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皮达可夫(Γеортий Леонидо-вич Пятаков1890—1937)，苏联党和政府的前领导人，联共(布)党内“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重要成员。

1890年8月6日，皮达可夫出生于基辅省切尔卡瑟县马林斯克制糖厂。他的父亲列昂尼德·季莫费也维奇·皮达可夫是该厂的厂长兼工艺工程师。1902年，皮达可夫进入基辅圣叶卡特林娜理科中学三年级学习。从1905年起，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是校学生委员会的成员。 由于他多次参与领导街头示威游行和集会，被学校开除。1906年，他重新进入理科中学，又因同学校的牧师进行“无礼貌的争论”而再一次被学校开除。1907年，他作为校外生于理科中学毕业。

在这段时间里，皮达可夫接受了无政府主义，自称属于克鲁泡特金派。他领导了一个50人的小组，在青年工人和农民中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1907年夏天，他的无政府主义小组瓦解了。同年秋天，他参加了一个完全独立的恐怖主义小组，准备暗杀基辅省省长苏霍姆林诺夫。小组内部发生的分裂，使这一行动没有成功。从此，皮达可夫厌弃无政府主义，开始潜心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怎么办?》给了他很大的启发。

不久(约在1908年)，皮达可夫以校外生的资格通过拉丁文考试，进入彼得堡大学。在大学里，他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还阅读了魁奈、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的政治经济学，斯宾诺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人的哲学著作和现代经济文献，俄国的经济、统计学等等。这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自认为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1910年，他在大学里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年底，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监禁3个月。随后，校方根据沙皇教育大臣的命令将他开除，驱逐到基辅。

当时基辅的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已遭到破坏。皮达可夫同叶·波·博什、亚·施尔甘等人共同成立了恢复秘密组织的倡议小组。他们找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委员会的幸存者，一起召开了城市代表会议，选举了基辅委员会，决定派代表参加1912年1月的布尔什维克全俄代表会议。不久，基辅的党组织又遭到敌人破坏。为了恢复整个党的工作，皮达可夫担任了委员会的书记，领导秘密印刷所，书写和印发传单，重建联系和组织党的活动小组。

1912年6月，皮达可夫被捕。1913年11月被判处终身流放西伯利亚。1914年4月被押解到伊尔库茨克省的流放地。同年10月，他经日本逃往瑞士。在那里，参加了1915年2月的布尔什维克伯尔尼代表会议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当时帝国主义大战已经开始，第二国际各社会民主党纷纷倒向本国资产阶级政府，支持帝国主义战争。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第二国际各社会民主党的沙文主义行径。为此，伯尔尼代表会议的决议明确指出，现时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重申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口号——变现时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是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决议指出，第二国际的破产就是社会党的机会主义的破产，和平主义和抽象地宣传和平是愚弄工人阶级的形式之一。决议还谴责了以考茨基为首的所谓“中派”，并提出了恢复真正的社会主义国际等等。①在代表会议上，皮达可夫支持列宁，坚持国际主义立场，对会议决议表示拥护。

伯尔尼代表会议之后，皮达可夫同列宁、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博什等一起着手编辑出版《共产党人》杂志。杂志第1—2期合刊出版以后，皮达可夫、布哈林和博什三人联名提出一个提纲，反对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问题的观点。列宁认为同他们有着深刻的分歧，表示不再参加《共产党人》杂志的编辑工作。于是中央委员会决定“该刊物停刊”。②

1916年5、6月间，皮达可夫写了一篇题为《无产阶级和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自决权”》的文章。文章认为，“自决在帝国主义制度下不能实现”，帝国主义和民族自决是矛盾的，“帝国主义是自决的否定”。针对这些观点，列宁先后写了《答皮·基也夫斯基(尤·皮达可夫)》和《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两篇文章，批判了皮达可夫的观点。以后在1917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讨论民族问题时，皮达可夫坚持自己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的立场，不同意列宁提出的各民族有自决权直到分离并成立独立国家的口号。在这个问题上，他同列宁始终存在着分歧。

