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我生于萨里郡一乡绅家庭，从小就喜欢读文学历史书籍。由于体弱多病，我没有像其他孩子一样正常上学。15岁时我进入牛津大学学习，但在14个月中我几乎毫无收益，后因背弃英国国教被校方开除。父亲把我送到洛桑一位私人教师家里，我从漫无边际的阅读走上正轨的受教育轨道，并养成勤勉而节制的生活态度。我初次尝到了爱情的甜蜜，但因父亲不同意，我放弃了与意中人的婚事，终生未娶。
21岁时我回到英国，后随父亲加入地方海防民兵组织。服役结束后，我去意大利游历一年，目睹了罗马的废墟，因此决定了我毕生的事业。几年后我开始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其间我进入英国议会，任议员多年。《罗马帝国衰亡史》前几卷出版成功后，我移居洛桑，安享晚年。
【作品选录】
我一提起早期爱情这个微妙的问题，心里就踌躇，为的是怕别人讥笑。我说爱情这个词，指的不是那种温雅的关切，那种不带希望或打算的豪侠行为，那是产生于骑士精神，并且同法国人的礼貌交织在一起的。我对爱情的理解，是欲望、友谊与温情的结合，经由一位女性激起了火焰，结果选定了她而不属意于其他女子，要求占有她作为我们存在的最高或者唯一的幸福。我在回想我的选择对象时，无需感到惭愧；同时，尽管我的恋爱没有得到成功，我还是因为曾经具有那种纯洁高尚的情操而感到骄傲。
苏珊·居尔肖小姐不但外貌动人，而且内心里有德有才。她没有什么财产，但她的家庭是有相当地位的。她母亲出生在法国，可是一直把宗教看得比国家还重要。她父亲生活在沃州地区与勃艮第州之间的山乡，满足于从克拉西地方低微的牧师职位所得的菲薄薪金和繁重任务。他所从事的职业，没有消除掉他性情上的温和与沉着。在荒僻山村的冷静环境中，他给予他的独生女儿一份高雅的、甚至是博学的教育。而女儿则以娴熟各种知识和语言超出了父亲的期望。在她来到洛桑亲戚家的几次短时间作客时，居尔肖小姐的才智、美貌和学问，成了人们一致称赞声中的话题。听说这样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子，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见了她，并且爱上了。我觉得她有知识而不卖弄学问，谈吐活泼，感情纯洁，态度优雅。乍一见面时的那种情绪，又因进一步熟悉中所得的感受和了解而增强了。她允许我到她父亲的住处去拜访她，这样有两三次。那是在勃艮第的山乡，我在那里度过了几天快乐的日子。她的父母正经地鼓励她和我的结合。幽居在宁静环境中，青年人寻欢作乐的浮华思想不再扰动她的心胸；她倾听了真诚而热情的言语，我也可以指望，我已在一颗贤惠的心灵上留下若干印象了。
在克拉西和洛桑，我陶醉在幸福的幻梦里。可是回到英国，我马上发现我父亲不愿听我同他谈这桩不合习惯的婚姻，而我如果得不到他的同意，我自己是无力办事、又无人相帮的。经过一番痛苦地挣扎，我服从了我的命运： 作为恋爱者，我叹息；作为儿子，我遵命。我的创伤是在时光的流逝、彼此不相见以及新的生活习惯中不知不觉地恢复过来的。这位小姐本人安静愉快的确实消息加速了我的痊愈，我的爱情就逐渐沉降到友谊和敬意里去了。
那位克拉西的牧师不久去世，他的薪给随即停发。他女儿退居日内瓦，靠着教几个女孩子所得的一点钱，勉强维持她和她母亲两口的生计。但在十分穷困的境况中，她保持了白璧无瑕的名誉和端正高尚的行径。一位富有的巴黎银行家，原是日内瓦的市民，他有那么好的运气和那么好的头脑，发现了并且据有了这一份无价之宝；而她在玩乐和奢华的首都，拒绝财富的诱惑，正如先前的坚持安于贫困。她丈夫凭自己的才能，取得了欧洲最显赫的地位。每当遇到成败荣辱的转折关头，他都依靠到一位忠实朋友的胸怀上。如今居尔肖小姐成了法兰西王国的大臣、也许还是立法者的内克先生的夫人了。
