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生于1892年，卒于1978年，出生在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幼年诵读《诗经》、《唐诗三百首》、《千家诗》、《诗品》等书，培育了他最早对诗歌的兴趣。
清朝政府开始进行一些表面的改革以后，他也偶尔有机会接触一些介绍世界大势和民主启蒙的书刊，开拓了胸襟和眼界。在小学和中学时代，郭沫若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如《庄子》、《楚辞》、《史记》、《文选》等，作了较广泛的涉猎，并阅读了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政论文章和林纾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迪和影响，不满黑暗腐败的学校教育，起来反对，3次遭到校方斥退，初步显示出他的叛逆的性格。辛亥革命虽曾给他以短暂兴奋，但政局的混乱不久便为他带来失望和苦闷，使他产生了离开四川向广阔的世界“奋飞”的愿望。
1913年底，郭沫若离国经过朝鲜于第二年年初抵达日本，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1915年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3年毕业后入福冈九洲帝国大学医科。他选择医学是想拿它“来作为对于国家社会的切实贡献”。在日本的生活，使他感受到军国主义的压迫和欺凌。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提出21条不平等条约，郭沫若怀着“冲冠有怒与天齐”的爱国义愤，一度回到上海。
在日本前4年的学习里，他阅读了不少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从泰戈尔、歌德、海涅、惠特曼等人的作品里汲取了多方面的滋养。因为接近泰戈尔、歌德的作品以及荷兰哲学家斯宾诺沙的著作，又使他受到了泛神论思想的影响。当然，作为一个受过近代科学教育的人，不可能真正相信“神”的存在，他自己就明白地表示过：“泛神便是无神。”他的“有些泛神论的倾向”，一方面是因为泛神论思想跟他当时蔑视偶像权威、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精神大体上合拍，另一方面也因为泛神论所提供的“物我无间”的境界，适合于诗人驰骋自己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把宇宙万物拟人化、诗化，视之为有生命的抒情对象。郭沫若之所以赞同“诗人的宇宙观以泛神论为最适宜”这种很不确切的说法，原因也在这里。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给了青年郭沫若以极大的鼓舞。当时流行于日本的欧洲各种新思潮，也使他产生广泛的兴趣。他怀着改造社会的朦胧思想和振兴民族的饱满热情，开始文学活动。还同留日的部分爱国学生一起组织夏社，从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工作。1919年2、3月间，郭沫若写了具有爱国思想的小说《牧羊哀话》。不久，他的新诗开始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宗白华编辑）上发表。从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上半年，是郭沫若诗歌创作最旺盛的时期。1921年诗集《女神》出版，不仅确立了郭沫若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卓越的地位，同时也为中国新诗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和广阔的天地。
1921年7月创造社组成，郭沫若是它的发起人和主要的成员。1921、1922这两年中，郭沫若曾3次回国。国内的黑暗现实，使他对“五四”后祖国弃旧图新的美丽憧憬，以及希望通过个人努力以达到社会进取的愿望，陡然归于破灭；向来为诗人所赞美的大自然，也一变而为寄托其满怀抑郁和无边寂寞的所在。诗集《星空》中那些含着“深沉的苦闷”、借抒写自然以求解脱的诗篇，就是这种思想情绪的明显的反映。
1923年，郭沫若从日本帝国大学医科毕业后回国。继《创造》季刊之后，与郁达夫、成仿吾等合办《创造周报》和《创造日》，经常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作品。这是前期创造社活动的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内，郭沫若的政治思想有了较大的变化和发展。由于受到“二七”运动以后革命形势的激发，他从忧伤和痛苦中奋起。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个性主义的影响，时而流露着用个人的自觉力量击退传统的重压，以争取社会解放的思想；然而诗人的敏感却又使他开始看到“私产制度的束缚”，不仅高呼“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并且指出“唯物史观的见解”是“解决世局的唯一的道路”：“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什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阶级的吗啡、椰子酒。”这种认识自然还不免有点笼统，却也成为可贵的思想因素出现在创作实践里。从那时起，《星空》里那种对自然的抒写消失了，而在《女神》中已表现出来的对工农的赞美则显得更为热烈。作者声称自己不再迷恋“矛盾万端的自然”的“冷脸”，却愿意去“紧握”劳苦人民“伸着的手儿”。作为诗人心灵的写照，《前茅》便是这一变化的鲜明记录。
