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文献·魏晋南北朝文论研究文献·《文赋》与《诗品》·《文赋》的贡献
1.艺术构思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比较全面地描述文学创作的艺术构思问题，陆机《文赋》是第一篇。这个问题的提出，明确地把艺术创作与一般文史论著区分开来，明确地突出了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促使了南朝文学观念的日益成熟。这一点，已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并给予多方面的阐释。比较重要的论文是牟世金《〈文赋〉的主要贡献何在》。该文结合两汉至陆机当时文坛的实际情况来考察陆机对于当时及后世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贡献。陆机承继建安文学的发展，提出了“缘情”说，《文赋》全赋都强调“吟咏情性”，这就正是“摈落六艺”。这样强调“缘情”，就坚持和推动了文学艺术发展的新方向，有力地抵制了当时用儒家思想来反对文学艺术的历史逆流。谈到《文赋》的艺术构思问题，往往还涉及到对于“意”的理解。《文赋》中多次提到“意”，例如：“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又如：“辞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又如：“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遗言也贵妍。”又如：“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适。”“心牢落而无偶，意徘徊而不能揥。”“意”有时与“物”对举，有时又与“辞”对举，有时又与“心”对举，有时又与“文”对举。所以，郭绍虞先生和周振甫先生都认为，“意”有文思的意思，是与构思相关联。郭先生从广义上推究“文意”的三重解释：第一种是意义之意，这是最简单也是最基本的。第二种是指通过构思形成的“意”。第三种是指结合思想倾向性的意。他认为：“《文赋》中所特别强调的，正是第二种的‘意’。《文赋序》开头便说：‘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他从古人作品中体会他如何用心，所以《文赋》中所讨论的不外是构思的问题。他是以构思为中心而贯穿到意和辞两方面的。‘选义按部’是意的问题，‘考辞就班’是辞的问题。如何选，如何考，就通过构思的作用了。通过构思作用而选义和考辞也就统一起来了……因此《文赋》中所讲到的‘意’，应指这一种‘意——即意和辞通过构思而统一的‘意’。”(《文学评论》1961年4期)周振甫《谈陆机〈文赋〉》也阐述了近似的看法。他认为：“《文赋》的序里说：‘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意是文思，物是事物，文思跟物不相称，作品又跟不上文思。”(《文艺报》1961年7期)钱锺书《管锥编》则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意”，即“意”不仅限于构思。他说：“按‘意’内而‘物’外，‘文’者，发乎内而著于外，宣内以象外，能逮意即能‘称物’，内外通而意物合矣。‘意’、‘文’、‘物’三者析言之，其理犹墨子之以‘举’、‘名’、‘实’三事并列而共贯也。《墨子·经》上：‘举，拟实也。’《经说》上：‘告，以之名举彼实也。’《小取》：‘以名举实，以词抒意。’《文心雕龙·熔裁》以‘情’、‘事’、‘辞’为三准，《物色》言‘情以物迁，辞以情发’。陆贽《奉天论赦书事条状》：‘言必顾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越逾。’均同此理。”周汝昌《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一文也关注到了《文赋》中“情”与“物”关系的问题。他说，“情”被“物”感化之后，“情”就进而形成为一种“状态”，作者所写，就是此情。作者如何写“情”?要通过事物形象来体现，而不能只凭空直说。所以这时“情”“物”已成为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创作素材了。“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所指疑即近此一种“情”“物”关系(《文史哲》1963年2期)。
2.缘情说
“诗缘情而绮靡”，这一论点的提出，与中国诗歌开山纲领“言志说”遥相呼应，形成中国古代传统的两大文学思潮，影响极为久远。朱自清先生有《诗言志辨》，裴斐先生继之为《诗缘情辨》，均有深入系统的阐发。周汝昌《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一文指出，历代许多人对“缘情”、“绮靡”词义的注释是对陆机本义曲解。周文结合陆机作品进行分析，认为陆机的“情”似是泛指感情的“性能”或“状态”，即古人所谓“性”或“心”，绝对不是“风情”，“闲情”，“色情”的情。周振甫先生对《文心雕龙》中“绮靡”一词的用例进行考察，认为李善《文选·文赋》注所云“绮靡，精妙之言”才是正确的。“绮”，本义是指一种素白色的织纹的缯，《汉书》注：“即今所谓细绫也。”而《方言》说：“东齐言布帛之细者曰‘绫’，秦晋曰‘靡’。”郭注：“靡，细好也。”可见，“绮靡”连文，实是同义复词，本义为细好。
3.文体分类及其他
《文赋》的文体分类、《文赋》论文学作品的形象化问题，甚至山水文学与《文赋》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都曾展开过讨论。比如文体分类，《典论·论文》将文体分为4类，而《文赋》则分成10类，即：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并逐一阐发其特点。东晋以后有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等踵事增华，至刘勰《文心雕龙》乃集其大成，将文体分成33类，如果再加上《辨骚》篇所论述的“骚”体，则为34类。而六朝文体分类又是文学走向独立的重要一步。
范宁《陆机〈文赋〉与山水文学》论及《文赋》与山水文学兴起的关系问题。他认为，陆机《文赋》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陆机的叹逝，带有魏晋时人伤感的特殊色彩，当时郭璞等人《游仙诗》的内容和《文赋》所描摹的新的创作方法及路线的符合，证实了陆机对于文学史发展的必然性之了解上的卓识。而这种《游仙诗》实在就是山水文学的滥觞。《文赋》“遵四时以叹逝”四句，实在是山水文学最初的也是最高的理论(载《国文月刊》第66期，1948年4月)。郭绍虞《关于〈文赋〉的评价》指出：“《文赋》首先提到文学作品形象化的问题，这就是文学理论上一个重要的贡献”(《文学评论》1963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