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故事是民间故事中一个重要类别，最核心的情节是以巧妙的方式回答或解决问题、预测结果，并取得出人意料的效果，然而细细一想，其解决方法又是在情理之中的。它可以出现在求婚、断案、预测、打赌、解脱困境、应对考验以及日常生活的各种场合，因此，它可能存在于各种不同的类型故事与不同的母题中，比如：公主求婚故事、巧媳妇故事、恶作剧故事以及法官故事中等等。智慧故事是一个民族智慧的结晶，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智慧故事，但不同民族也会互相吸收彼此的智慧故事，从而丰富、充实、发展本民族的智慧。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中国汉族的智慧故事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化到生活化，从追求实用性到注重趣味性这样一个大致的发展历程，这其中佛教的输入对汉族智慧故事的丰富与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先秦时期，三晋地区的申不害等人特别强调“术”的重要，而这种思想又被韩非吸收，并加以充分发展。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介绍了君主为了了解管理臣下、判断案例而使用的种种权术与智巧，这些例子似乎可以视为智慧故事的萌芽。“术”的主要用处在于察奸，主要方法是“众端参观”“一听责下”，即用参验的方法，掌握真实情况，防止偏听偏信。其次还有“疑诏诡使”“挟知而问”“倒言反事”等手段，即下假命令，说假话，设置圈套，以诱惑获得真情等。如《韩非子·内储说上》所载：

韩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不诚。

这就是所谓“挟知而问”。类似方法还有西门豹佯亡车辖、周主索曲杖、子之佯见白马等种种事例。在各种御人之“术”中也包括了准确推断事物尤其是犯罪事实的智巧。在《韩非子》中，有许多根据犯罪动机来推断罪犯的记载，如《韩非子·内储说下》：

僖侯浴，汤中有砾，僖侯曰：“尚浴免，则有当代者乎？”左右对曰：“ 有。”僖侯曰：“召而来。”谯之曰：“何为置砾汤中？” 对曰：“尚浴免，则臣得代之，是以置砾汤中。”

“尚浴”是主管洗浴的官员，“谯”就是责备、申斥。类似例子还有昭僖侯智断窃种案、昭僖侯智断生肝案等等。韩昭侯可以视之为一个智慧人物，很多权术与智巧之术都附会在他身上，使他成为此类传说的一个箭垛式人物。

众所周知，《韓非子》中的《说林》与内外《储说》等，很多都是作者搜集的民间故事，以备写作时作为例证使用的。所以，以上所说的这些事迹，大部分并不是历史事实，而是民间故事。

这一时期作为中国智慧故事的萌芽期，具有很明显的特点，首先是政治化。由于三晋法家重视的“术”，基本上就是“君主南面之术”，所以在这些智术中表现的智慧，都是政治智慧。因此，这些故事的内容集中在政治一个方面，而出现在故事中的人物也基本上都是政治人物。其次是实用性，韩非设计并讲述的种种智巧都是为了在现实政治中付诸实践的，具有很强的功利性与实用性。

两汉时期，中国的智慧故事在内容与形式上均有所发展。首先是先秦时期的政治性智慧故事进一步丰富，智谋断案故事有新的内容。《论衡》卷十《非韩篇》第二十九载：

郑子产晨出，过东匠之宫，闻妇人之哭也，抚其仆之手而听之。有间，使吏执而问之;手杀其夫者也。翼日，其仆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子产曰：“其声不恸。凡人于其所亲爱也，知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惧，是以知其有奸也。”

在胡应麟所辑的《搜神记》卷十一中，同样的故事被附会为严遵做扬州刺史时所为。这个故事在《艺文类聚》卷九七、《太平御览》卷二五八，《太平广记》卷一七一都说出自于《益都耆旧传》。据《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记载，严遵严君平是成都人，以卜筮为业，这一身份很可能被家乡人神化为一智慧人物。这种变异性表明这可能就是一个民间故事，而非历史事实。

由于东汉以后佛教的大规模传入，来自于异域的民间智慧故事为中国的政治智慧增添了丰富的养料，这一时期，出现了更为典型的智谋断案故事。据《意林》引《风俗通》载：

颖川有富室，兄弟同居，两妇皆怀任，数月，长妇胎伤，因闭匿之;产期至，同到乳舍，弟妇生男，夜因盗取之，争讼三年，州郡不能决。丞相黄霸出坐殿前，令卒抱儿，去两妇各十余步，叱妇曰：“自往取之。”长妇抱持甚急，儿大啼叫;弟妇恐伤害之，因乃放与，而心甚自凄怆，长妇甚喜。霸曰：“此弟妇子也！”责问大妇，乃伏。