我在教育上不管得到什么成果，都应当归因于这一次幸运的流放，就是因流放而安顿在洛桑。有时我拿平达的诗句用到我自己的命运上。那诗句写的是一个奥林匹克竞技的优胜者，他的胜利是在流放之中获得的；要是在他的本乡，他就像一只家里饲养的公鸡，只能无所作为地或者毫无光彩地混过一生罢了。要是我反对英国国教的稚气行为没有及时将我的大学长袍褫掉，那么在洛桑如此自由地增进学业和谈话能力的重要的五年，就得泡在牛津僧侣们的仪态与成见之中消磨过去。要是懒散得厌倦了，由这厌倦迫令我去读书，那么我的学习道路上就照不到一线求知自由的光亮。我难免直到成年还是不懂欧洲的生活和语言，而我对世界的知识，又不免局限于一座英国的修道院。可是我在宗教上犯下的错误，将我安置到了洛桑，叫我处身于流放和丢脸的地位。我被判定接受严格的管教和履行严格的节制，这种生活倒增强了我的意志和体质。贫穷和自尊将我同国内许多人隔绝了。
然而有一点祸害，从他们看来性质严重而又无法补救的祸害，那是从我在瑞士受教育取得成功而产生的： 我不复是一个英国人了。当时我正在可塑性很大的青年时期，从16岁到21岁，我的见解、习惯以及情操，都是按照外国的模子浇铸的；对英国的淡漠而遥远的记忆，差不多湮没了。我减少了对本土语言的熟悉程度。我可以高兴地在永久流放的条件下接受一个适当独立的身份。由于帕维雅的思想通达与性情宽和，我所受的约束无形之中逐步放松： 他听凭我自己支配时间和进行活动。然而他不能改变我的处境，也不能增添我的用款，随着年事和理智的增长，我急切地期望着释放的时刻。
不过我在英国社会要求前进，一般说来，须靠我自己的努力，而我的这种努力却是委靡的，迟缓的。我没有天生的或者学得的那种讲私话和献殷勤的巧妙本领，用以打开每一家的门户和每个人的心扉；若使抱怨到我儿时体弱多病、以后在国外受教育，以及我的冷淡脾气必然造成这样的结果，那也是不合理的。邦特街上辘辘驶过一辆又一辆的马车，我在自己屋子里守着书本度过了许多寂寞的夜晚，我的阅读有时被一声长叹所打断，这时我想到洛桑了。春天到来的时候，我毫不勉强地避开了没有伴侣的广大、喧闹的群众场面，避开了没有快乐的消闲活动。自从我熟悉伦敦25年来(1758—1783)，我的前景逐年增添光明；上文所说的这个暗淡光景，确当地说，是属于我刚从瑞士回国的那一段时间的。
我父亲在汉普郡的住宅，是在靠近彼得斯菲尔德镇的伯里顿，离朴茨茅斯大道一英里，离伦敦五十八英里，交通很方便，我在那里度过了许多轻快的时日，也度过了若干沉重的时日。那是一座古老的大厦，已经临到朽败状态了，曾经按照现代住宅的款式和设备改造了一下。如果来访的客人不想看到什么，住在这里的人也不想要求什么。房屋坐落在小山脚下村子的尽头，这地点并没有出于适当的选择： 不过邻近的土地形态变化很多、很好看；从丘陵地上望去，是一派壮丽的景色，住宅里可以见到的那许多悬在坡上的高大树木，大概是无法用园艺技术或者花费一点钱再加改进的。
我父亲亲自掌管全部地产，甚至还租佃了一些土地。不管经营盈亏如何，这个农场使他感到快乐和富足。农场的产物维持了许多人和马匹，其中家庭仆人和农夫加在一起，那数量是很大的。在农事闲空的时节，有主人喜欢的几匹漂亮的栗色马或灰色马套上马具去拉车。家庭中的经济事务，是由吉本夫人凭她的爱好和算计进行管理的。她为自己偶尔举行的几次宴会备办精美而感到自豪；而我则是从帕维雅太太贪婪克扣下的伙食骤然转到日常整洁而丰盛的英国餐桌上来了。我们的近邻人家为数不多，乡气很重。不过从我们这块丘陵地的边上过去，远至奇切斯特和古德伍德，那一带萨塞克斯郡的西部地区，散落着不少贵族邸宅和好客人家，我家和他们建立了一种友谊的交往关系，可能常有往来。
由于我住到伯里顿向来都是出于自愿的，所以家人对我总以笑脸迎送。不过我在乡居时节所享受的舒服生活，并不依靠一般的乡间娱乐。我父亲从来没有拿他对农事的爱好和他的农业知识来诱导过我。我从来没有拿过猎枪，很少骑马。我的哲人式的散步，走不多久就在树荫下一条凳子处停了下来；我坐上凳子，一动不动地在读书或默想中消磨很长的时间。在家里，我占用了一间宽大舒适的房子。过不多久，我将同一层楼上的藏书室当作了我的特有领地。我可以老实说，我从来没有像单身独处时那样不感到孤独的。当时我虔敬地压在心底里的唯一不满，是在于客气地对我自由支配时间所加的限制。由于我有早起的习惯，我经常可以在一天之中得到不受侵犯的一部分，并且偷用许多零星时间，以从事阅读。
