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的内容·中唐诗歌·大历诗风
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深重的苦难，无论开元时代的老诗人杜甫还是成长于动乱中的年轻诗人们，经历沧桑之变，饱受流离之苦，诗歌创作都不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杜甫以悲天悯人的情怀，记录了广大人民在那个战乱岁月中遭受的痛苦，同时也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下展示了个人的命运，这深厚的情感内容加丰富的艺术积累让他晚年的创作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为他赢得了“诗圣”的地位，他的诗也赢得了“诗史”的荣誉。而年轻一辈诗人，由于过早地体验人生的悲剧性，在心理成熟的年龄不仅形成异于他们前辈的社会认识，也形成他们独特的人生观和生活态度。战后社会环境的全面恶化，政治局势的变幻莫测，物质生活的持续匮乏，使他们刚从噩梦中醒来，又跌落在一个空虚的现实里，心灵充满无尽的忧伤。战后的现实直接影响到诗人的心态，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审美趣味和创作风貌①。
就整体而言，大历诗是盛唐向中唐转变的中介。它既是盛唐的延续，又是中唐的先声。大历诗人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口号，使人很容易把握其创作特征，他们的艺术追求体现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只要比较一下编成于天宝十二年(753)的《河岳英灵集》和编成于大历十四年(779)的《中兴间气集》两个选本，我们就会发现，短短二十几年间，唐诗已不动声色地完成了由盛唐向中唐的过渡。对社会生活的态度由浪漫变得现实，对诗歌的趣味“移风骨之赏于情致”(胡震亨《唐音癸签》)，对诗体的好尚由古体转向近体，题材选择由表达理想、感兴咏怀转向日常生活、身边琐事②。到大历五年(770)杜甫去世，开元盛世的著名诗人已凋零至尽，另一批在战乱中成长此时步入中年的诗人成了诗坛的活跃人物。这些诗人根据他们的身份与活动范围，明显可以划分为三个群体，即地方官诗人、台阁诗人和方外诗人。在安史之乱中，大家都一样面对战争问题或在战乱中流离。叛乱平定后，政治局势由全国战乱向地区性战乱转变，诗人们因生活在不同地域，面对不同的生活环境，诗歌处理的内容、处理的方式以及诗歌的功能就发生了分化。地方官诗风、台阁诗风和方外诗风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各自发展，形成鼎足三分之势。其中台阁诗人在大历初入朝，其创作适应了战乱初平朝野上下苟安休息的心理氛围和送往迎来的交际需求，在当时格外有影响，后人论“大历体”也总是以这批诗人为代表③。
代宗在位(762—779)初，叛乱甫平，尽管社会矛盾重重，内外交困，但八年战乱的平息，毕竟给朝野上下带来胜利的狂喜，使人暂时忘却藩镇割据、宦官专政、财政窘匮等现实问题，而沉浸于“中兴”的幻觉中。正是在这个时候，以“大历十才子”为首的一批地位不高但富有才情的新进诗人入仕朝廷，作为中兴升平的歌手登上诗坛。据姚合《极玄集》记载，他们是钱起、卢纶、韩翃、李端、耿𣲗、崔峒、司空曙、苗发、夏侯审、吉中孚。另外，郎士元虽未列名其中，也是同一流人物。他们日常的创作活动从李肇《唐国史补》卷上载驸马郭暧盛集文士、即席赋诗的情形可见一斑。饯送是他们最擅长的题材，钱起、郎士元的送行诗竟成了一种装饰，“自丞相以下，更出作牧，二公无诗祖饯，时论鄙之”(《中兴间气集》)。这批诗人都有良好的艺术修养，擅长近体诗的写作，风格清空闲雅，韵律和谐流利，在技巧上颇为成熟。其中成就较高的是钱起、卢纶、韩翃、李端、郎士元。
钱起曾与隐居终南山的前辈诗人王维过从甚密，他的诗歌无论写山林隐逸之情的主题取向，或是“体格新奇，理致清赡”的诗风，都与王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其《蓝田溪杂咏二十二首》明显有模拟王维《辋川集》的痕迹。然而钱起与王维终究有很大的不同，他的古诗不如王维自然平淡，而显得较为雕琢。如《登胜果寺南楼雨中望严协律》一诗，文字都很平常，但用法、搭配和造句却别出心裁，非常雕琢，与盛唐古诗的质朴浑厚相比，显出一点尖新的味道。他的近体作品以五律见长，非常讲究遣词造句的精致，有一种玲珑剔透的工艺美。如“星影低惊鹊，虫声傍旅衣”(《秋夜梁七兵曹同宿》)、“碧空河色浅，红叶露声虚”(《秋夜寄张韦二主簿》)、“秋日翻荷影，晴光脆柳丝”(《秋夕与梁锽文宴》)、“带竹新泉冷，穿花片月深”(《春夜过长孙绎别业》) 这样的诗句，无论是取意的空灵，造语的雅洁，在盛唐诗中都是不多见的。其中流露的一种幽冷而不安的心境，传达出诗人对生活的独特感受。正像他那首著名的《归雁》所渲染出的凄清哀怨的情调，都出自特定时代的生存体验。