《共产党人》杂志停刊以后，皮达可夫、布哈林和博什等人移居斯德哥尔摩，从事党的工作。皮达可夫参加瑞典左派代表大会后不久被捕，被驱逐到克利斯提阿纳。当时正值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皮达可夫与博什立即动身回俄国。在国境线上皮达可夫因使用假护照被发现遭拘捕，押送到彼得格勒。不久，皮达可夫回到基辅，担任社会民主工党(布)基辅委员会主席和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17年9月，他当选为基辅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期间，担任基辅革命委员会主席。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皮达可夫按照列宁的指示来到彼得格勒，同奥新斯基一起接管国家银行，先后担任国家银行总委员助理和总委员。这时，苏维埃俄国被战争搞得疲惫不堪，经济陷于崩溃。为了赢得喘息时间，列宁果断提出俄国退出协约国，退出战争，准备与德国单独缔结和约。这一正确决策在党内引起了很多非议。皮达可夫参加了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坚决主张不接受德国的缔约条件，要求“继续进行革命战争”，并指望引起德国和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他们认为，缔约是向德国帝国主义投降，后果可能会使苏维埃政权走上执行新类型的小资产阶级政策的邪路。列宁批判了他们的错误观点。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列宁的提案，同意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为此，“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成员退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皮达可夫辞去了在苏维埃政权机关的职务。

1918年4月，“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在其派别刊物《共产主义者》杂志上发表了一份《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国内和国际政策的方针，与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所阐述的方针相对抗。他们认为，“缔结和约这件事本身已经把俄国革命置于两条道路的分叉点上”;而他们“左派共产主义者”选定了不同于党内多数派的“另一条道路”。他们认为，和约的签订“不可能鼓舞国际无产阶级”，“不是显示革命的力量，而是表明革命的软弱”。他们认为，列宁所制定的国内政策是“使目前的苏维埃国家发生小资产阶级的蜕化变质”的政策等等。列宁在5月5日写了《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对这个提纲进行了批判。列宁认为，“左派共产主义者”是一些“唱高调的人和清谈家”，这些人“表面上‘格外’革命”①，实际上会葬送革命。

“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当时在党内的派别活动，使党面临分裂的危险，以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乘机煽动他们逮捕列宁，改组人民委员会，成立新政府，准备代替列宁担任新政府主席的人选正是皮达可夫。对这一严重事件，后来皮达可夫和布哈林虽然说法不尽相同，但基本事实都确认不讳②。

布列斯特和约以后，皮达可夫被派往乌克兰前线的普里马科夫的部队，领导政治工作。在同德国一盖达马克匪军作战的同时，皮达可夫与叶·博什等人建立了乌克兰共产党(布)和乌克兰工农政府。他担任了党的领导人和工农政府主席。

1919年7月，在反击邓尼金进攻期间，皮达可夫先后任第十三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该集团军第四十二师政委，总参谋部学院政委。1920年5月，任波兰战线第十六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波兰战争结束后，皮达可夫调任第六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弗兰格尔匪帮作战。在著名的克里木战役中，他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1920年底粉碎弗兰格尔以后，皮达可夫担任顿巴斯中央煤炭工业管理局局长。从那时起，他先后担任过燃料总管理局代理局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租让事务总委员会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他曾一度出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法院院长(1922年)，主持了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

1921年3月，皮达可夫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以后在俄共(布)第十二、十三、十四、十六、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0年底，托洛茨基在党内挑起了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皮达可夫支持托洛茨基的“整刷”政策和“工会国家化”的主张，赞成采用强制手段和行政命令。列宁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尖锐地指出，托洛茨基一伙“这种态度会造成分裂，并且会葬送无产阶级专政”①，是“犯下了一系列牵涉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本质的错误”②。