下面我想迅速、简括地记述此次愉快地花了一年多一点时间(1764年4月到1765年5月)的旅行。我只打算回顾一下前进路线，稍稍述及个人感受；对于曾经成千上万人观赏到的、并有数以百计的我国当代旅行家描写过的山川景色，我就不作琐细的考察了。罗马是我们此次游历的主要目标： 我先讲旅行，再讲居住，然后讲回返，这样构成最适当、最明晰的分段。
(1) 我登上塞尼斯峰，下山到了皮埃蒙平原，不是骑在大象背上走的，而是坐了一顶轻巧的柳条小轿，由阿尔卑斯山区灵活勇敢的轿夫抬着行走。都灵的建筑物和市政，同样呈现着沉闷寡趣的单调状态，但那宫廷却庄严华丽，管理得恰到好处。我经人引见了撒丁国王夏尔·埃马纽埃尔，他在那位举世无双的腓特烈大帝之后，居于欧洲国王中的第二位。米兰的地广人众，在一个伦敦人看来并不稀罕，倒是波罗勉岛的游览逗人雅兴。这是一处用魔法变成的宫殿，一件由童话人物组成的作品，周围是一片湖水，湖外有群山环绕，与众人的居处隔得远远的。热那亚的大理石宫殿，没有像近年为纪念这城市从奥地利专制暴政下获得解放(1746年12月)而建立的一些建筑物那样引起我的兴趣。我还用军事眼光考察了它那双重城墙以内每一处活动场地。到了巴马和摩德纳，我的行脚被法尔尼西和埃斯特两个家族所收藏的珍贵古物留住了。只是可惜！已有远远多于现存的一大部分，通过继承或收买，运往那不勒斯和德累斯顿去了。
从波伦亚和沿亚平宁山这条路，我最后到达了佛罗伦萨。我在此地从6月休息到9月，度过了夏季的热天。在美术馆里，特别在护民宫，在美第奇家族收藏下来的维纳斯雕像脚下，我第一次承认，雕塑刀可以同画笔争个优先地位，这是美术上的一条真理，而在阿尔卑斯山的这一边，却是难以感觉到或理解到的。在英国，我曾上过几课意大利文。到了旅游现场，我跟着一位有学问的本地人读了一些托斯坎尼语言的古典作品。可是由于时间短促，又由于交谈都用法语，我得不到讲意大利语的机会。我国公使霍勒斯·曼爵士设宴款待英国客人，以此作为他的最重要的任务，可是在他同当地人谈话时，我又是个不开口的旁观者。离开佛罗伦萨，我比较了比萨的冷静和卢卡及里窝那的繁忙，然后继续前行，经过锡耶纳，于10月初到达罗马。
(2) 我的脾气不是很容易感染热情的，而我又从来不屑于假装出我自己没有感觉到的热情。可是我在经过了25年这么长的时间之后，却忘不了当年首次走近并且进入这座“永恒的城市”时激动我内心的强烈情绪，也难以用言语将它表达出来。一夜不能入眠，第二天我举起高傲的脚步，踏上古罗马广场的遗址。每一个值得纪念的地点，当年罗慕路站立过的，或者塔利演说过的，或者恺撒被刺倒下的地方，一下子全都呈现在我眼前了。我损失了、或者享受了几个陶醉的日子，然后才能从事冷静细致的考察。
出国旅游的用处，往往是作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提出讨论的，但其结论必须是到最后能适合于每个旅游者的性格和境况。就少年人的教育问题来说，到什么地方，或者用什么方式，可以让他们消磨若干青春岁月，而其结果极少对他们本身或他人有害处，这个问题我现在不谈它。不过在设想了年龄、判断能力、关于人和书本的适当知识以及摆脱家庭偏见等必须先行具备的条件之后，我愿意简单地介绍一下我认为一个旅游者最重要的几点资格。他应当在身心两方面都有活泼而不知疲乏的精力，能够随时抓住任何形式的交通工具，并且能够承受道路、气候或者旅店的一切艰苦而一笑置之。
出国旅行所得的好处，是同具备这些资格的程度如何相对应的。但在这一段记游随笔里，了解我的人大概不会责备我替自己唱赞歌吧。1764年10月15日，在罗马，当我坐在朱庇特神堂遗址上默想的时候，天神庙里赤脚的修道士们正在歌唱晚祷曲，我心里开始萌发撰写这个城市衰落和败亡的念头。但我的原始计划只限于写罗马城的衰败，而不是写整个帝国。同时，尽管我开始针对这个目标进行阅览和思考，可是有几项次要业务从中干扰，过去了几个年头，我才认真执行起这项艰巨的工作。