卢纶诗在十才子中稍具浑雄之气，而且能作富有气势的长篇歌行，《送张郎中还蜀歌》《慈恩寺石磬歌》《萧常侍瘿柏亭歌》都写得气力充沛，虎虎有神。特别是《腊月观咸宁王部曲娑勒擒豹歌》前半部，惊心动魄，极富戏剧性。在整个擒豹过程中，诗人对勇士搏击的场面只一笔带过，而着意渲染事前事后、场内场外的紧张气氛，使通篇作品有声有色，扣人心弦。由于诗人居军幕多年，熟悉戎马生活并深有体验，集中写边塞与军事题材的作品出手不凡。像“阵合龙蛇动，军移草木闲”(《送韩都护还边》)、“枕戈眠古戍，吹角立繁霜”(《代员将军罢战后归旧里赠朔北故人》)、“猎声云外响，战血雨中腥”(《送颜推官游银夏谒韩大夫》)等句，都绝不是凭空想象所能写出的。他边塞诗的代表作《和张仆射塞下曲》之三更是广为传诵的名篇。卢纶诗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赋予艺术化的表现，因而富于人情味，如“两行灯下泪，一纸岭南书”(《夜中得循州赵司马侍郎书因寄回使》)、“衰颜重喜归乡国，身贱多惭问姓名”(《至德中途中书事却寄李》)。 他也善于将一些生活小景写得饶有情趣，如写送行：“送客随岸行，行人出帆立。”(《送吉中孚校书归楚州旧山》)何等生动! 又如写水路航行：“估客昼眠知浪静，舟人夜语觉潮生。”(《晚次鄂州》)诗人竟能在单调乏味的航行中捕捉到如此平常而又有诗意的镜头，多么敏锐而有艺术感受力!但卢纶的诗史意义却不在这方面。古代批评家已注意到，卢纶诗多用口语，集中有一些立意遣词都很浅俗的作品。许学夷曾说：“五言古如杜子美《石壕吏》等，正是古拙。若卢纶《与张擢对酌》诗，读之诚欲呕吐。”(《诗源辨体》卷二)《王评事驸马花烛诗》有“一人女婿万人怜，一夜稠疏抵百年”、“人主人臣是亲家，千秋万岁保荣华”之句，王渔洋举“唐绝句有最可笑者”，首列此诗，谓“当日如何下笔，后世如何竟传，殆不可晓”(《唐人万首绝句选》)。《四库提要》卷一八六《御览诗》提要也指斥此诗与《送道士》“皆颇涉俗格”。陆游跋《御览诗》，引《卢纶墓碑》云：“元和中，章武皇帝命侍臣采诗第名家，得三百一十篇，公之章句，奏御者居十之一。”①联系到宪宗曾诏中书舍人张仲素访卢纶遗文，文宗也遣中使令卢纶后人进其遗集的轶事来看，卢纶诗身后颇受君主的喜爱，而君主的兴趣似乎正与那些俚俗之作相联系。不难想见，这种钦定的趣味必然在社会上产生影响，由此我们找到了“元轻白俗”的风格渊源①。
韩翃与李端都是富于才情、文思敏捷的诗人，代表着十才子“兴致繁富” 的一面②。他们两人的才能比较全面，能自如地驾驭各种诗体。他们的七言歌行在大历诗人中值得重视，韩翃的《送孙泼赴云中》气势雄健，有李颀、崔颢遗风;李端的《胡腾儿》敏感地关注到陇右沦陷的重大事件，都是大历诗中不可多得的佳作。两家近体之作，韩翃兴致繁富，风格洗练，李端情真意挚，朴素动人，在艺术上各有独到。两家的绝句更为历代唐诗选本所青睐。韩翃诗总体上带有鲜明的装饰风格，是盛唐之音的残余，在崇尚清新明快的大历时代有点不合时宜，被新进年少目为“恶诗”，而那高华富丽中也明显有虚假矫饰的成分，成为盛唐之音无奈的尾声③。十才子的其他诗人，或存诗不多，或偏工一体，成就较上述几位诗人稍逊一筹。但他们也各有特点，写过些优秀的篇章。 司空曙、耿𣲗、崔峒都专攻近体，长于言情，司空曙的五律《云阳馆与韩绅卿宿别》《喜外弟卢纶见宿》是大历诗中最出色的名篇之一。郎士元虽不列名于十才子，但在当时与钱起并称为“钱郎”。他的得名与饯送有关，今集中所存诗也以送行居多，有浓厚的应酬习气。写得较好的是《送李将军赴定州》，但其作品每有拙字累句，与他的名气很不相称。
安史之乱及乱平后的藩镇割据，将士人的仕宦限定在南方地区。一批著名诗人包括刘长卿、韦应物、元结、戴叔伦、李嘉祐、戎昱、独孤及和张继等，或以流贬，或以游宦，相继来到江南，留下长年任州县官员或幕府僚属的经历。这经历不仅让他们深入到国运攸关的财经活动中，对战后民生凋敝的苦难现实有深切的感受，同时也让他们接触到一个新的文化地理环境。安逸的生活，与当地隐士、僧侣诗人的交往，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平和的心境与恬淡的情趣，形成大历诗风的别调。唐德宗贞元以后，狂放通脱的马祖禅盛行于江南，它追求自然适意的作风赢得僧俗的一致喜爱，对地方官诗人晚年的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①。
