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服归元化，三灵叶睿图。
如何本初辈，自取屈氂诛。
有甚当车泣，因劳下殿趋。
何成奏云物？直是灭萑苻。
证逮符书密，辞连性命俱。
竟缘尊汉相，不早辨胡雏。
鬼箓分朝部，军烽照上都。
敢云堪恸哭，未免怨洪炉。
丹陛犹敷奏，彤庭歘战争。
临危对卢植，始悔用庞萌。
御仗收前殿，凶徒剧背城。
苍黄五色棒，掩遏一阳生。
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
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
谁瞑銜冤目，宁吞欲绝声？
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
大和九年 (835) 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御紫宸殿，百官班定。李训等诈言大明宫左金吾院石榴树夜降甘露，诱使中尉仇士良等大宦官前往观看，同时布置兵力，企图一举消灭他们。不料事被发觉，宦官带禁兵五百人在皇城和外郭城大事搜捕杀掠，李训和宰相王涯、舒元舆等人被杀害，亲属株连。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甘露之变”。从此后七十年间，宦官一直掌握军政大权，直到唐末。
对于这样一次官僚士大夫对宦官的斗争，二十四岁的李商隐表明了鲜明的政治态度。他写下了 《有感二首》、《重有感》、《故番禺侯以赃罪致不辜事觉母者他日过其门》等一组政治诗，对李训等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讽刺感慨，对宦官专权妄为极表愤慨，对文宗昏愚软弱既愤又怜，对无辜遇难的朝臣吏卒、小贩平民深表痛惜。甘露之变已成了历史，但在李商隐的心中，诸多感触使他久久不能平静。《有感二首》自注云：“乙卯年 (835) 有感，丙辰年(836)诗成。”可见，二诗酝酿成诗，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把这样一件大事隐曲地概括在诗中，在当时朝野一片恐怖、道路以目的情况下，也是极为难得的。诗人按纳不住内心的激动，经过了反复的推敲，终于用五言排律这种宜于表现庄重、典雅内容的诗体，表现了“甘露之变”这一重大题材。
“九服”二句说，中国四境的藩属都归附于朝廷的德化，日月星三灵也附合皇帝的英明大略，人事、天象，帖然安顺。言外之意是说国家并无危亡之祸。“如何”二句一气贯注下来，说怎么袁绍之流，竟然象刘屈氂那样自取灭族呢？本初是袁绍的字。《后汉书·袁绍传》 载： 汉少帝刘辩光熹元年(189) ，大将军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事泄，何进反而被宦官所杀。袁绍勒兵入宫，捕捉宦官，无少长皆杀之。又《汉书》载： 汉武帝庶兄中山靖王之子刘屈氂，任左丞相，宦官郭穰告发他指使巫师诅咒武帝，勾结贰师将军李广利，欲立昌邑王为帝，被腰斩，妻、子枭首。诗中以“本初辈”比李训、郑注，言“屈氂诛”，指被宦官以谋反之罪而灭族，是说李训、郑注缺乏机谋，冒然行事，结果自取灭亡。“有甚” 二句是说，此举虽有过于爰盎当车，以使赵谈下车而泣之事，但结果却是使皇帝下殿趋避。《汉书·爰盎传》载： 汉文帝曾与宦者赵谈同乘一车，爰盎伏车前谏阻道：“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豪英……奈何与刀锯之余共载？”于是文帝令赵谈下，谈泣而下车。又《南史·梁武帝本纪》 记载： 大通年间，有童谣说：“荧惑(火星)入南斗，天子下殿走。”此指唐文宗被宦官挟持事。“何成”二句说，这哪是什么奏报夜降之瑞物甘露，简直是在宫中捕杀盗贼了。“萑苻(huan fu环扶)”：泽名。《左传·昭公二十年》：“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后世常谓盗贼为萑苻。“证逮” 二句转到事败以后，说宦官频频下令逮捕有同谋之嫌的朝官，只要词状稍有牵连，就一起赔上性命。“竟缘”二句说，李训虚有其表，不能及早察识象石勒那样奸邪的郑注。《汉书·王商传》载： 汉成帝时丞相王商身材高大，容貌过人。匈奴单于来朝，见商颇畏惧。成帝称叹说：“此真汉相矣。”李训也是“形貌魁梧，神情洒落…… (文宗) 以其言论纵横，谓其必能成事”(见《旧唐书·李训传》)，此以王商比李训。据《晋书·石勒载记》，石勒十四岁时行贩洛阳，倚啸上东门，王衍见而异之，顾谓左右：“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异志，恐将为天下之患。”派人前去收捕，石勒已离去。后来石勒成为“五胡乱华”时期前赵的君主。《旧唐书》称郑注“诡辨阴狡”、“挟邪市权”，此以石勒比郑注，指斥他怀有异志，险恶兆乱。“鬼箓” 二句说，这次事变使得朝臣半遭杀害，名列鬼箓，京师长安变成了战场。结二句说，我怎敢说这次事变可堪痛哭，但也未免不归怨于洪炉般的天地了。第一首诗斥责了李训的志大谋浅，狂燥误国；对“迫胁天子，下视宰相，凌暴朝士如草芥”( 《通鉴·文宗大和九年》)的宦官，表现了强烈的义愤，直斥他们滥杀无辜的罪行，极具胆略。
