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文献·魏晋南北朝诗文研究文献·陶渊明研究文献·20世纪陶渊明研究概观

19世纪末，西方新学被大量引进中国。新学的引进，不仅对我国政治、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同时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这一影响在陶学研究领域亦有所反映。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他在《致刘淞芙书》中说：“足下论陶，与嗣同所见若重规叠矩。真西山称陶公学本经术，最为特识。如足下所举之外，它若‘道丧向千载’云云……皆足为证。然嗣同尤有妄解，以为陶公慷慨悲歌之士也，非无意于世者，世人唯以冲澹目之，失之远矣!”(《谭嗣同全集》卷三)在谭嗣同看来，陶渊明不仅不是和平冲澹忘怀政治之士，而且对政治特别热心，倘能居高位，“必铮铮以烈鸣矣”。谭嗣同评陶，明显带有维新派的观念特征，表现出排除“世人”成见的强烈意向，与康有为托古改制的经学研究精神是一致的。

在20世纪初叶，王国维即已接触并吸取了西方美学理论，并能将其融入他的小说研究和诗词曲研究中。他的《人间词话》即体现了继承并改造中国传统诗词评论的努力。其中所提出的“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隔与不隔”等命题，皆独辟蹊径，有异于古代的诗词评论。在王国维的论述中，陶渊明成为重要对象。如认为陶渊明《饮酒》诗其五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二句为“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今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耳”。在王国维看来，写“有我之境”容易，写“无我之境”却极难;在非常难的条件下，陶渊明却能做到。又如他认为陶诗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写景如此，方为不隔”。王国维对陶渊明的为人和作品给予评价，认为“屈子(原)之后，文学上之雄者，渊明其尤也。韦、柳之视渊明，其如刘、贾之视屈子乎”(《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380页)!可见陶渊明在王国维构筑其美学理论体系时所起的重要作用。然而，运用近代观念和方法第一个全面论述陶渊明的，当首推梁启超。梁启超《陶渊明》一书出版于1923年，包括《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陶渊明年谱》《陶渊明考证》三部分。其中包括传统的研究方法(《年谱》《考证》)，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梁氏提出陶渊明56岁说，即是一种新见)。但更重要的是在传统领域之外，作了新的开拓，如论陶诗的“文艺及品格”，其视角就完全不同于千百年来的陶学。作者多角度、多方面地分析了渊明的为人及其作品，认为“古代作家能够在作品中把他的个性活现出来的，屈原以后，我便数陶渊明”。判断一个文学家的个性，首先要“不共”，即“要他的作品完全脱离模仿的套调，不是能和别人共有”。第二，要“真”，即“要绝无一点矫揉雕饰，把作者的实感赤裸裸地全盘表现”。据此，梁氏认为：“唐以前的诗人，真能把他的个性整个端出来和我们相接触的，只有阮步兵和陶彭泽两个人;而陶尤为甘脆鲜明，所以我最崇拜他，而且大着胆批评他。”关于陶渊明的人格，梁启超着墨较多，他指出：“第一须知他是一位极热烈极有豪气的人”，“第二须知他是一位缠绵悱恻最多情的人”，“第三须知他是一位极严正——道德责任心极重的人”。论及陶渊明的身分，梁启超说：“老实说他不过是庐山底下一位赤贫的农民。”(同上书10页)在梁启超看来，“‘辛苦无此比，常有好容颜’这两句话，可算得他老先生自画‘行乐图’……他的快乐不是从安逸得来，完全从勤劳得来”(同上书第5页)。因此“渊明是‘农村美’的化身，所以他写农村生活，真是入妙”。梁启超从陶渊明人品和作品，进而探讨其“自然”人生观，“他的文艺只是‘自然’的体现”。综观《陶渊明》一书，特点在于吸收了“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中形成的新的观念和方法，较为系统地运用到陶渊明研究领域，体现出近代的研究性格和研究方式。