自从我早先熟识洛桑以来，我心里一直隐藏着一个愿望，以为我在青年时期那个求学的地方，可以成为晚年的隐居处所。只要稍有一点财产，就可以在那里获得舒适、安闲和独立自主的幸福了。那国家，那人民，那风俗，那语言，一切都吻合我的爱好，而且我还可以按照我的希望在一位朋友家里住上几年。德韦尔登先生在伴同几个英国人游历一番之后，如今在家里安居下来了，他住的是一所舒适的住宅，是他已故姑母的遗产。我和他分手已久，长期不通音讯；但在我寄给他的第一封信里，我以最充分的信任态度，直率地谈了我的处境，我的情绪，以及我的打算。他立刻给我回信，对我表示热烈、愉快的欢迎。我们未来生活的美景，燃起了我的急切心绪；简短的几项条件谈妥了，他是房屋的业主，我负担我们共同居住的住宅的开支。
在我断开我跟英国的紧密关系之前，我必须同自己内心里的种种情感作斗争，同我性格上的怠惰毛病作斗争，还同社会上一致非难这种自愿放逐的舆论作斗争。我在处理财物时，只留下一个神圣的宝库即书斋没有处理。当我乘坐的驿递马车驶过威斯敏斯特桥的时候，我依依不舍地向着这座“满是烟云和财富的喧嚣都城”告别。我的旅程走了通过法国的直路，没有遇到任何意外事故就到达了洛桑，自从第二次离开以来，将近20年不曾一见这个地方了。过后未到三个月，福克斯与诺思的联合触上暗礁而告破裂，要是我仍在商务参议会，此次整个大船失事，我也一定是不能幸免的。
自我定居洛桑以后，转眼过去了七年多岁月；尽管不是每一天都过得同样地安稳、宁静，我却从来不曾有过一天或一个时刻自悔选择错误。从我上次离开到此刻，占了人生长长的一段，这地方发生了许多变化： 比我年长的一些熟人离去了人间；姑娘们长成为妇女，孩子们长成为成人。不过风俗习惯却是上一代传到下一代，保持了老样式。单说我的朋友德韦尔登先生，就有数不尽的好处。街坊上没有将我的姓名完全遗忘，所有的人全都热烈地欢迎一个异乡客人的到来和一名旧日市民的回返。头一个冬天消磨在一般接触之中，没有细心辨识姓名和身份。待到过上稍微正规的生活，经过一番较为精细的考察，我觉得这个新的环境对我有三点切实而且具有永久性的好处。
(1) 过去我的个人自由多少受到议会下院和商务参议会的妨碍，现在我是从公务责任和依赖地位的束缚，从政治冒险的希望与忧虑中解放出来了。我的清醒头脑不再被党派的熏人气味所陶醉，每逢我读着议会解散前辩论到半夜的那些演说词，我就十分庆幸我能逃脱了这种生活。
(2) 我在英国，居于一名孤独的未婚男子的经济地位，够得上偶然几次请人吃饭。而在瑞士，则我可以自由、愉快地在任何时刻、任何一次用餐中同我青年时代的朋友叙谈；我的饭桌经常准备着接待一两位不速之客。我们在社会上所占的分量，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在伦敦，我沉没于广大人群之中；而在洛桑，我可是跟第一流的人家并驾齐驱了，同时我的俭省的开支方式又使我能够维持应酬上的对等礼节。
(3) 我住的不复是大街与马厩院子之间的一幢小屋了，而是开始使用一座宽广而又方便的大厦，北边靠着市区，向南则是一望无际的美丽旷野。院内有个四英亩大小的花园，按照德韦尔登先生的爱好作了布置。从花园向前，一片景色富丽的草地和葡萄园陂陀而下，直到莱芒湖，隔湖的远处高耸在眼前的，是萨瓦省巍峨的群山。我的读书与交友的结合，最初是在伦敦；但这样恰当地将我的书斋设在兼具城乡优点的地方，最后只有洛桑可以办到。
我拥有了由此三个方面的结合而产生的一切有利条件，自然就不会随着季节的更易而变换我的住所了。