第二首上承前诗，所以一起就说殿前丹阶上群臣还在向皇帝陈奏，一下子宫廷却成了战场。“临危”二句说，文宗当晚召对了象卢植那样忠贞的令狐楚，才后悔错用了李、郑这种不可信任之臣。卢植，东汉末年人。《后汉书·卢植传》载： 何进谋诛宦官失败后，宦官劫持少帝逃往北宫，卢植手持兵器于半道中面斥宦官，宦官大为恐惧。后宦官又挟持少帝外逃，卢植连夜追杀宦官，夺回少帝。诗人以卢植比令狐楚。原注云：“是晚独召故相彭阳公入。”令孤楚曾为同平章事，封彭阳郡开国公，故称。《旧唐书》载： 训乱之夜，文宗召右仆射郑覃与令狐楚宿禁中，商量制敕。“庞萌，” 东汉初人，《后汉书·刘永传》载其为人逊顺，光武帝信爱之，后反叛，刘秀深悔错以他为社稷臣。诗人以庞萌比李、郑。“御仗”二句说，皇帝的仪仗刚从前殿进入内宫，凶恶的太监便在殿上滥杀起来。《通鉴》载，仇士良逃回殿上后，宦官用软舆载文宗北出。李训攀舆呼叫：“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宫！”被宦官拳击中胸仆地，与入宣政门，门随即关闭。“御仗收前殿” 即指此事。“背城”，《左传·成公二年》：“请收合余烬，背城借一。”诗意指宦官在殿上与李训等部下作殊死之搏斗。“苍黄”二句说，李训仓卒间想要象曹操那样以五色棒抑制宦官，反遭失败，把冬至时初生的阳气 (暗指唐王朝复兴的生机)也遏止住了。《三国志·魏志》载： 曹操任洛阳尉，造五色棒各十余枚，悬门左右，用以惩罚违禁者，曾杀掉了犯禁的宦官蹇硕的叔父。到此，对以上作一收束。“古有”二句说，古有所谓“清君侧”的事，今天也并不缺乏老成持重的人。《公羊传·定公十三年》： “此逐君侧之恶人。”“素心” 二句说，李训的本心忠于朝廷，没有异图，但此举太仓卒莽撞，不象样子。“谁瞑”二句说，衔冤含恨而死的人怎能瞑目，悲愤的未死者又怎甘心忍气吞声？以上四句，是诗人对甘露之变所作的一个总结。末二句说，近日听说皇帝又开宴庆寿，席间仍然演奏了王涯生前定的 《云韶乐》。这首诗除了直斥宦官为“凶徒”和责怪李训的鲁莽无谋外，主要讽刺了文宗的闇弱，叹其知悔已晚，悲其受制于人。
《有感二首》以甘露之变为题材，庄重、典雅，以议论出之，而字里行间每每透露出诗人忠愤激越之情，具有浓烈的抒情味，表现出李商隐诗歌的风格。“何成奏云物？直是灭萑苻”，诗人对宦官大事残杀，把大臣当作强盗一样消灭表现出强烈的激愤之情。同时深责李训谋事之浅薄：“竟缘尊汉相，不早辨胡雏”，感叹文宗闇于知人和李训虚有其表，以至于发生了甘露之变这样的惨案；特别是“敢云堪恸哭，未免怨洪炉”，青年诗人隐以贾谊自况，谓天下事有可堪痛哭者，而在当时一片恐怖的气氛下，连贾生之恸哭都不能，只好怨恨天地不公，好恶一起销熔。诗人愤懑抑郁之情在忍悲吞声中更显得强烈起来。这就是李商隐诗沉郁顿挫的风格。《蔡宽夫诗话》云：“王荆公晚年亦喜称义山诗，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而已。” 《何义门读书记》 称义山学杜而“顿挫曲折，有声有色，有情有味”，《有感二首》 充分体现出李诗沉郁顿挫这一风格。
另外，此诗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讽刺。诗人讽刺李训的志大谋浅，讽刺文宗的昏愚软弱，在亦讽亦慨中抒发自己的悲愤之情。如最后二句 “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在叙述了甘露之变之后，忽然一笔宕开，讲起日前皇帝寿宴的事来。文宗的寿宴中演奏的仍有王涯生前所定 《云韶乐》，而此时文宗受制于宦官，岂能开心作乐，而宦官还给他安排了自己无法挽救而无辜被杀的王涯所定的音乐，这不是大悲剧中的带滑稽性的插曲吗？这怎么能不引起人们诸多的感触呢？
对于甘露之变这一重大题材的描述，何焯说：“唐人论甘露事当以此为最，笔力亦全。”而盘注于诗中的激愤之情，张采田说：“二诗悲愤交集，直以议论出之，笔笔沉郁顿挫，波澜倍极深厚，属对又复精整，虽少陵无以远过，岂晚唐纤琐一派所能望其项背哉。”此论颇中肯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