鲁迅在讲演和杂文中，多次论及陶渊明。1927年8月广州所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讲演中，论及东晋的思想时说：“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又说：“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之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方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为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鲁迅所谓“别一种方法”，大约是指不能简单地将陶渊明理解为“超于尘世”的人物，陶渊明自有其作为世俗人物的思想和生活的一方面。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论及陶渊明作品特点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别开生面。他说：“陶潜的诗在六朝文学史上可算得一大革命。他把建安以后的一切辞赋化，骈偶化，古典化的恶习都扫除得干干净净……他的环境是产生平民文学的环境; 而他的学问思想却又能提高他的作品的意境。故他的意境是哲学家的意境，而他的言语却是民间的言语。他的哲学又是他实地经验过来的，平生实行的自然主义，并不像孙绰、支遁一般人只供挥麈清谈的口头玄理。所以他尽管做田家语，而处处有高远的意境;尽管做哲理诗，而不失为平民的诗人。”^①胡适以白话为正宗的角度肯定了陶诗是六朝诗史上“一大革命”，说陶渊明是“平民诗人”，这是与五四时期反对“贵族文学”，提倡“平民文学”潮流相一致，体现了近代文学的新观念。至于说陶诗的“高远的境界”等，这些评价却不能算是新见。又，胡适在肯定陶渊明的同时，否定古文、骈文，不免表现出偏激的态度，这是他过分强调白话文学的结果。20世纪前20年，也有一些学者以传统的方法，在陶渊明研究方面做出一定成绩。如古直的《陶靖节年谱》(中华书局1926)、傅东华《陶渊明年谱》(商务印书馆1927)等，对陶渊明生平事迹作了重新梳理，得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如古直提出的52岁新说等等。

陈寅恪于1945年撰写的《陶渊明的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以陶渊明的《形·影·神》诗论证陶渊明的“新自然说”;而“新自然说的要旨在委运任化”。作者认为“运化亦自然也，既随顺自然，与自然混同，则认己身亦自然之一部，而不须更别求腾化之术，如主旧自然所为也。但此委运任化，混同自然之旨自不可谓其非自然说，斯所以别称之为新自然说也”。陈寅恪又撰有《桃花源记旁证》一文，考证陶渊明创作该篇之本事甚详，其“要点”为：“(甲)真实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乙)真实之桃花源居人先世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赢秦。(丙)《桃花源记》记实之部分，乃依据义熙十三年春夏间刘裕率师入关时戴延之等所见之材料而作成。(丁)《桃花源记》寓意之部分乃牵连混合刘之入衡山采药故事，并点缀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等语所作成。(戊)陶渊明《拟古》诗之第二首可与《桃花源记》互相印证发明。”(《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第347页)陈氏论陶渊明的思想及考证，文甚辩洽，而其结论则稍冷僻，故后世论者少有从者。