1924年，《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相继停刊，创造社的几个主要作家如郁达夫、成仿吾均先后离散，创造社前期的活动到此告一段落。郭沫若因为刊物在出版上受到挫折，个人生活又十分窘迫，在思想上产生了一种“进退维谷的苦闷”。这年4月赴日本，通过翻译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使他稍有系统地接触和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尽管这本书有较大缺陷，但在郭沫若思想发展的历程上，的确起过重要的作用。他自己说：“这本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时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彷徨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过去，郭沫若只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怀着茫然的憎恨，而这本书却使他“认识了资本主义之内在的矛盾和它必然的历史的蝉变”，“深信社会生活向共产制度之进行，如百川之朝宗于海，这是必然的路径。”也就在同一年，郭沫若曾赴宜兴调查齐卢之战的战迹。军阀混战的罪恶，人民生活的苦难，使他对充满阶级矛盾的现实有了更深切的认识。
1925年的“五卅”运动标志着革命高潮的到来。这时的郭沫若，在大革命形势的鼓舞和教育下，世界观包括文艺观都有很大的变化。他进一步批判了个性主义。1925年底在《文艺论集》的序文里说：“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是最近一两年之内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总不免有几分佞妄。”他还指出：“要发展个性，大家应得同样地发展个性。要生活自由，大家应得同样的生活自由。”在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中，他在《洪水》半月刊上陆续发表了《穷汉的穷谈》、《共产与共管》、《新国家的创造》等一系列具有强烈的革命倾向和鲜明的阶级观点的文章，有力地回击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歪曲和诬蔑，揭露了他们“在旧式的国家制度之下主张富国强兵以图少数特权阶级的繁荣”的反动实质，主张“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建设公产制度的新国家，以求达到全人类的物质上与精神上的自由解放”。
郭沫若于1926年3月赴广州，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在离沪前后写了《文艺家的觉悟》、《革命与文学》等文，表明他的文艺思想又有新的发展。他在文章里，运用阶级观点，根据文学和革命的关系和文学的社会作用，以正面申说的方式批判了文艺的无目的论和非功利主义的倾向。同时，《革命与文学》一文还以“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的定义，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实际内容。《文艺家的觉悟》一文中也认定：“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写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尽管这两篇文章还有早期革命文学理论所难以避免的那些简单、笼统的缺点，但它们代表了一部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在大革命浪潮推动下的觉醒和进步。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郭沫若投入了战争的洪流，先后担任北伐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当蒋介石叛变革命、杀害革命群众的时候，他在武汉《中央日报》上发表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蒋介石的罪行。指出蒋介石是“一个比吴佩革、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同年，他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在起义军南下途中参加中国共产党。起义军在广东失败后，郭沫若经由香港回到上海，写诗集《恢复》，以“狂暴的音乐”、“鞺鞑的鼙鼓”回答了蒋介石的血腥屠杀。当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在上海掀起的时候，郭沫若是它的积极的参加者和支持者。
1928年以后，郭沫若在日本度过了10年的流亡生活。在这期间，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的古文字学和古代社会历史，论证了中国奴隶社会的存在，有力地驳斥了所谓“唯物史观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谬论，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他还对“左联”东京分盟的活动作了积极的支持。此外，写了自传《我的童年》、《反正前后》、《创造十年》、《北伐途次》等。对于这“海外十年”，周恩来曾指出：这是郭沫若在革命退潮时“保持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的十年。
抗日战争爆发，郭沫若“别妇抛雏”，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并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担任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负责有关抗战的文化宣传工作。在文艺创作方面，写了《战声》、《蜩螗集》等诗集及屈原、虎符等多部历史剧。抗战胜利后，郭沫若坚持了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勇敢地站在运动的前列，创作上也不断地取得新的收获。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除了继续不倦地进行文学活动外，还长期担负着繁重的党和国家的事务，从事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领导工作，为祖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
郭沫若于1978年6月12日逝世。他不仅是现代中国杰出的诗人、作家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他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