我的朋友们原来好意地替我担心，我已经那么长时间地与世上第一流城市的第一流人物交往，该是难以在阿尔卑斯山麓一个瑞士小市镇里安住下去的。这类高层交游，可能吸引好奇心重的人，并且满足虚荣心强的人；可是我太谦抑了，或者说太骄傲了，不会用交游对象的身价来自定我的价值；而且，不管学问与才能的声望如何，经验曾经告诉我，假如把温雅态度和通达见识的合格条件订得低些，结果对生活上的相互交往可以有较多的好处。许多人将朋友交谈视为看戏或者上课；可是在我，当我整个早晨用功于书斋之后，就只想放松脑筋，而不愿再去运用它了。在下午茶点与晚餐之间的那段时间里，我决不轻视像斗一场纸牌那样单纯的娱乐。洛桑住有许多上流社会人家，他们那种便于结交朋友的懒散生活，很少受到贪欲钻谋或野心追逐的扰乱。这里的妇女，虽然只受过一点家庭教育，却多数赋有胜过其丈夫和兄弟的欣赏能力和知识。但是无论男女，他们端正的自由风度，同样都不会走到过分单纯和过分细致的极端。
我从来都是天色入晚便停止写作，通常到第二天天明再动手，这对保护目力有好处。我完成了一项长期的、但是不太吃力的工作，身心两方面都没有感到疲惫。不过，我计算一下剩下的时间和任务，很显然，按照出版行业忙闲季节来说，拖延一个月说不定会产生耽搁一年的后果。于是我奋力争取目标，在写完此书的最后一个冬天里，我是从洛桑的社交性娱乐中挪用了许多夜晚的。现在我可以想望有个间歇时间，有一次休息，以便将全书认真地校订一遍了。
我曾经凭推想认定了孕育此书的时刻；现在我要纪念完成全稿的钟点了。这是1787年6月27日那一天，或者该说是那天夜晚，11点至12点之间，我在花园中一座凉亭里，写完最后一页的最后几行。放下手中的笔，我在一条两边满植刺槐的林荫小路上来回走了几趟，从那小路上可以望见田野、湖水和群山。空气很温和，天色是澄彻的，一轮银月投影在水中，整个宇宙悄然无声。我不想掩盖当初因为恢复自由行动，以及因为也许著作成名而发生的欢悦情绪。可是我的自豪感不久就暗淡下来了，另有一种严肃的忧郁感布满在我心头，因为我想到，我同一个事事听我作主的老伙伴永远分手了，又想到我的这部历史著作日后不管能存在多久，此书作者的生命必然是很短促而且休咎难卜的。
(戴子钦译)
【赏析】
吉本的名字是与其历史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因这一部史学巨著而获得不朽的声誉。《罗马帝国衰亡史》花费了他近20年时光，可以说凝聚了他毕生的心血。完成这部史书之后，吉本在洛桑莱蒙湖畔的居所回首前尘，开始写他这个历史学家自己的历史。在自传的开头，作者写道：“当我完成了一部辛苦撰写、终获成功的著作之后，如今在我的52岁上，我打算利用一部分闲暇时间，回顾一下个人文墨生活上的简单事务。”原书名为《我的生活和著作回忆录》(Memories of My Life and Writing)，但回忆录并未写完。在作者去世后，挚友谢菲尔德勋爵整理他的草稿和部分信件编成《吉本自传》。通过这本自传，我们得以认识吉本的生平和为人，并了解到《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写作过程。
吉本幼年体弱多病，几次濒临死亡的边缘。与病弱的身体相比，他的头脑异常发达，从小就开始大量阅读古典文学书籍。孤独的病床生活培养了他终生不变的读书癖，也磨砺了他沉默内向与好学深思的性格，为将来研究学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过，柔弱的体质也造成吉本相对柔弱的性格，并影响了他一生的幸福。
在洛桑五年求学期间，吉本尝到第一次也是一生中唯一一次恋爱的甜蜜。他爱上了勃艮第乡间一位牧师的女儿，尽管女方欣然接受了吉本的爱情，但吉本的父亲认为这桩婚事不合习惯。面对父亲的阻挠，吉本内心非常痛苦，但在行为上他却没有做出丝毫抗争，最后屈从于父亲的旨意，轻易放弃了近在咫尺的幸福爱情。他在自传中自嘲道，“作为恋爱者，我叹息；作为儿子，我遵命。”尽管结局令他悲叹，吉本回忆这次恋爱时还是显得很自豪，因为他毕竟享受过爱情这一纯洁而崇高的情感。此后他过了一辈子的独身生活。
不过，性格上的软弱并不代表精神意志力的薄弱，吉本拥有坚强的自我意志和个性，执著地追求自由和独立的精神世界。他远离喧闹的人群，或独处一隅或孤身散步，在阅读和沉思中自得其乐，孤独的他在精神上是强大的。正因为他具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和一往无前的勇气，他才能在充满困难和挫折的治学道路上甘于寂寞，克服艰辛，最终完成其史学大业。
