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华文文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繁荣，有自身的原因和外部的条件，而后者对泰国华文文学更重要。1978年以来的六届泰国政府比较注意维护自己的民族利益，奉行了比较开明的内外政策；国内政治气候渐趋宽松，对文艺创作特别是对华文报刊的限制减少；1990年又废除了实行了22年的限制人民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十七条”，1992年3月又解除了限制华文教育的禁令，泰国渐渐出现了中文热。
泰国国内政策的这个变化和国际大环境以及中泰关系都有密切联系。
冷战之后，世界从两极渐渐走向多极。旧的秩序打破了，新的格局还未形成。世界经济趋向一体化，地区性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中泰间共同利益增多，两国关系日益密切，各方面的合作和交流达到了空前的规模。中国联合国席位的恢复，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在世界的影响，对外联系的增加又使中文在国际上的使用价值大大提高，这一切都给泰华文学的复兴和发展造成了比较适宜的外部环境。
从文学的自身因素看，泰国也需要华文文学。泰国现有6000多万人口，华人究竟有多少，历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精确的统计。据估计总数恐怕不下于500万；如果把有华人血统的都算上，总数大概在1000万。华人的子女虽然大多都已泰化，但懂得中文的成年人仍不是一个小数目，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在他们身上仍然是根深蒂固的，没有中华文化的精神食粮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这批人又可以说是泰国华文文学的创作者、需求者和推动者。另外，改革开放以后泰国又增加了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还有一批从事经济、贸易、文化、体育在泰国长驻或短期的居留者，以及不断增加的中国游客，这些人数量不可低估，而且绝大多数不识泰文，不会讲泰语，中文读物包括文学读物是他们阅读上的第一需要。
1983年泰华写作人协会成立，1990年改名为泰国华文作家协会。该协会以团结作家、反映泰华社会生活、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华文报纸《新中原报》《中华日报》《星暹日报》和《世界日报》和1994年创刊的《亚洲日报》都辟有文艺副刊。《亚洲日报》还出了柬埔寨版，把报刊发行到了柬、老、越三国。这些副刊，成了泰华文学作品的主要园地。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还在忧心忡忡地谈论泰华报纸的命运，认为终有一天它会绝种，因为懂中文的都已是白发人，掐死了华文教育，也就是掐死了中文。华文教育的复兴，给中文报刊事业注入了活力，也给泰华文学培养了新的读者和作家。泰华作协已有了第一批年轻的会员。
泰华文学的内外交流搞得也颇有成绩。过去的泰华文学圈子狭小，处于一种半封闭状态，华文作家不大关心泰文文学，泰文的读者更不知道有华文文学。其实，绝大多数的泰华作家是精通泰文的。现在，他们在创作的同时，也翻译和介绍泰文文学，在这方面做得最有成绩的是沈逸文先生，他在泰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出版的翻译作品已有十余本。其他人，如饶公桥、林牧、张望、小民、修朝、老羊、征夫、鲁纯等也在翻译上做出了成绩。与此同时，华文作家的作品也被译成了泰文，如20世纪60年代泰华著名的由8位作家合作写出的接龙小说《风雨耀华力》就被译成了泰文，而且拍成了电视剧播出。华文作家的作品也常被译载在著名的杂志上。这表明了泰国国内对华文文学的接纳和承认。这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是华裔泰文作家描写华人生活的作品所受到的重视和欢迎，远一点的如牡丹的长篇小说《泰国的来信》，友·布拉帕的《和阿公在一起》《排屋里的孩子》都是国家级的获奖作品。20世纪90年代这类纪实性文学作品更加走红，这至少反映了数目众多的华裔对自己文化的探求和对根的追寻。所有这些都证明了华人和泰人在精神上加强了沟通和联系。这对整个泰国文学的发展都是大有益处的。
