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左联”从一开始就重视这一工作，为此成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从1930年至1934年间，革命文艺界曾就文艺大众化问题进行过三次讨论。

第一次讨论是在1930年春。当时《大众文艺》组织了“大众文艺座谈会”，刊载了讨论大众化的文章和座谈会记录，《拓荒者》和《艺术》等刊物也发表了有关论文。参与发表文章和意见的有鲁迅、郭沫若、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郑伯奇等人。这次讨论的中心侧重于大众化的形式问题，即如何写出“能使大众理解”的作品。鲁迅在《文艺的大众化》中认为，“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但他也同时指出，真正实现文艺的大众化，还“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他深刻认识到了文艺大众化的关键在于有政治的条件。

第二次讨论从1931年冬至1932年。1931年11月，“左联”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强调“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路线”，“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一决议成为这次讨论的先声。参加这次讨论的有瞿秋白、冯雪峰、茅盾、周扬、郑伯奇、田汉等人，他们的讨论文章主要发表在《文学》、《文学月报》、《北斗》、《文学导报》等刊物上。这次讨论的问题仍然着重于形式方面。瞿秋白在《大众文艺的问题》中提出了利用“旧形式”创作容易为大众接受的通俗文艺问题；周扬在《关于文学大众化》中提出采用“报告文学，群众朗读剧等”“国际普罗文学的新的大众形式”的意见。同时还讨论了语言的通俗化问题。

第三次讨论是1934年。这次讨论分两个过程。这年春夏，重新展开了文学新旧形式问题的讨论。关于旧形式的利用问题，鲁迅在《论“旧形式的采用”》中指出：“旧形式的采用，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就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正确地阐明了如何利用旧形式问题。这次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文言——白话——大众语”的论争。这年5月，复古派汪懋祖等人重提“文言复兴”，主张中小学恢复文言和读经。于是又展开了一场“文言”、“白话”的争论，这一争论很快又转为“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的讨论。瞿秋白、鲁迅、陈望道等人都积极参与讨论。鲁迅的《门外文谈》是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他把文艺大众化、大众语、文字拉丁化统一起来考虑，指出“倘要中国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须提倡大众语，大众文，而且书法更必须拉丁化”。瞿秋白也对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发表过许多有益的见解，并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在大众文艺的实践上，他和鲁迅等人都写过一些通俗歌谣。

三十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是中国新文学在和群众结合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对大众化的途径和方法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为后来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彻底解决，打下了基础。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许多提倡者自身的思想局限，文艺大众化问题无法真正解决；而且几次讨论也限于文艺形式和一些理论问题的初步探索，至于文艺大众化的根本问题还没有很好涉及。