吉本为什么选择罗马历史研究作为他毕生的事业呢？在自传中，他详细述说了其中的缘由。吉本27岁时，在意大利游历了一年。当25年后写作这本自传时，他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走进罗马这座“永恒的城市”那一刻震撼心灵的强烈情感。他踏上古罗马广场的遗址，历史的遗迹在他生命中刻下了永久的印记。那一天的见闻和感受对他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作者在自传中作了细致的描述，回忆穿透岁月，历历如在眼前。1764年10月15日，吉本静坐在朱庇特神殿的废墟上，远眺夕阳缓缓而沉，陷入悠远的沉思。在落日余晖中，神殿里赤足的修道士们唱起了晚祷。此情此景引发青年吉本无限的思绪： 罗马帝国曾有过怎样的荣耀和繁华，而今却烟消云散？恺撒的绝世雄风，古罗马的英勇气概，又将到何处追寻？就在那个时刻，未来历史学家的灵感被深深触动了，他决心撰写这个城市的衰亡和败落，以此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的事业。当然，吉本本来只计划写罗马这个城邦的衰落，而最后写成的却是一部述说到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气势磅礴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在全书结束处，作者借他人之口，描述了当年他所见到罗马城的破败景象：“我们脚下的卡匹托里亚山丘，原是罗马帝国的头、世界的堡垒、国王们之所惧；以印满无数胜利者的足迹而闻名于世，以获得无数民族的战利品和贡金而富甲天下。这世界的奇观，如何竟一败涂地！完全改变了原来的面貌！面目全非！凯旋的道路消失在葡萄藤蔓之中，元老们的坐席埋没在粪堆之下。”这种沧桑巨变的感叹，正是萌发自作者年轻时对罗马遗迹的强烈印象。
旅行归来几年后，吉本在伦敦开始其卷帙浩繁的史学写作，至1787年完成。正如作者不会忘记最初引发他写作罗马史的那些深刻印象一样，他同样清晰地记得写完全书最后一页时的情形。走在群山环抱的莱蒙湖畔，银月洒影的林荫小路上，艰辛的工作终告结束，作者有巨著甫成时如释重负的轻松，也有预想藉著作流芳百世的欣悦，但欢快之情很快被严肃的忧郁感淹没了。好像与一个陪伴多年的挚友诀别，他告别了这部著作的写作。多年来，写作这部书是他生活的主要内容，甚至构成了他的生命。而不管他的作品将流传多久，作者的生命都是短促而无常的，人生有涯，岁月无穷。想及这一切，我们的这位历史学家又如何能够释怀呢？
吉本的一生没有什么错综曲折的经历，更没有浪漫或惊险的遭遇。即使他的生活有过一些波澜曲折，那也是在内在世界里，而不在外在表现上。他的自传写得平铺直叙，像他本人一样和平宁静。书中看不到辉煌的英雄行为，也没有令人愁肠百转的伤感悲剧。不过从他平静简约的行文中，可以读出作者的坦白、真挚和对友情的忠诚。吉本像对待历史一样面对自己的过去，力求真实地记录自己一生的平凡事迹。回忆录开头一段话是他写作的真实写照，也是他对自己写作的要求：“这篇个人生活的叙事文章，必须以真实作为它的唯一可以推许的特点，这就是严肃一点的历史书所应具有的首要品质： 赤裸裸的、不怕出丑的真实。”吉本没什么好出丑的，他像呆在壳里的蜗牛一样，几十年如一日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凭一己之努力而在学术上取得巨大的成就。了解一位孜孜不倦的学者怎样在苦学过程中不懈追求，终获成功，这便是阅读《吉本自传》最大的收益。
(周凌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