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陶潜·桃花源

东晋志异小说。陶潜撰。原载《搜神后记》卷一。《艺文类聚》卷八十六、《初学记》卷二十八、《太平御览》卷六六三皆引载。李格非等《文言小说》、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辑释》、滕云《汉魏六朝小说选译》均选录。这篇小说，与《桃花源记》内容相同，仅文字稍异。是作者根据当时人民为生活所迫而“逃亡去就，不避幽深”(《晋书·刘毅传》)的现实，并结合前人有关追求美好境界方面的思想材料，加以想象、虚构而成。叙写：晋太元年间(376——396)武陵一位渔夫，沿河前行，忘路远近，经过一片桃林，见一山口。渔人便舍船进入山口，里面豁然开朗，别有天地。男女怡然自乐，见渔人而大惊，问从何处来。渔人答后，问知他们是秦时避难而到此至于今的。各家都拿出酒食款请。后辞别，再寻其处，不复得见。作品通过对“桃花源”的描述，反映了魏晋时期广大人民渴求避免战乱、摆脱苛税、实现和平劳动生活的美好愿望。艺术上：(1)作品构思奇特，情节曲折。小说虚构了一个“清洁高远，渺无尘氛，隐现空虚，飘飘乎仙”(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卷八)的世外乐园的境界。写这个境界并未单刀直入，而是以捕鱼人的经历为线索展开曲折入胜的情节，从而使这个绝妙境界传奇般地展现给读者。开头交待时代、人物，说渔人缘溪行，忽逢大片桃林而“忘路远近”，这是一曲折。“林尽水源”，便有一山，挡住去路，渔人似乎陷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绝地，这又是一曲折。可谁知“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给渔人带来了一线希望;但入山口内“初极狭，才通人”，渔人感到绝望疑惧时，作者以“豁然开朗”的神来之笔，而造成了又一曲折。下面才描写了一个开阔、恬静、优美的田园乐土。后写渔人辞归，“处处志之”，待再往“寻向所志”时，终“不复得”，这最后一折终使故事完美无缺。作品所写这“四曲折”，“设想甚奇，直于污浊世界中另辟一天地，使人神游于黄农时代。公盖厌尘网而慕淳风，故尝自命为无怀，葛天之民，而此记即其寄托之意”(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五)。(2)虚实相兼，意境优美。整个故事是小说家虚拟而成，却用记实笔法，似虚似实，亦真亦假，使作品既具有浓烈的浪漫虚幻色彩，又有强烈的真实感人力量。开头点明故事发生的朝代，而不明年月日，实中就有了虚。再写渔人籍贯，仅记郡县，而不写住址、名姓。实虚寓一。接写渔人进入桃花源，当然桃花源是虚构的理想世界;但是，它是“避秦之乱”的世人开辟之地。秦始皇式的封建暴政六朝时代依然存在。魏晋统治集团对人民的残酷剥削，社会动乱，民不聊生，而广大人民渴求宁静幸福生活，都是活生生的现实。所以，人们能够通过这一虚构的理想世界，强烈地感到故事的真实性。就虚构的桃源异境来说，先写田园风光，旷空的土地，整齐的房屋，纵横的山间小道，幽静的池塘，垂荫的桑竹;然后写到桃花源人的服饰、劳动、情操、意趣等。有景美，有人美，景美衬托了人美，人美显得景更美，把一个意境优美的“世外桃园”真真切切地跃然于纸上。古人就盛赞过这种虚实相生之法：“其始终往来只一渔父，忽迷忽得，若即若离，鸡犬相闻，男女共话。谓以为真，而迹无可验，谓以为妄，而事若可凭。……虽其此中人语，着墨无多，而夹岸桃花，半村屋舍，不啻以画工之笔传化工之神。”(李扶九语)(3)文笔清雅，用词精到。如文中那段景物描写：“忽逢桃花，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旷空，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用白描法，语言清峻。在当时一味讲究辞藻，雕琢字句，形式主义蔚然成风的氛围中，本篇以清新淡雅的语言描绘理想境界，可以说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宋人说陶潜造语之简妙、雅淡，为“晋人其尤”(唐庚《唐子西文录》)，并不过誉。桃花源传说的故事，在陶潜后，《异苑》、《荆州记》、《武陵记》、《述异记》以及唐宋书都传记有此事或记有类似故事。特别是《述异记》还演化出“桃李源”中人“食桃李实者皆得仙”事;《太平寰宇记》引《武陵记》则衍化出武陵猎人入山穴，上梯而进仙境，见其“行人翱翔”而飞事，逐渐把这一“世外桃源”故事仙化成“世外仙园”故事。后世话本、戏曲皆有演饰此故事者，如话本《桃花源记》，明清杂剧有《桃花源》(存)、《桃源渔父》，传奇有《桃花源》(见《坦园六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