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身科研，报效祖国
钱学森是为新中国的成长做出无可估量的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之中，影响最大、功勋最为卓著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是新中国留学归国人员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建设者之一，也是新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民科学家之一。他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荣获中国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自1958年4月起，钱学森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在思维科学领域，钱学森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创建思维科学技术部门，认为思维科学是处理意识与大脑、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的科学，推动思维科学研究是计算机技术革命的需要。他主张发展思维科学要同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工作结合起来，并将系统科学方法应用到思维科学的研究中，提出思维的系统观；此外，在人体科学、科学技术体系等方面，钱学森也做出了重要贡献。钱学森是人体生命科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
在钱学森心里，始终是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1949年，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时，当时担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的钱学森为祖国的新生备感高兴。他对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那时，钱学森已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夫人蒋英也在音乐界享有盛誉。但祖国的召唤使他们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一切优越条件。在美国生活的20年中，钱学森从没有买过一分钱的保险和股票，很多朋友对此不理解。他说：“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对钱学森来说，在美国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他都在做准备，都是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但那时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回国不容易，钱学森的专长又直接与美国国防有关。1950年8月，钱学森一家人准备离开美国，美国国防部通过海关扣留了他。之后，美国司法部签署了逮捕令，钱学森失去了自由。但钱学森没有屈服，一直在寻找回国的时机。
1954年5月，钱学森从海外华人报纸上看到一则报道，其中有他家的世交陈叔通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的消息。钱学森立即给陈叔通写了一封请求祖国帮助他回国的信，悄悄地寄了出去。陈叔通接到信的当天，就把信送交给周恩来总理。王炳南大使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与美方交涉。最终，钱学森五年归国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回国后，钱学森受命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在担任院长期间，他从研究应用力学、创立工程控制论到提出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从参加与研制“两弹一星”到晚年积极建设发展沙产业、草产业、林产业，一生始终把自己的科研和祖国的利益紧密联系。
钱学森是开创中国航天事业的先行者，他披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钱学森的一生，为我们书写了一篇伟大的爱国主义光辉诗章，树立起爱国主义最鲜亮的旗帜。
热爱自己的祖国、为国建功立业，钱老伟大的一生就是对其具体的诠释。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有人认为，宣传热爱祖国已经不合时宜了，甚至有人宣扬个人主义至上，只盯着自己的利益，把国家利益置之度外。这都是非常荒谬的。想当年，钱学森放弃了优越的条件远渡重洋，把个人利益甚至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历尽千难万苦回到祖国，选择了为祖国和人民的航天事业呕心沥血，倾尽了毕生的心力。这种高尚的情操，把为国立功、鞠躬尽瘁的中华传统美德发扬到了极致，这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邓稼先也是献身科研、报效祖国的科学家的一位杰出代表。
邓稼先被誉为献身核科学事业的两弹元勋，为了中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坚守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他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直到他死后，人们才了解到他的事迹。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刘杰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了，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妻子对此表示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他始终在中国武器制造的第一线，领导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国国防自卫武器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邓稼先在一次实验中，受到核辐射，身患直肠癌，于1986年不幸逝世，终年62岁。1999年，他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由于他对中国核科学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邓稼先被称为“两弹元勋”。
无论是钱学森还是邓稼先，还有许许多多的为了祖国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仁人志士，人民都会永远记住他们，祖国将永远记住他们。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把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作为一项行为准则，当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以对国家的神圣责任感做出必要的自我牺牲，维护祖国的最高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