朱光潜于1948年写了关于陶渊明的长篇论文，从多角度论述了陶渊明。该文开头处写道：“大诗人(陶潜)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陶渊明是这个原则的一个典型底例证。正和他的诗一样，他的人格最平淡也最深厚。”^①论及陶渊明一生的生活时，朱光潜用“半农半读”四个字来概括。谈及陶渊明的哲学思想时他指出：“渊明是一位绝顶聪明底人，却不是一个拘守系统底思想家或宗教信徒……假如说他有意要做某一家，我更相信他的儒家倾向性比较大。”谈及陶渊明的感情生活时，朱光潜认为诗人的思想和感情不能分开，诗主要是情感而不是思想的表现。为此，朱光潜指出，陶渊明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他和我们一般人一样，有许多矛盾和冲突;和一切伟大诗人一样，他终于达到调和静穆。我们读他的诗，都欣赏他的“冲澹”，不知道这“冲澹”是从几年辛酸苦闷得来的，他的身世是“饱经忧患……他的诗集满纸都是忧生之嗟。”由此不难看出，朱光潜写于40年代中期的《陶渊明》中所说的“静穆”，乃是诗所达到的一种境界。它对30年代谈艺术的极境时所引的“静穆”说，做了重要补充。30年代朱光潜在论艺术的最高境界时曾说：“古希腊——尤其是古希腊的造型艺术——常使我们觉到这种‘静穆’的风味。‘静穆’是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以说它泯化一切忧喜。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转引自《鲁迅全集》第6册第42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两段谈“静穆”的文字加以对比之后，我们便可看出，1948年朱光潜在《陶渊明》一文中所说的“静穆”的境界，包含着诗人多年痛苦、诸多矛盾，经过多年的涵养才能形成。论及陶渊明的人格涵养和精神时，朱光潜认为，陶渊明打破了现在的界限，也打破了切身利害相关的小天地界限，他的世界中人与物以及人与我的分别都已化除。人我物在一体同仁的状态中各自徜徉自得，如庄子所说的“鱼相忘于江湖”。他把自己的胸襟气韵贯注于外物，使外物的生命更活跃，情趣更丰富，同时也吸收外物的生命与情趣来扩大自己的胸襟气韵。“这种物我回响交流;有如佛家所说底‘千灯相照’，互相增辉。所以无论是微云孤岛，时雨景风，或是南阜斜川，新苗秋菊，都到手成文，触目成趣”。关于陶渊明的艺术风格，朱光潜在吸收前人论点的基础上，把陶渊明的艺术成就提高到“化境”的高度。他说：“总合各家的评语来说，陶诗的特点在平、淡、枯、质，又在奇、美、腴、绮。这两组恰恰相反的性质如何能调和在一起呢?把他们调和在一起，正是陶诗的奇迹; 正如他在性格方面把许多不同底性质调和在一起，是同样的奇迹。”(同上书第375页)朱光潜上述这段话，不仅高度概括出陶诗的风格特点，同时再次说明“风格即是人”的这一真理。朱光潜以诗人的笔触，美学家、哲学家的眼光，审视陶渊明及其创作;深入分析了陶渊明的思想、情感生活、人格与风格，其论点皆有史料为依凭，故所谈均极切实，令人信服。朱光潜先生谙熟西方现代美学及文艺心理学，又对中国传统文论有较深修养，故能较真切地把握、阐明陶渊明的诸多方面特征，所取得的成就相当突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陶渊明曾有过两次有一定规模的讨论。第一次讨论由张芝(李长之)的《陶渊明传论》引起。该书1953年由棠棣出版社出版。此书由两大部分组成：其一，陶渊明的两个先辈——陶侃和孟嘉;其二，陶渊明的一生及其作品。书的后面还附有《陶渊明论》文章一篇。该书出版不久，便引发了全国性的陶渊明大讨论。时间从1954年延续到1957年。首先写文章批评张芝《陶渊明传论》的是阎简弼。他认为张芝论证陶渊明不忠于晋室，是因为其曾祖陶侃和外祖孟嘉都不忠于晋室的缘故。在阎氏看来“从人的血缘关系上判断人的思想和行为，是不科学的”，也即是错误的(《读〈陶渊明传论〉》，《光明日报》1954年6月7日)。阎氏对张芝的批评，乃属于学术商榷性质。接着易润芝写文章，不仅同意阎简弼的观点，而且由批评张芝论证方式进而否定 《陶渊明传论》全书，再进而上纲到“毒害”读者，“后果”不良的高度，从学术讨论开始发展到政治批评的轨道。但随着讨论的深入，气氛也随之转向平和。这次讨论尽管涉及的问题不够多，也未能深入下去，但还是有一些收获的，至少表现在试用唯物史观分析古代作家与作品上。