此事今本《风俗通义》不载，但除了《意林》之外，又见于《北堂书抄》卷四四、《太平御览》卷三六一、六三九所引，都说出自《风俗通》。众所周知，此一故事属于一个印度民间智慧故事。《贤愚经》卷十一《檀腻羁品》第四六载：

二母人共诤一儿，诣王相言。时王明黠，语二母言：‘今唯一儿……听汝二人，各挽一手，谁能得者，即是其儿。’非其母者，于儿无慈，尽力顿牵，不恐伤损;所生母者，于儿慈深，随从爱护，不忍拽挽。王鉴真伪。

在《本生经》第542个故事“大隧道本生”（Mahosadha Ja-taka， 又译“巨草本生”）中也有类似记载。实际上，这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流播的智慧故事。《摩奴法典》中有，《旧约》上也有。据《旧约全书·列王记》记载，两个妓女同时在一屋中生了儿子，其中一个孩子死了，两人都声称活着的那个孩子是自己的。所罗门命令左右将刀拿来，说：“将活的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这一人，一半给那一人。”其中一个妓女说：“哦，天阿，将那活的孩子给她吧;千万不可杀死他。”另一个妇人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将他劈了吧。”所罗门据此断了案。在AT分类法中，此一故事属于母题J1171.1“所罗门判案：分孩子”。

《意林》引《风俗通义》尚载一事：

临淮有一人，持一匹缣到市卖之，道遇雨而披戴，后人共求庇荫，因与一头之地;雨霁，当别，因共争斗，各云：“我缣。”诣府自言，太守丞相薛宣劾实，两人莫肯首服，宣曰：“缣直数百钱耳，何足纷纷，自致县。”呼骑吏中断缣，各与半;使追听之。后人曰：“受恩。”前撮之。缣主称冤不已。宣曰：“然。固知当尔也。”因结责之，具服，俾悉还本主。

此事今本《风俗通义》不载，见于《白孔六贴》卷四五，《太平御览》卷四九六、六三九、八一八所引。像这样的情节在《本生经·大隧道本生》及其他印度智慧故事中有两人争牛、争项圈、争棉线、争妻子等，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外乎两种，一是要争执双方说出只有主人才知道的某个细节以判断归属;第二是观察所有者与所有物之间存在的感情关系来判断真正的主人。

类似故事在中国的产生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民间将印度故事本土化，本土化的途径就是将人物改变成中国的知名人物。在以上这两个故事中，主角分别是黄霸与薛宣这两个著名的能吏。由于故事与现实生活非常接近，所以，到后世就很难区分究竟是史实还是民间故事了;也由于这些案例在全世界具有普遍性，因此，人物的本土化基本上就是整个故事的本土化。

第二种可能是中国官员接受了来自于民间的智慧并运用于实际断案，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故事而是真实的历史。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篇》中列举了很多的例证，如《魏书》卷六六《李崇传》载：

寿春县人苟泰有子三岁，遇贼亡失，数年不知所在。后见在同县人赵奉伯家，泰以状告。各言己子，并有邻证，郡县不能断。崇曰：“此易知耳。”令二父与儿各在别处，禁经数旬，然后遣人告之曰：“君儿遇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荀泰闻即号咷，悲不自胜;奉伯咨嗟而已，殊无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儿还泰，诘奉伯诈状。奉伯乃款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认之。”

这一事件应该是在民间智慧基础上产生的真实的历史事件。《新五代史》卷五一《安重荣传》记载：有夫妇状告其子不孝，安重荣拔剑授其父，让他自己将逆子杀死，其父哭着说：“不忍心”，其母从傍诟骂，自己抢过剑来追杀。一问，才知道是继母。安重荣喝叱其母，后来又将这位继母射杀。

这些断案方法都极其类似，这些案例都被收入五代时和凝编集的《疑狱集》和宋朝人郑克编集的《折狱龟鉴》中。到了元朝，李行道创作的《灰阑记》成为此一类型故事的名剧，反过来影响了国外的戏剧创作。这是个舶来品经过加工后转输出口的个案，确实值得充分研究。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