在地方官诗人中，刘长卿与韦应物是大历时期仅有的两个能在诗史上开宗立派的名家。就诗史意义而言，刘长卿尤其显得重要。他的创作一方面保留着盛唐的范式，一方面又最显著地体现出大历诗风的主要特征，他的诗中清楚地显示出盛唐诗向大历诗转变的轨迹②。胡应麟称刘长卿“自成中唐，与盛唐分道”(《诗薮》内编卷五)，盖有以也。刘长卿早年的诗作所表达的主要是久试不第的举子常有的希冀与失望交织的心态。他的性格似乎天生就带有浓重的悲观色彩，即使是青年时代的作品也见不到盛唐人惯有的那种慷慨意气，预示了他日后诗歌创作总体的情绪基调。乱中饱经流离，他的笔一再触及战后民生凋敝的惨淡现实。出仕后因“刚而犯上”，两遭贬谪，愤慨地写下一系列诗作，控诉“地远明君弃，天高酷吏欺”(《初贬南巴至鄱阳题李嘉祐江亭》)的黑暗现实，为唐诗中仅见。他早年的诗有很单纯的描述倾向，晚年愈益转向主观性的情绪表达，诗中的情绪表现总是以粗线条、类型化的定势出现。“愁”、“悲”、“怜”、“惆怅”、“寂寞”等直接表达情绪的词语泛滥于诗中，使他的抒情方式明显具有写意的特征。在主体情感被突出、被强化地表达的同时，客观事象、物态都丧失了它们的本体性存在，成为程式化的东西。他最频繁地使用的意象，如“芳草”、“白云”、“青山”、“夕阳”、“潮水”之类，在诗中的功能，象征性、隐喻性远大于描述性、写实性，与表情词语一起构成清晰的风格印象，使人提起刘长卿就回味起那暮色和秋意中的萧瑟情调①，但代价则是丧失了直觉的新鲜感。刘长卿诗之所以给人“十首以上，大体雷同”(《中兴间气集》)的感觉，原因就在这里②。刘长卿自称“五言长城”，但他早年的长篇五古五律明显功力不足，结构上时有破绽。中年以后转以律绝为主，技巧也磨炼得精纯圆熟，而七律则是他在艺术上贡献最大的诗体，像《送严士元》《长沙过贾谊宅》《登余干古县城》《青溪口送人归岳州》等篇情调安详，视野开阔，景象鲜明而浑融，语言洗练而流畅，在盛唐的精工高华之外别创一种清空流畅的风格。
韦应物少以门庇授御前侍卫，对唐王朝今昔盛衰的对比有最深切的体认。《骊山行》《温泉行》《逢杨开府》《燕李录事》《酬郑户曹骊山感怀》等一系列作品追怀盛世、不胜俯仰今昔之感，构成大历诗最令人伤感的一个主题。而他行藏不定的一生，经历了由积极进取到消沉失望，再到满足安逸的精神历程，交织着仕隐的矛盾，《寄李儋元锡》“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一联，典型地表现了那个时代地方官诗人的矛盾心情。在苏州刺史任上作的《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更在中国古典诗歌里开辟了一个新的类型——郡斋诗③。韦应物掌握诗体的能力比较全面，既娴于长篇歌行，也擅长短篇律绝，像七绝《滁州西涧》的幽寂情调和闲淡的笔触都是唐诗中很少见的。但他最为人推崇的还是五言作品，白居易就称其“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并说：“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 ”(《与元九书》)韦应物在人格、艺术理想上倾慕陶渊明，诗歌技巧则吸收了谢灵运、谢脁的优点，从而形成气貌清朗温润、意境淡远超逸、语言洗练自然、节奏舒缓不迫的风格特点。宋代苏东坡将他与柳宗元并称，明代以后诗论家普遍以平淡来概括韦柳诗风，而所谓平淡也从一般的风格内涵、审美趣味向审美理想的层次升华，被后人视为清淡诗派在风格上的集大成者①。
戴叔伦、戎昱、李嘉祐几位诗人无论生平经历与诗歌创作倾向都很接近。由于长期任州县令长之职，对战争给广大农村经济造成的破坏，给人民带来的沉重苦难有深刻的体认，所以他们诗中最真切地反映了安史之乱中及乱后民不聊生的悲惨情景，成为杜甫人道主义精神与批判现实的传统的继承者。戎昱 《苦哉行》组诗讽刺唐肃宗借回纥兵平叛的策略，不同于杜甫各篇独立的“三吏”、“三别”，形式上是个创新。戴叔伦的《女耕田行》从一个独特的侧面向人们提出了战争破坏农村经济、戕害人民幸福的重大社会问题。它们继承杜甫的传统，进一步推动了新题乐府的创作，与元结的乐府作品同为中唐新乐府创作的前驱。他们的诗中还涉及了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倾吐了与国运休戚相关的情怀。三位诗人的艺术造诣各有不同：戴叔伦才能较全面，而以五律、绝句最为见长。李嘉祐诗风格清丽，时有齐梁余韵，但很少用典，而极力发挥景物描写的表情功能。其七律结构完整，笔调闲雅，遣词造句和对仗都达到很成熟的境地。戎昱诗多直抒胸臆，气骨刚健，但才力稍弱，造语时有疵累，以至严羽认为他在同时代为最下。然而戎昱诗的慷慨任气，在大历诗中独具个性特色。