1921年6月，皮达可夫任顿巴斯中央煤炭工业管理局局长，与顿巴斯工会负责人发生意见分歧，造成了生产上的危机。列宁对此事十分关注③。列宁虽然觉得皮达可夫“绝对忠诚而且博学多能”，但认为他在“基本问题上却犯了某种错误”。这就是他“过分醉心于行政手段”，没有“使行政手段同政策结合起来”，没有“使整个先锋队联系全体无产阶级群众，联系全体农民群众”。尽管中央曾想继续让皮达可夫留在顿巴斯工作，但是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还是撤销了他的职务。

1922年12月，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所谓“遗嘱”)中，对皮达可夫作了一个评价。列宁认为皮达可夫和布哈林“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是“最卓越的力量”。他认为皮达可夫“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卓越才能的人，但是太热衷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在严重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信赖他的。④

从1920年工会问题的争论时起，皮达可夫成为托洛茨基的重要支持者。到1927为止，他又先后参加了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和“托洛茨基派一季诺维也夫派联盟”。在1923年底列宁病重不能视事直至列宁逝世以后的一段时间，托洛茨基反对派加紧了反党派别活动。他们利用国内在经济上出现的某些困难，国际上保加利亚和德国革命以及中国革命先后遭到的失败，攻击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发表了大量的反党派别纲领和宣言，如《四十六人声明》(1923年10月)、《十三人声明》(1926年7月)、《六人声明》(1926年10月)、《八十四人纲领》(1927年5月)和《反对派声明》(1927年8月)等等。皮达可夫是上述派别文件的支持者和签名者之一。

《六人声明》和《反对派声明》是具有悔过书性质的文件。他们表示放弃“派别和小集团自由”的理论和实践，承认这是与列宁主义原则及党的决议相抵触的，承认他们进行派别活动的错误，表示绝对遵守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无条件地服从并执行这些决议，准备竭尽全力消除一切派别因素。但是他们也表示坚持自己的观点。其他几个声明，阐述了反对派在党的建设、国内和国际政策等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同中央多数派的分歧。他们认为，党的机关官僚化，党内的民主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党的决议是一纸空文，因而他们主张党内的派别和小集团活动自由。他们认为，党在农村的政策日益农化，认为工业化的发展必须加重对农民的税收，以挤出资金支持工业。他们认为，共产国际需要来一次决定性的转变，1926年英国总罢工和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都是党中央多数派执行错误路线的结果，等等。

除此之外，反对派还召开秘密集会，举行政治示威，成立派别党，最后发展到在192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十周年时组织反苏维埃的游行。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坚决反对分裂党、破坏党的反党派别活动。斯大林先后发表了《论列宁主义基础》、《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等重要著作和讲话，阐述了列宁主义原则，批判了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团结全党，粉碎了托洛茨斯等反对派，捍卫了列宁主义，保卫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1927年11月，联共(布)中央决定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不久，联共(布)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12月)作了“关于反对派”的专门决议。决议指出，“反对派已经从策略性的分歧转到纲领性的分歧”，反对派的反党活动“不仅超出了党章的范围，而且超出了苏维埃法律的范围”，反对派“已从派别活动发展到建立自己的托洛茨基党”。决议认为，“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宣传其观点的行为与留在联共(布)党内不能相容”。大会决定把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积极分子开除出党。作为反对派的重要成员，多次参加派别活动的皮达可夫以及加米涅夫、拉狄克、拉柯夫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阿甫杰也夫、巴卡也夫等75人一起被开除出党。这次大会也把整个“民主集中派”集团23人开除出党。至此托洛茨基反对派彻底失败了。

皮达可夫被开除出党以后，被派往巴黎担任苏联驻法国的商务代表。1928年皮达可夫声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以后，恢复了党籍。1930年6月在联共(布)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他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再次出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等职，参与制定和实施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作，为发展苏联的重工业做了有益的工作。

1936年8月，苏联公审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并决定将他们处以死刑。对此，皮达可夫在8月21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无情地消灭卑鄙的凶手和叛徒》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承认自己“曾犯了严重的错误”，由于“不懂得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道路”，而“走上了反革命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

不久以后，皮达可夫也被逮捕。他成了1937年1月第二次公审的主要被告者之一。随后，以从事反革命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的罪名被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