关于陶渊明的第二次大讨论始于1958年12月至1960年3月。当时的历史背景是：1957年开展反“右派”斗争，次年运动仍在继续;上层建筑领域内于1958年春开展了教育大革命;夏秋发展为高校的拔“白旗”运动;陈伯达于1958年夏，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厚今薄古》的文章。在上述大背景下，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二年级二班学生写出《陶渊明基本上是反现实主义诗人》(《光明日报》1958年12月21日《文学遗产》专刊)的文章，认为“陶渊明所处的是一个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空前尖锐的时代，广大的北中国人民处于异族统治之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南中国人民“在战乱、剥削的压榨之下流离死亡，终于爆发了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然而陶诗并没有反映出这一历史面貌……所以我们说陶诗基本上是反现实主义的”。此外他们还认为陶渊明的“《劝农》诗，是一组反动的说教诗”。《文学遗产》编辑部在发表此文的同一版上，还刊出了北师大中文系教师郭豫衡的《陶渊明评价的几个问题》。作为讨论双方对立的一方，郭文驳中文系二年二班学生的观点同时，本身也夹杂着某些“左”的观点，例如认为“就全部作品看，写地主阶级悠闲生活太多，写农民的痛苦生活太少”。代表相反观点的文章为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写的《试论陶渊明的作品及其影响》、曹道衡的《再论陶渊明思想及其创作》。关于归隐，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认为，当时政治黑暗，“他的归隐是对官场的否定”。关于陶渊明是否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曹道衡持肯定态度：“在他的作品中是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阶级矛盾的。”关于描写风景，特别是田园景色的诗，往往被古今某些论者所否定。曹道衡认为：“这些诗本身并不坏……也寄托了作者的志趣。”“还能够给读者以美感享受。”两次关于陶渊明的大讨论，陶学研究者的积极参与是空前的。仅以第二次讨论而言，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辑部“收到论文251篇，约124万多字”，上述代表性论文均已收录在《陶渊明讨论集》中。在讨论中，大家对陶渊明所处的时代，以及他的家庭、生活、作品、艺术风格、文学史上所占的地位、对后代影响等都涉及到了，而且达到了一定的深度，收获不小。在讨论中，也暴露出一些以简单化的“阶级分析”来生硬地对待陶渊明这样一位优秀古代诗人的倾向，显示出机械唯物论的局限性。此外，本阶段在有关陶渊明研究的资料编辑方面，也有进展。其代表性成果是《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陶渊明卷》。此书由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两校中文系师生合编;上册收集自南朝刘宋直至“现代”的历代有关陶渊明的史料记载，以及评陶文摘、诗论、语录、及文章片断;下卷以陶渊明作品为纲，收录历代有关作品的评论。该书由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陶学研究做出巨大贡献的应特别推出两位著名学者：一为王瑶，一为逯钦立。他们编的《陶渊明集》已见前述。逯钦立研究陶渊明成就，主要反映在《汉魏六朝文学论集》中。该书共分三编，研陶论文就占一编。文集中所收五篇文章，均属多年校注陶集的研究心得。特别是《读陶管见》，分为12个小题目，较为集中地体现了逯钦立对陶渊明研究的基本观点。此篇长文写于两次关于陶渊明大讨论之后，对讨论中未解决好和未触及到的问题，时有创见。此外，逯钦立在《〈洛神赋〉与〈闲情赋〉》《钟嵘〈诗品〉丛考》等文章中，都提出了新颖的论点。

进入20世纪80年代，陶渊明的研究出现了兴盛的局面，论文上千篇，研究著作、各类校注数十种。在学术观念和方法多元化的大背景下，陶渊明研究也呈多彩化、个性化的趋势。从哲学角度研究陶渊明，是这个时期的突出特点。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用较多篇幅论述陶渊明受玄学影响，认为玄学发展虽有不同阶段，玄学名士的人生取向也各自不同，但是，从玄学的基本品格而言，它在人生态度、人生目的上还是有一个基本要求的，那便是从一种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达到物我一体、心与道冥的人生境界。