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鲁迅”与“学者鲁迅”
我们接着再来讨论以上鲁迅说到的几种关于文学起源理论本身的问题。文学起源于自然发生，文学起源于劳动，爱情，神话，宗教，巫史等等。其实，这些说法各自无疑都有相当的道理，它们都经过许多研究者的反复论证，而且都有丰富的证据材料，足以使它们立足于学术之林。它们都解明了文学艺术起源问题上的或一侧面，对于各种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形态、不同历史年代的文学起源，它们都提供了给予解释和解答的选择可能，因此它们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思想学术资源。只是由于学界早就存在的各种学派的分歧和偏见，以及过分的学术上的自我中心主义，使得长期以来形成了各种学派和学术思想之间的隔阂和纷争、批判和讨伐，彼此都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和灭此朝食的决心。于是助长了学界那种门户式甚至帮派式的思维，以唯我独尊为追求目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在当时社会分化极其严重，各种势力矛盾趋于激化的大背景下，在一些学术问题上专宗一派的学者不少，他们专一的或者说是单一的知识结构，很容易养成排他思维，变成宗派意识，这是他们互相分歧、发生争论甚至争斗的基本原因。而能够广采诸说、兼综各家的学者则不多。以前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鲁迅也是一位很“专注”的学者，前期他信仰进化论，在抨击反对进化论势力方面尖锐泼辣，针针见血。后期他转宗社会主义革命学说，对一些非社会主义思想派别也批判有加，不遗余力。这样的印象应当说基本上不错。但是如果完全从这样的印象出发，来将鲁迅“定型化”“角色化”，来解释与鲁迅相关的一切问题，那就可能不完全符合事实了，可能将鲁迅简单化了。实际上，真实的鲁迅，诚如我们在上面以文学的起源问题为例所作的讨论那样，他是个知识广博、思想复杂的人物，他在一些学术问题上能够兼采多种学说，为我所用，显示出相当的学术包容性。在这种场合，他很理性，而并不偏执一隅。这也是鲁迅性格的不可忽略的一方面。
其实文学起源问题，是个很复杂的文学理论问题。由于“起源”问题涉及的是人类初始时期的一个精神活动领域，是要去把握这个领域中的一个“临界点”，而这个点早已成为过去时态，今天早已不存在任何确切的证据，来证明这个点存在于什么时间，在这个点上的状况究竟如何，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很玄虚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本身，它就是个“模糊问题”，今天要对此作出精确的明断几乎是不可能的。后人关于这个问题的各种回答，其实也都是依据了某种文化发生论学说而作出的推断，各种说法虽都有相当的道理，但任何一种都很难说就是“不可撼动的”结论。仅以上面所列举的鲁迅所提到的“天然”发生说，起源于神话说，起源于巫史说，起源于宗教说，起源于劳动说，起源于爱情说，起源于休息说等，便都有相当充足的道理，不可简单否定它们，实际上也难以简单否定它们。然而自另一方面看，每一种说法，几乎也都存在某种“软肋”，都不能自称已经做到详尽周密，涵盖一切，天衣无缝。所以每一种文学起源说，虽都曾受到一些人的赞成，也都曾经遭受到一些人的反对和批评。
即以唯物史观所认定的劳动起源而论，较早提出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的是19世纪晚期的一批艺术史学者，如德国的毕歇尔在《劳动与节奏》中指出，劳动、音乐和诗歌最初是三位一体的，而它们的基础是劳动。梅森认为最原始的诗歌是劳动诗歌，其作用是为了加强劳动的效果。德索在《美学与艺术理论》中也谈到了诗歌与劳动的密切关系，但他认为诗歌的作用不是“加强效果”，而是使得劳动更加轻松。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中举了不少“劳动先于艺术”的例子，认为：“艺术发展是和生产力发展有着因果联系的，虽然并非总是直接的联系。”他的论点成为唯物史观的经典说法。上世纪三十年代之后，中国文艺理论界引进苏联的唯物史观文艺理论，劳动起源说遂得以广泛流传。在此种背景下，鲁迅接受了这种说法。但是，这种理论实际上也不是绝对严密的，而是存在若干纰漏。
首先，所谓“劳动”，对于原始人类而言，是个不确定的概念。原始人类早期生活来源的取得，按照一般人类学的解释，应该包括采摘、狩猎和养殖、种植两大部分。两者都是劳动，但性质有所区别：前者是直接取自大自然，后者才是人类的“再生产”。前者是简单劳动，后者则是相对复杂的劳动。是哪一种劳动当中产生了文学？如果是前者，那么我们可以不客气地指出，这种简单劳动，与动物从大自然中取得生活资料，差异不是很大。猿猴的采摘本领可能比人类还大，它们的爬树能力比人强得多，而且猿猴之间也会有一些彼此呼应和情绪交流的声音发出，难道能够说文学起源于猿猴吗？如果劳动起源说是指复杂劳动，当然就可以显示出人类的特性来。但是早有学者指出，人类学会复杂劳动，是在进化到一定阶段之后的事，所以这时候所产生的文学，就不一定是最早的“起源”的文学了。另外，我们还应该理解到，原始人类的生活内容也是丰富的，并非整天都在“劳动”，劳动之后必须有适当的休息。而且劳动要受天气的影响，气候恶劣时，特别是寒冷的冬季，是以休息为主的；在休息时难道就不会有文学艺术发生？而生产劳动之外，他们还有许多其他的活动，如两性之间的互动关系（恋爱、婚姻等），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抚育幼小、赡养老者、兄弟姊妹友爱、天伦之乐等），各族群之间的互动关系（友好交往或互相敌对甚至战争），人类与神祇之间的互动关系（宗教祭祀活动等），在这些场合中，往往也能激发出人的激情，从中也完全可能产生早期的文学艺术。