泰华文学受着泰国社会生活的哺育，没有泰国，当然就没有泰华文学；但泰华作家又是华人，使用的是中文，因此他就无法割断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学传统的联系，二者的融合和统一，正是泰华文学兴旺发达的基础。正因为认识到这一点，泰华文学的对外交流特别是和母语文学的交流搞得很活跃，东盟国家华文作家间的交流通过“亚细安文艺营”的形式也有加强。这些使用同一语言创作的作家间的频繁接触、座谈和讨论，不但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谊，对双方的文学创作也都是一种促进。
泰华文学近年来在创作上所取得的成绩是令人瞩目的。散见于报纸副刊的作品不算，仅1988～1996年这9年的时间里泰华作家所出版的作品集就有七八十种，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都应该说是登上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度。这些作品大多富有激情，反映着作家对生活的独特感受；笔触伸向了社会的各个方面，说明泰华作家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捕捉力；笔调比较清新质朴，说明有一个健康良好的文风。大多数作家仍然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就当前泰华文学整体来说，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前进了一大步。
泰华的散文创作所取得的成就突出，这种体裁的作品数量较大，质量也较高。泰文文学的散文并不发达，并且把它混在短篇小说之中，没有形成独立的文体，泰华作家擅长散文有两个原因，一是受到了中国散文优秀传统的直接影响，二是散文的题材不拘，写起来比较自由，这就很适合于泰华作家商务繁忙、业余创作时间少的特点。泰华的散文佳作极多，像司马攻的《故乡的石狮子》《明月水中来》《荔枝奴》；梦莉的《李伯走了》《烟湖更添一段愁》《在月光下砌座小塔》；饶公桥的《祖母的微笑》《金鱼与乌龟》《人妖》；姚宗伟的《鸡啼天未晓》《小河之恋》；陈博文的《海忆》《雨声絮语》；白翎的《满载秀色满载情》《莲花·母亲》；年腊梅的《迷失的八哥》《花缘》；黄水遥的《琴与花朵》《话酒》；白云的《架起回乡的长桥》，白令海的田间野趣的系列散文等，都各具特色。其中有些篇章即使列入世界华文最优秀的散文之列，也是毫无愧色的。泰华名家的散文已形成自己独特风格。司马攻的散文清新隽永，回味深长，读他的散文就像嚼一枚有滋有味的橄榄。他的散文集《明月水中来》在海内外获得了一致的赞誉；梦莉是一位专写散文的女作家，读她的散文会想起“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的诗句，她的散文凄清婉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愁思，她的散文在中国8次获奖，她已出版两本散文集。饶公桥的散文质朴刚健，有一种深沉豪放的气势；姚宗伟的散文老道、洗练、明快，好像在和朋友话家常；白翎的散文感情浓烈，文思优美；黄水遥的散文自然脱俗……说散文自由，并不等于信手拈来，即成佳构。写好散文并不比其他体裁的作品容易。没有对生活的独特感受，没有深厚的艺术功力，是难以进入这个艺术殿堂的。
从数量上说，泰华的小说创作不如散文多，但也出现了不少有特色的作品。比如黎毅的短篇小说就有其独到的成就，他把故事型小说和生活型小说糅在一起，取二者之长，在注意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的同时，又增加了作品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在人物的塑造上神形兼备，语言上有很深的功夫。他的近作《瞬息风云》构思巧妙，起伏跌宕。作者设计了许多巧合，却奇而不谬，真实可信。去世不久的女作家年腊梅，也很擅长写短篇小说。她一生出了三部小说集，她的《春风吹在湄江上》是一篇回肠荡气的小说，作品“记录”了一代华人的悲欢离合，它的突出之处是不仅用历史的眼光透视了人物的心理，而且在人物命运的处理上不落窠臼，小说的细节描写、气氛烘托都有妙笔。饶公桥的《人与狗》是1988年《新中原报》举办的小说比赛一等奖的获奖作品，它主题鲜明，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艺术感染力。小说通篇以形象说话，在题材的选取和开掘，主题的提炼和升华都有独到之处。陈博文也是执着于小说创作的一位作家，他已出版了三部短篇小说集，他的《最后一击》洋溢着一种恢宏的气势，有一种壮美的风格。他用大刀阔斧的笔触塑造了一个拳台英雄，却没有把笔局限于拳台，从而写出了拳击场下的金钱交易以及由此产生的卑鄙龌龊，从而赋予了这篇作品以更大的社会意义。
