宽容与原则相结合，将自己的内心世界裸露于众，令在座的人都为之感动。
彭其又是一个平易、慈祥、谨慎、细心的人。小说一开始就有这样一个场面：当遭受迫害而心烦意乱的彭其回到家时，平日里听来是悦耳的女儿弹奏的琴声，这时却使他更加烦恼，便命令秘书去砸掉女儿的钢琴。当秘书去执行他的命令后，他又后悔了。他意识到由于自己的“问题”，已给全家笼罩上了不安的气氛。由于工作的关系，自己平时本来对女儿缺少关心，这时怎么能去刺伤她的心呢?一种对于女儿的强烈的父爱之情油然而生。彭其的这种对女儿、对妻子的情谊在“苦相逢”中，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
对家人是这样，对战友、对部下同样如此。当兵团政委陈镜泉受到莫名其妙的批斗后，彭其十分关切，立即前去看望。并在作报告时当众宣布，今后不准对陈政委胡来，因为他是一个在战场上失去了一只手的残疾人。他充满激情地说： “同志啊!你年轻力壮，两手健全，要去欺负一个残废人。如果你们也把陈政委驾飞机，踏上一只脚，只要被我看见，我会开枪，我的枪法很准，也给你打掉一只手。”当自己的老战友、管理处长胡连生受到无辜的批斗被拘留关押后，彭其又示意门诊部主任方鲁，给胡连生搞一个“精神病”的诊断证明，让他住进医院，将他保护起来。再如，战士杨春喜在公审大会结束时，由于心情紧张喊错了口号，在当时的情况下，杨春喜在顷刻之间就可由革命战士而变成现行反革命，这可是关系到这个战士一生前途的大事啊。为了保护他，彭其毫不犹豫地叫人将杨春喜带来， “骂一声： ‘混帐!’扬起手照着那年轻战士的脸狠狠地打下去，将要接触到脸上时又忽然控制住，只是轻轻地落下去”。随后又叫警卫连长将杨春喜送到他那里去，说是要亲自处理。回到家后，彭其亲自给他送面条，并当面向他道歉。
作为兵团司令，搞好部队建设，使部队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力，这是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对此，彭其是尽心尽职的。在那次部分人冲击政治部机关事件过程中，彭其不顾一切后果，毅然决定动兵抓了文工团造反派的几个头头，目的是为了稳住军队，为了保卫祖国南大门这“一块天”，给少数妄图搞乱军队的阴谋家以主动反击。在兵团党委准备开会批判他的前夕，听到骰山基地让台湾两架战斗侦察机剃了光头的报告后，彭其火冒万丈，认为发生这种贻误战机的情况，自己有责任。他不顾陈政委的劝阻，不怕丢官，带着沉重的思想负担，立即下部队去检查。他对那种用所谓突出政治来批判“单纯军事观点”的做法极为气愤，严厉地批评了失职人员。而当看到坚持正常的军事训练的场面，则表现出异常的兴奋情绪。从这两种泾渭分明的态度，可以看出彭其对部队战斗力是何等关切。不仅如此，彭其还十分重视部队的精神面貌。由于遭到莫须有的迫害，彭其关在房间里生闷气。妻子见他这样整天闷闷不乐会气坏身体，就劝他自己出去散散步，彭其则不肯答应，说： “不要叫别人看见我这副脸。司令的情绪会影响部队。”为了不影响部队的士气，搞好军事训练，他甚至对文工团的“造反派”这样说： “要斗，你们就在路上斗，我不坐飞机，也不坐轿车，跟你们一起坐在卡车上，斗起来方便。斗完了，我们跳下汽车就合作，鼓动部队搞练兵……”就是在被撤职押回空四兵团时，彭其在车上看见哨兵无精打采、软绵绵地勉强站立的情形，也欲叫司机停车下去问个究竟。彭其身陷困境，仍不忘部队建设，把个人的得失、欢乐和痛苦，自觉地放在服从革命利益的位置上。可以想象，在他四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我国人民军队的军事素质的提高，真是费尽了心血，为保卫祖国南大门的领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尽管彭其从精神到肉体遭到林彪反党集团的严重摧残，而始终还像一棵挺拔的傲霜斗雪的青松，不向恶势力低头。他对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顽强地坚持活下来。他发誓似的认为： “要活着!哪怕是把耻辱二字刺在脸上也要顽强地活着;为了消灭人世间的冤枉和不平，还需要背着冤枉好好地活下去。假如一个将军也无处洗清冤枉，老百姓中间的冤枉怎么办?假如一个将军也要被冤枉夺去生命，普通百姓有了冤枉怎么活呀!”他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普通劳动人民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他成了一个“打不死的程咬金”。无论怎样身处逆境，他总是仰头挺胸，奋然向前，珍视着军人的荣誉，守持着军人的职责，表现出他铮铮铁骨的英雄气概。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四人帮”还在中国大地肆虐横行。作者冒着杀头的危险写完小说初稿，是值得人们敬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