这种人生境界，《金谷集》的名士们与兰亭修禊的名士们，均未能达到，只有陶渊明达到了。在中国文化史上，陶渊明是第一位心境与物境冥一的人。他成了自然间的一员，不是旁观者，不是欣赏者，更不是占有者。山川田园，就在他的生活之中，自然而然地存在于他的喜怒哀乐里。同时，罗宗强又认为，陶渊明委运任化，达到与自然泯一的人生境界，只是暂时的，存于一段时间里。为什么他不能做到终生如此?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他心中纠结着一个未能免俗的情绪。陶渊明有过抱负，有过与时冥会的想法，并因此而入仕。这一点已足证明，他并不始终持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如果彻底地与自然泯一，彻底地委运任化，他心境应该是始终平静的;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陶渊明的内心始终纠缠着一个世俗的情结，他之所以能在一个短时间内实行委任运化的人生态度，达到与自然泯一的人生境界，靠的主要是儒家的思想力量。陶渊明的思想实质属儒家。他信守的是儒家的道德准则，安于贫困。除了儒家君子固穷的思想力量之外，还有佛家般若思想的信念在支撑着他。论及陶渊明在玄学史上的地位，罗宗强认为，玄学思想起来之后，从嵇康、阮籍到西晋名士与东晋名士，他们都在寻找玄学人生观的种种实现方式，但是他们都失败了。他们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能找到化解世俗情结的力量;然而陶渊明找到了，他至少证明，玄学人生观不具备实践性的品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为玄学人生观画了一个句号。袁行霈的《陶渊明研究》在论及陶渊明的哲学思维时说：哲学思维、科学思维和诗(艺术)的思维，是人类三种既相关又不同的思维方式。诗的思维富于联想和想象，是具象的、感性的，而且常常是跳跃的、片断的，本不大适合于作哲学的思考，然而陶渊明巧妙地把两者融合在一起。他的思考在当时支持他不与腐朽的上层社会同流合污，躬耕于庐山之下，干干净净地度过一生。钟优民《陶渊明论集》在谈及陶渊明思想渊源时指出，我们既不能同意源于儒家、或源于道家、源于佛家类的简单概括，也不满足于“援儒入道”、“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净化”之类的抽象总结。考察陶渊明的作品，在哲学思想上对他影响最深的当首推司马迁。此说虽未得到陶学界的认同，但仍不失为一家之言。丁永忠《陶诗佛音辨》指出，凡研治陶渊明诗文乃至整个东晋南北朝文学者，都应清楚地意识到，有晋一代的学术思想主流乃是取老庄为面目，而以佛学为指归的玄学化佛教(亦即“佛教玄学”)哲学。因此，中国文学史家所常称的过江以后，“玄风大扇，老庄盛行”，实应理解为“慧风大扇，佛老(庄)盛行”才对;否则，我们终将陷入混释为老、认佛为玄的误区不可。在丁永忠看来，陶渊明思想创作都有佛教思想。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陶渊明年谱，其中较有特色的似属邓安生的《陶渊明年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1991)，该书的突出特点为陶渊明五十九岁说。龚斌的《陶渊明校笺》和罗宗强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二书，均采用邓安生的59岁说。袁行霈在《陶渊明研究》一书中，刊有《陶渊明年谱汇考》《陶渊明享年考辨》，力主渊明享年76岁说。对76岁说，先有魏正申在1997年第1期《江西社会科学》上刊文驳之于前，后有邓安生、李文初在《文学遗产》1998年第2期商榷于后。在这个时期，对陶学研究做出较大贡献的，还有陈忠主编的《九江师专学报》。该学报从1984年起在全国高校学报中独自开辟“陶渊明研究”专栏，发表相关研究论文、动态资料、陶学研究评论等，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注释

① 130—131页,上海海新月书店1928年版。① 朱光潜文见《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第385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