另外，在关于文学起源的多种理论中，还有一些鲁迅没有说到的学说。如“游戏”说，认为文学起源于游戏。康德曾说过诗歌就是“想象力的自由游戏”，19世纪英国哲学家斯宾塞，指出艺术和游戏的本质都是人们发泄过剩精力的自由模仿活动，因此二者是相通的。这是文学起源于游戏的早期说法。稍后格鲁斯撰《人类的游戏》一书，认为游戏是对实用活动的准备和练习。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曾批判“文学起源游戏说”，但在冯德提出“游戏是劳动的产儿”之后，又肯定了它的合理性。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的主流文艺理论，基本上对“游戏说”是否定的，说它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理论”。平心而论，我觉得游戏说也有相当道理。因为在人类活动的早期，游戏与现在的意义（消遣的、纯粹玩乐的意义）不完全相同，它往往寓有学习、练习各种生活生产技能的含义。我们看一些幼小动物，也特别喜欢游戏，彼此打闹，通过这种游戏，它们学会各种必需的生活技能，包括一些捕食技能。所以游戏并非“超实践”“超生活”的无意义活动。人类包括儿童和成人（老年人亦需要游戏，君不见近年来公园中唱歌舞蹈者，多六七十岁老者？）都需要游戏，游戏是生命活动的组成部分，所以游戏中产生文学，也是一种符合情理的说法。游戏说之外，还有一种“模仿”说，认为文学艺术是人类对于自然和自己生活的模仿。此说在西方也有很古老的历史，早在古希腊时期，德谟克利特就说：“在许多重要事情上，我们是模仿禽兽，作禽兽的小学生的。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中亦说：“摹仿出于我们的天性”，人最初的知识包括文学艺术都是从模仿得来。这些说法，也都有一定的道理，不可遽以为其谬妄。当然，模仿说与游戏说有些接近，因为许多游戏都出于对生活实践的模拟，从自然和生活中得到启发。
如果我们认可各种关于文学起源的学说，虽然大都不免存在这样那样的欠缺，但都有其一定的依据和道理，不可断然予以否定和抹杀，那么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就首先应当端正我们的立场和态度：不应当持过于褊狭的眼光和心理来看待此问题，应该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和理性的眼光，来兼采各说之长，以求得一种恰当的答案。至于要对特定的民族文学现象解释其“起源”问题，则还应当结合该民族的特殊历史发展状况，他们的特殊文化心理背景，考察期文学的实际发展进程，才能得出比较合乎实际的看法。而“开放”的观念，“理性”的态度，是对于文学史研究者的基本要求。鲁迅在这方面给我们作出了良好的榜样。
以上我们对鲁迅曾经发表过的关于文学起源问题上的一些观点，作了讨论。我想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鲁迅不同时期所持有的一些观点，几乎每一种都有学术上的合理性。由此可知，鲁迅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是清醒的理性立场。他没有因为自己信奉了某种世界观体系，就将一些合理的学术观念完全舍弃。他实际上对此作了调和，对那些“合理的学术观念”，即使与他当下的“世界观体系”不相符合，甚至存在冲突（如“宗教起源说”显然与唯物史观相冲突），他也有所保留，有所坚持。他不愿为了某种“世界观体系”和“主义”而牺牲掉一些符合科学和理性的思想观念和学术见解。至少在古代文学领域内是如此。不妨说，鲁迅之所以为鲁迅，就在于他在许多时候，都坚持以学者的理性为自己的基本思维方式。
鲁迅前期信仰进化论，后期信仰唯物史观。从这个角度说，可以认为他当时是一位“主义鲁迅”。但鲁迅毕生都是学者，他同时也是一位“学者鲁迅。”“主义鲁迅”始终与“学者鲁迅”共存，在某些场合，“主义鲁迅”甚至还要让位于“学者鲁迅”，这正是鲁迅与某些单纯的“主义”人物的不同之处。这是一种重大区别，影响到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态度和见解都会发生差异。由此我们也似乎可以悟出，鲁迅在20世纪三十年代，他已经是一位“主义鲁迅”；但他却在一系列问题上与同一信仰的另一些“主义”人物发生了分歧，甚至还有激烈的冲突。这里的原因是什么？我以为，他们各自文化成长背景的差异，知识结构的差异，还有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的不同认知，这是产生分歧和冲突的基本根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