1990年以来，泰华文坛又掀起了小小说热，出现了不少精品，取得成就最大的要首推司马攻，他在1992年就出版了小小说的集子《演员》，他的作品构思精巧，立意新颖，语言洗练，耐人寻味。司马攻还是泰华文学界小小说的倡导者，1996年在曼谷又主持召开了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对世界华文小小说的创作也有贡献。陈博文的《晚霞满天》小说集收录了24篇小小说，他的作品行文有色彩，情节有曲折，结尾不突兀。小小说的重要作家还有黎毅、刘扬、曾心、曾天等。小小说这种形式比较适合泰华的社会环境和发表园地，前景是相当广阔的。
总的来说，现时的泰华小说已冲破20世纪50年代的小说模式，正向多样化发展。但小说数量减产，高质量作品难寻，也是当前小说创作的突出问题。
泰华文学中变化最快的要算是诗歌了。中国台湾的现代派诗、中国大陆的朦胧诗都像在平静的水面投下一个石子，在泰华诗坛上激起过波澜，引起过争论和讨论。诗人们的意见虽不能一致，但讨论和争论的结果是深化了对诗的认识。文学本来不能整齐划一，所以诗也绝不可以“一统”。诗是最有个性的东西。现在的泰华诗坛可以说是百花齐放，但诗“向内转”似乎是一种趋势。泰华写诗的人颇多，有成绩的诗人也不少，如岭南人、姚宗伟、李少儒、饶公桥、张望、林牧、子帆、张燕、李经艺、曾天等。有的专写古诗，而且颇有成就；有的诗注重通达晓畅，有的注重意蕴；有的诗显得空灵，难懂一些；有的诗实在，追求的是情感；有的诗注重形式，有的诗则强调感情不受束缚；有的诗有韵，有的诗无韵。但应该说，这些诗的倾向大多数是好的。但泰华的新诗也和中国的新诗一样，仍然处在发展变化之中。诗应该有意境，有情致，有诗味，能把读者重新拉回到自己的身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杂文的创作成绩也不小。泰华作家许多人都写杂文，成绩突出的当属剑曹（司马攻）的《冷热集》和《踏影集》。从内容上说这两个集子是丰富多彩的，近200篇的小杂文写出了一个大世界。从艺术上说，这些文章也是杂文艺苑中的上品，它短小精粹、结构严谨、意蕴深邃、耐人思考、诙谐幽默、妙趣横生。陈博文的《畅言集》也有自己的特色，他把抒情和说理熔于一炉，对杂文的创作也颇有心得。此外姚宗伟、黎毅、胡惠南、老羊等人也都有杂文的佳作。
泰华文学已有80多年的历史，它像一棵小草，在大石的压迫下只能在缝隙中曲曲折折地生长。初期的泰华文学只能算是侨民文学，应该说是中国文学的一支。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华人的归化和作品内容的当地化，它已成为泰国文学的一部分。现在的泰华文学虽在走向繁荣，作家的创作热情很高，但也有隐忧。泰华文学的发展和繁荣首先取决于泰国国内的政治环境。在历史上它多次受到暴风雨的袭击，远的如抗日战争时期1958年以后，近的如1976年，严酷的政治气候几乎使它无法生存，将来如何，命运并非完全掌握在泰华作家手里，谁都不能未卜先知。其次，泰华文学的基础在于华文教育，这是培养作家、产生读者的先决条件。历史上华校最多时曾达到近400所，由于一再受到摧残和限制，20世纪90年代初仅剩下十几所而已，而且孩子学中文只能到小学四年级为止，学生既不能读，更不能写。现在泰国政府虽对华教开禁，但几十年的断层，要接上班，也不是短期内能做到的。目前泰国华人中间对中文在泰国的前途仍有悲观和乐观的两种看法，但不管什么看法也罢，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泰华文学要发展，要繁荣，还要克服巨大的困难，还要争取新的生存空间。
简而言之，泰国华文文学要繁荣必须有内外两个方面的支撑。首先是泰国国内对华文教育的政策，其次是中国经济实力、文化辐射力所能达到的程度。一种语言文字越来越“有用”，学的人会越来越少吗？有了蓬勃发展的华文教育，还愁华文没有读者和作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