大历诗坛还涌现一批方外诗人，如诗僧灵一、皎然、灵澈，道士吴筠、韦渠牟、李季兰，隐士秦系等，这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②。但他们的创作整体成就不高，不能与前两个群体分庭抗礼。总体来说，大历贞元时期是个没有理想，缺乏激情，创造力贫乏的时代，虽然活跃着众多的诗人，却没有第一流作家，许多诗人仅以一二名篇留名诗史，如张继以《枫桥夜泊》闻名，就是典型的例子。后人对大历诗的评价也不高，因为它的缺陷非常明显：首先是群体倾向鲜明而个性色彩黯淡，其次是体制欠宏阔，取材偏狭窄，意象陈熟雷同也是大历诗的通病。但大历诗以细腻深刻的抒情语言开掘了情感表现的深度，以纯熟的结构与意象营造发展了律诗的技巧，以洗练流畅的语言风格在盛唐的精工高华之外另辟一种清空闲雅的境界，至于题材的日常化，艺术表现的纪实化，则将杜甫诗中露出的苗头发扬光大，演成中唐诗中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倾向。
注释
① 参见程千帆《唐诗鉴赏辞典·前言》,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罗宗强《论大历初至贞元中的文学思想》,《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3期;《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第五章。② 详见蒋寅《从〈河岳英灵集〉到〈中兴间气集〉》,《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③ 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举“大历体”,谓“大历十才子之诗”。①《唐人选唐诗十种》上册第2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① 详见蒋寅《论卢纶诗及其对中唐诗坛的影响》,《文学遗产》1993年第6期。② 葛晓音《诗变于盛衰之际——论“大历十才子”的诗风及其形成》指出,韩翃诗体现了十才子诗风繁富的一面。载《唐代文学》第四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③ 详见蒋寅《韩翃与盛唐之音的终结》,载《程千帆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大历诗人研究》上编《盛唐之音的终结——韩翃》。① 参见赵昌平《“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赵昌平《从王维到皎然——贞元前后诗风演变与禅风转化的关系》,《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第2、3期合刊;又收入《赵昌平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② 详见蒋寅《刘长卿与唐诗范式的演变》,《文学评论》1994年第1期。① 详见储仲君《秋风和夕阳的诗人》,《唐代文学研究》第3辑。② 详见高桥良行《论刘长卿诗的表现》,《中国文学研究》第8期,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会1982年版。③ 详见蒋寅《自成一家之体卓为百代之宗》,《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1期。① 详见马自力《论韦柳诗风》,《中国社会学科》1989年第5期。② 市原亨吉《中唐初期江左的诗僧》(《东方学报》第28期)一文最先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对原因作了初步的探讨,后河内昭圆《〈澈上人文集序〉管窥》(《大谷大学研究年报》26期,1974)以及《关于诗僧灵一》(《文艺论丛》第5、6期,1975、1976)、黄新亮 《禅宗思想的民族化与中晚唐僧诗的繁荣》(《益阳师专学报》1987年第3期)进一步做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